其实，这些人的惊讶并不是没有道理。除了男孩的年纪小，更因时局动荡、走私猖獗，利用小孩当走私工具的事件时有所闻。民间耳语不断，说是曾经有走私客先把偷来的孩子毒死，再将毒品放入孩子的腹中，等到了台湾港口遇上日本兵盘查，便作态抱起包裹在棉布里的孩子，轻轻拍哄，假装孩子正在睡觉。更骇人听闻的是，曾有走私客拍打孩子之后，孩子的屁股竟滲出血水，残忍的状况让人不忍卒睹。
这样的时代，只要孩子走丢了，父母多半有凶多吉少的心理准备。而他，一个八岁大的孩子，竟敢只身飘洋过海！
但男孩无疑是一只不畏虎的初生之犊。身旁的大人还在议论纷纷，他的思绪已沿着海面上闪闪发亮的波光，飘回上海的街道。那些随风飘扬的红白日本国旗，那些高楼大厦，那些打扮入时的上海人，还有高鼻子、蓝眼睛、金头发的外国人……一个多月来在上海看到的奇特事物，像倒带一样一幕幕回到脑海中。他心想：“回到台湾之后，我一定要告诉阿娘，我坐过两层的电车。还有，阿兄真才情，北京话、上海话说得真是轮转。”
天色渐渐暗下来，晚风吹过甲板，男孩的衣衫飞了起来，好奇心也跟着长了翅膀。看着准备到台湾卖布的唐山”人蹲坐一旁，无所事事地玩着三尺长的布尺，男孩想起老一辈曾说，在台湾和唐山间航行的船只都会在船上养一只猴子，乘客登船前得先放猴子上船。如果猴子乐意上船，表示此趟行程将会一帆风顺；倘使猴子不愿意登船，便表示会有不测风云，航行就得取消，乘客们为了生命安全自然也都愿意配合。他来回跑着，一会儿船头。一会儿船尾，四处找着传说中的猴子，果然，在船舱的一个笼子里，一只瞪着大眼的小猴子也好奇地朝他望着。咚！咚！咚！突然，船员敲锅大喊：“开饭了！开饭了！”男孩欢喜得不得了，吃过饭，离台湾就更近一点了，因为阿兄讲过：“吃过两顿饭，就可以倒返去鸡笼（即今台湾基隆）。”他不等照应的乘客招呼，赶紧排队盛饭，甚至还机灵地帮其他乘客也打好饭。男孩端着碗筷，蹲在甲板的人群中扒完饭，没一会儿，星星亮了，夜晚的海面静得只剩下轮船噗噗作响的马达声。无处打发时间的乘客们早早就寝，或坐或卧，在船舱里休息。男孩枕着布巾包、蜷着身子，随着海浪波动的韵律慢慢摇晃进梦乡，睡梦中出现的是新庄老家的三合院，还有从莺歌驶向新庄的火车，那火车正用力吐着黑烟，吃重地沿着铁轨爬上山坡……其实，以他的年龄，说“乡愁”似乎还略微有些沉重，然而这一路上，对家和亲人的思念却犹如一条小蛇吐着信子，时时舔舐着他的心脏，有一点心酸，更多的则是早日回到家中的殷切。
第二天天光才露出一点点白，船舱已满是嘈杂的人声。第二顿饭的时间来了吗？是不是快到台湾了呢？“不！船票是不含早餐的。”其他的乘客这么告诉他。男孩有些失望。什么时候才会吃第二顿饭呢？什么时候才会到台湾呢？每五分钟，他就会问自己一次同样的问题。持续的等待，让时间开始变得漫长，海上的景象也开始变得枯燥。又过了许久，午饭时间终于到了，囫囵吞枣吃过午饭，男孩便不离手地抱着布巾包，随时等候靠岸时刻的来临。总算已经可以看见港口的时候，照应他的男人开口了：“囝仔！等一下谁来接你？”
男孩摇摇头：“我会自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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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时，他回头看了看山边的云，慢慢地对我说：“这是艾斯尼当年自己挑的地方，可以看到山看到海，今天这么多人来看他，“他一定很开心。”我心想，是啊！听了那么多关于艾斯尼的故事，今天终于见到他了，我也有种见到久违老友的兴奋。
其实，我是个特别胆怯的人。童年时期上学途中会经过一片坟墓区，虽说有村子其他小学生一同排队行走，虽说隔着几十公尺的柏油路，但乡间路旁的木麻黄树似乎格外阴森吓人，尤其冬天清晨罩着一层雾气，那份湿冷和恐惧总逼得我和队友不自觉快速通过。
走进墓园，很容易勾起我来自童年的恐惧。但这几年，我仍要陪简伯伯送二盆圣诞红和二条俄国圣诞糕到北投稻江路山顶的艾斯尼墓地。
害怕啊，我没有一次不害怕！尤其是上山途中，那群流浪狗（抑或是守墓人养的狗）一拥而上，我常常心底发毛，却又要故作镇定地搀扶着简伯伯。尽管如此，我始终无法让简伯伯独自前往，让他以伞为杖一步步爬上山去看看艾斯尼。
但我一定是不够坚定，才会在一回下坡时扭伤脚踝。隔日，简伯伯来电问地址，说要送东西过来。推辞再三，他还是和简妈坐着出租车绕过一座城市来了，手上拿着一大罐亲友自制的黑膏药，说那是专门治疗跌打损伤的妙方。
也还记得，我们许多的访谈是在医院完成的。
每周五下午一次，一次两三个钟头。如此的访谈进行了几次。突然接到电话通知，简伯伯病了，住进医院了。隔两天与出版社人员前往探视，病榻上的简伯伯无法动弹，却依旧一派云淡风轻一一“现在这样，我只能任人摆布了。”
又隔了十多天，听说他已经转院了。决定再度前往探视，传达暂搁访谈计划的想法，好让他安心养病，不料进到病房却发现他已能坐起，神清气爽，看起来不像刚动过手术。“开刀后一切都好吗？”他有几分得意：“后来我没有开刀，靠自己复健慢慢恢复了，连医师也不敢相信。”
果然，他已能缓缓进行抬腿运动，完全不像两个星期前的无法动弹。我试探：
“那……我们的访谈呢？要不要先暂停？”老人家不甘示弱：“没有影响，反正我现在只能躺在这儿，多的是时间。”
2010年9月，静惠通知我“爸爸在加护病房”。我心头一震，赶至医院换上消毒服，怯步走进加护病房。只见简伯伯身上插满管子，却努力挤出笑。我示意他不要动，他却用手指在我的手心上画着写着。出了病房，我才知道简伯伯和女儿静惠、外孙柏雄、柏毅一同前往莫斯科游览十多天。返台隔几天，简伯伯竟因休克被送往台大医院急救。
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家，能从鬼门关抢回命真是万幸。但又隔两个月，简伯伯已能坐在明星咖啡厅二楼的老位置谈笑风生。他说，去莫斯科时哈巧遇上当地森林大火，空气质量很差，医生判断他的病情与此有关，但终究找不到真正原因。
他问我，是不是到过医院看过他。我点点头，两次。他笑了，不记得。我也笑，没再去追问他当时在我手心写着的是甚么。离开时，他很坚持自己下楼梯不要搀扶。那一刻，我突然有种错觉，眼前坐的不是一个刚从加护病房出来的老人，而是当年那个只身从上海坐船回台湾的孩子，也是那个自己想办法作面包和蛋糕的年轻人。再大的难题，总能如此从容，不管是八岁、三十岁，还是七八十岁。
我也没有忘记因为书写这本书而获得的关照。访谈作家，是进行此书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机缘巧合，有荣幸与陈若曦、季季、尉天骢等人会面，进一步了解他们眼中的明星；也特地前往尉天骢教授位于政大的住处，向他请教《文学季刊》的始末与明星的渊源，蒙他不吝赐教当时的台湾文学发展背景。
后来，又承蒙黄春明老师拨冗自宜兰返回台北，有了一次轻松的餐叙。听得出来，黄老师对简伯伯和明星至今仍相当感念。“明星在那个时代，就像文化林木中的一棵乔木，它庇荫过许多作家和艺文界人士。我就栖息在明星下蛋的，如果没有那里的空间、桌椅和更重要的人情，可能就写不出东西来。”他说。
然而，对于作家们的感谢，简伯伯最常有的回应就是：“这没什么。”其实这也是访谈过程中，最让我觉得困难的部分。我所认识的简伯伯，是一个四海却不江湖的人，无论是谁，无论贫富，他都能像朋友般以礼对待。他的性格里头有一个东方的仕绅，还有一个西方的绅士。然而，他却又太淡然了，淡然到让我有时会找不到书写的着力点。
我试图下猛药：“简伯伯，透露一点作家在明星发生过的风花雪月吧？”他很坚持地
回道：“这不是我应该说的，一个老板怎么可以去窥探客人的私事，就算真知道，也不应该说，那是一个老板对客人应有的尊重。”
八岁只身从上海坐船赴台，抗战时收留台湾逃兵：十七八岁时认识了一个俄国人，在他的牵线下，从美国飞虎队那里赚得第一桶金；冷战期间，合开咖啡馆的俄国人纷纷离台，他独自顶下铺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作家陆续在这里写作，在这里收获文学硕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种种压力关门歇业：二十一世纪初，因为明星咖啡馆不可忽视的价值，再重燃开张斗志。
《明星咖啡馆》由简锦锥口述，谢祝芬撰写。
由简锦锥口述，谢祝芬撰写《明星咖啡馆》讲述了中国台北文化地标之一的“明星咖啡馆”的风雨历程和创始人简锦锥先生本人的人生经历。如果说明星咖啡馆是台北文化人的集体记忆、创作者酝酿创意的温床，那么《明星咖啡馆》一书就是中国台湾文学史的浓缩与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