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珪《启功评传(精)》讲述了综观启先生一生,他虽出身皇族,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但又生于衰败之家,自幼过着平民生活,本身的经历即有传奇的色彩和鲜明的历史印记。作为一位世纪老人、皇族子孙,他既经历过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剧变,也亲历过连绵的战乱,更长期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而不论什么时期,他始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一生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他既具有以家学为主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在这一环境中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可谓兼收新旧,统摄今古,是20世纪老学者的典型代表,而他又以杰出的成就成为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
《启功评传(精)》的作者赵仁珪,曾师从启功先生,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能较多地接触到启功先生,因而对启功先生的生平及先生在学术、艺术领域里的造诣,都颇为熟悉。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以启功先生坎坷人生为线索,探寻先生一生的巨大成就,描摹出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文博大家形象。
第一节 早岁已识世事艰
一、幼时孤露
1912年7月26日,启功先生诞生于北京市东城什锦花园胡同21号。这里是启先生曾祖溥良的宅第,占地近5000平方米,房屋140间,足见贵族出身的启先生刚降生时,家境还是很好的。
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清代皇族后裔,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雍正第五子名弘昼,与后来即位的乾隆皇帝弘历是异母弟兄,但比乾隆晚出生一个时辰。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
启先生家这支以雍正为第一代、和亲王为第二代往下数,以“永”“绵”“奕”“载”“溥”“毓”“恒”“启”为排序。“永”“绵”“奕”“载”是根据乾隆恭维太后的诗句“永绵奕载奉慈帏”而来的,意为以永久、绵长的美好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总之都是一些吉祥美好的字眼。而“溥”“毓”“恒”“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了。雍正这一支传至第七代有三人,次子名溥良,即启先生曾祖。按清制,宗室所封多为武衔,因此溥良被封为奉国将军。但按清制,爵位累降,溥良若袭此封爵,所领俸禄甚是微薄,实在难以养家糊口,为了生活,他必须另谋出路。仍按清制,有爵位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溥良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满右都御史、江苏学政、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等职,辛亥革命后退居河北易县终老。
溥良长子毓隆,即启先生祖父,同样也是通过科举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的,担任过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毓隆独子恒同,娶克昌独生女克连珍为妻,次年诞育一子,即启先生。
启先生家族世系可用下表表示:
启先生外祖家系可上溯至外高祖赛尚阿,外曾祖是赛尚阿第五子崇纲,崇纲的儿子克昌是启先生的外祖父。而崇纲有兄名崇熙,曾担任过新疆伊犁领队大臣,驻守过新疆西大门。清同治年间,新疆民族分裂者发动暴乱,为了祖国的统一,崇熙全家血洒疆场,牺牲在伊犁的惠远城。启先生外祖父一支因此成为这位绝嗣的曾伯祖的直接继承人。
虽然启先生系天潢贵胄,但他出生之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清帝也于当年逊位,中国正从帝制走向共和。其时国家动荡不已,而启先生一家也同样处于多事之秋。
对启先生家的第一个巨大打击是启先生父亲恒同于1913年7月因肺病去世,时年未满二十岁,启先生则刚满一周岁。由于恒同是独长子,本来承担着整个家庭未来生活的所有希望,因此他的突然去世,犹如家中的顶梁柱崩塌,让家庭陷入一片无望之中。这其中最绝望的是启先生的母亲。她在娘家时,父母死得早,不得不寄居在她三叔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结果转瞬间又丧失了。她首先想到的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启先生的祖父百般劝慰,可她哪里听得进去!无奈,老人只能如此哀求:“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最后,为了将启先生抚养成人,她不得不放弃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苦熬下去。恒同有一姐一妹,即启先生的大姑、二姑。大姑早已出嫁,二姑恒季华则在许配了人家之后,未及过门便因男方过世而守了“望门寡”。她后来索性终身不嫁,帮助启先生的母亲一起把启先生抚养大。
在恒同死后,启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当时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宅子的东院,恒同死在南屋,南屋西边有一个过道。恒同死后谁也不敢从那儿走,老用人要去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敲烟袋的声音,和恒同生前敲的声音一样。另据一老保姆说,恒同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打开过恒同的房间,发现恒同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老保姆吓坏了,那两个罐子本来可是盖得好好的!后来更蹊跷的是,启先生的五叔有一个奶妈,本来好好的,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恒同)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启先生的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不让她去。启先生的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找到奶妈说的地方,居然真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见此情景,跟着一同前往的人都惊得面面相觑。这些奇怪的现象不断发生,很能看出大家当时惶恐的心理,也正像《红楼梦》里所描写的有关情景,预示着一个大家族的衰败。(P10-1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史中,随着时世变迁、人事代谢,总有若干卓尔不群者脱颖而出,组成历史天空中万众瞩目的璀璨星座。就现当代而言,启功先生无疑是其中尤为耀眼的一颗星。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属正蓝旗,生于北京;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文物鉴定家、诗人、学者,也是资深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启功全集》(二十卷)。
放眼历史长河,像启功先生这样的文化领军人物并不多见。毫不夸张地说,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或日“间数世”之翘楚。前人评价赵孟烦,曾使用“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这样的词句,而启功先生的价值与影响,同样不限于当代以及中国本土,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作为文化大师,启先生在文化领域的独特创造与全面贡献令后来者仰之弥高。一般来说,一个人如能在文化领域中专精某一项,即足以成为名家。扁先生则不仅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超越同伦、直追前贤的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涉足众多学科,并在每一学科中都取得重量级的创获,达到顶级水平。尤为难得的是,启先生不但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以其过人的智慧将艺术学术化与学术艺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所谓“八面受敌,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博涉无碍”,此方足为大家。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启先生从小立志成为画家,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得众多名家之亲传。启先生的绘画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在此基础上,启先生对色彩的使用、画面的布局也有很多创新。令人痛惜的是,“反右”运动中,启先生在北京画院被划为“右派”,令他黯然封笔,直到“文革”后期才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世人心目中启先生的书名要远盖过其画名,与此关系甚大。20世纪70年代后,启先生书名日盛,直至如日中天,这主要得益于他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能自辟蹊径,独创“启体”之一格。“启体”深具文人的才情气质以及书卷的文化内涵,清新雅正,刚柔相济。总之,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启先生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赏心悦目。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标新立异、粗服乱头、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反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书画创作之外,启先生还是一位卓越的书法理论家,论述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越前代众多学者,许多创见,都已被奉为不刊之论。
启先生尝自称平生用力最勤者是书画鉴定,他将书画艺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书画领域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因此取得了一般鉴定家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有几个原因。一是经眼广。他自幼即饱览故宫书画馆的藏品,后一直从事与书画鉴定相关的工作,“文革”后又先后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计;而启先生天资聪颖,凡一经眼,即过目不忘。二是以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进行书画鉴定。先生对古代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着色以至笔墨特征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会创作却不懂理论,或懂些理论却不会创作。三是兼以学者的身份搞鉴定,即不仅能靠眼力,还能靠学力,从墨迹之外发现很多一般鉴定家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是将艺术学术化最典型的体现,也是他能居于当代鉴定大师前列的主要原因。
启先生的诗名与画名一样,常被书名所掩,但他绝对是当今古典诗词创作的巨擘。正如启先生的好友钟敬文先生所评:“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致元白》)从题材上看,启先生最擅长的是题画论书诗,以生病或其他坎坷经历为题且充满自我嘲讽的感怀诗,咏史怀古诗,论诗论词诗,亲友之间的投赠诗,以及充满现实关怀的抒情诗。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学问功底,深刻的史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聪颖的智慧与哲思,都在这些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能在当代诗词创作的大背景下,走出自己独具一格的、既能继承传统又能有所突破的创作之路。
在充分肯定启先生的书画艺术、诗词创作的文化价值时,更应强调的是启先生还是一位全能型的学者。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诸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等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杂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许。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四卷本的《启功丛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启功讲学录》及北京三联书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中的《清史稿》(与人合作)一书。他的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的《诗文声律论稿》、商务印书馆的《汉语现象论丛》等专著中。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中。他的敦煌学成就则主要体现在他与几位学者合作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中。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通过创作、著述等成一家之言的“立言”虽然足以不朽,但远非最高境界。“太上立德”。启先生之所以成为文化大师,是因为他在学术、艺术上达到极高造诣;而他之所以成为近乎人人乐道、愿意亲近的文化大师,则是因为他具有近乎完美的道德品格,极富感召力和亲和力。热爱他的人们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无完人,启老例外。”
因为时代及出身缘故,启先生一生历经诸多动荡起伏,但他以其过人的学识和智慧,早早将人生的荣辱穷达看透,既不汲汲于富贵,亦不戚戚于贫贱,而是以旷达的胸怀泰然处之,甚至以其特有的诙谐幽默对此加以调侃,在风趣中令人深思而起敬。启先生淡泊名利,自奉极薄,但待人极厚。对亲人,他侍母至孝,敬妻如宾,那些纪念母亲、妻子的诗词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为之堕泪;对师长,他敬爱有加,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和艺术为己任;对学生,他润物无声,以恩师的“励耘”精神教育他们,倾心栽培;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般的来访者,他以礼相待,立迎亲送;对为他服务过的司机、厨师、修理工等,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极力善待,亲近有加。
对社会,对国家,启先生同样怀有一颗赤诚之心。即使在仅为一介布衣之时,启先生也心系国家前途,及至后来身为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书协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之时,他更是积极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并多次到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访问,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堪称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而为了帮助贫困学子,他不顾年迈体弱,赶创一百多幅书画作品到香港地区义卖,将全部所得捐给学校,并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是以恩师陈老校长的书屋“励耘”来命名这笔基金。凡此种种,足见启先生对社会、国家尽心尽力的担当。
综观启先生一生,他虽出身皇族,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但又生于衰败之家,自幼过着平民生活,本身的经历即有传奇的色彩和鲜明的历史印记。作为一位世纪老人、皇族子孙,他既经历过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剧变,也亲历过连绵的战乱,更长期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而不论什么时期,他始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一生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他既具有以家学为主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在这一环境中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可谓兼收新旧,统摄今古,是20世纪老学者的典型代表,而他又以杰出的成就成为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因此,启先生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又有时代的特殊性,是20世纪文化现象中很有意义的个例。也正因为这样,为启先生做评传,不但可以系统地总结他的一生,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触及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影响所及,绝不仅限于当代,且必将泽被后世。
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时愈久,则思愈深,我想是应该再写些纪念文章的时候了。但思之愈深,则写之愈难,如果仅像以前那样,写些一般的文字,实在难以表达我无尽的思念之情与景仰之意。犹疑之际,恰有友人建议,何不写一本《启功评传》,全面评介一下一个全的启功、真的启功、活的启功?这真是一个好建议。二十多年来,我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课题,虽然帮助先生整理、注释过不少著作,写过数十篇文章,很多同仁也出版过《年谱》、传记或回忆性的著作,但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评传性的著作问世。为文化名人写评传,是当今学术界为研究他们而采取的流行而有效的方式,但多局限于古代名人,而对当代名人则很少涉足,这对研究像启先生这样的大名家来说确实是个空缺和遗憾。于是我慨然允诺,欣然命笔,积极投入写作之中。
要想写好此书,必须要阅读大量的材料。首先是启先生本人的有关著作。二十年来,为了做“启功研究”,我曾涉猎过启先生的大量著述,也曾自认为很熟悉、很理解这些著述了,以为这次重读,只需梳理一下,为“评传”的行文组织一下结构而已。但我大错而特错了,在重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启先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好文章,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读过?其涉猎的领域竟如此的广阔,见解竟如此的精辟,文字竟如此的精彩,真不能不令人常为之掩卷击节、惊叹不已!这种常读常新、久读弥新的阅读感受实在是太令人享受了!先生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次打开他的著作都会有新的收获,先生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我真的要感谢这次机遇,它让我重新回到先生执教的课堂上,回到先生治学的书几旁,如沐春风般地再次聆听到他的教诲,再次领略到他的风采。其次,还要阅读海量的、他人研究启先生的专著与文章。先生逝世时,近万人到他的灵堂去吊唁,近万人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鲜花如海,挽联如潮,报刊上正式发表的纪念文字当以百万计。一个文人能如此地“感动中国”,我曾称之为“启功现象”,这说明他不但在学术、艺术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也说明他在道德人品上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更难得的是这种现象绝非是昙花一现,十年来为纪念他而出版的研究集、论文集、专著仍保持着不减当年的热度,而且大有从“启功现象”发展为“启功学研究”的趋势。一个“区区”文人,能成为大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不断研究的对象,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不同凡响的文化价值。而这些纪念文章、研究论文确实有很多高明的见地,为本“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评传”在2016年年底终于交稿,预计在2017年7月26日启先生105年诞辰之前面世,我就仅以此书献给先生,算作对他的永久纪念。 然而我又深知,仅靠这一部评传作为纪念是远远不够的。我自恨才疏学浅,很难把启先生的道德文章全面深刻地传达给读者,更何况对先生很多深刻的学术观点我至今仍不甚了了。先生逝世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能空自感慨再也无处去找先生了。这次写作中仍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及时请教先生。如此看来,先生的很多宝贵遗产仍急需我们共同开发。诸如先生的鉴定学、诗学能得其真传者并不多,能真正弘扬光大者更少;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讲学录》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学术思想还未得到更深入的开发;先生何以能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其中的奥妙何在,还需深入地研究。如果把这些具体问题置于当代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就更能令人反思:当代还需要不需要培养像启先生这样的文化全才?如果需要,我们怎么才能在当代语境下培养出这样的全才?启先生去世时,曾有人感慨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现在如果方方面面都能从“启功现象”中得到启示,并能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学”——一种富有启功属性、启功特色的“专门之学”去加以研究,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使启功先生不但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那才是对他最好、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方方面面的有关人士和单位:
感谢启先生的世交好友傅熹年院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感谢启先生的高足之一李鹏博士全程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到某些章节的起草,再到图文的编辑配置,他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没有他的参与帮助,是很难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交稿付梓的。而他甘做“无名英雄”,一再谦辞署名,其高风亮节令我十分感动。
感谢北师大出皈社的资深编辑李强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图片。
感谢我的几位博士生为文稿做了辛勤的校对工作。
感谢北京出版社领导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对此书的高度重视及其付出的艰辛工作,他们对弘扬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感令我感佩。
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对此书的支持与资助,我将以最大的余热努力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切。
写、作俱佳。
——陈垣
贵胄天潢之后长处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叶恭绰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钟敬文
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黄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