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南召县李青店镇即现在的南召县城关区。当时县城在云阳。李青店距云阳约70华里，靠山临水，在伏牛山主峰的东南边，距主峰约五六十里。镇的东边有一条河叫黄洋河。镇子所处的地方是黄洋河冲积的小平原，是南阳北部山区中较大的镇子。
当地生产柞蚕丝绸，镇上有一些手工缫丝厂和丝织厂。我国产柞蚕丝的地方并不多，柞蚕丝绸是南召的经济支柱，也是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我们那里还盛产一种叫辛夷的药材，山漆、桐油等也是当地的特产。从我记事时，就知道这里的商业很发达。几百年来，大批晋陕商人来此经营，是南阳附近著名的商业城镇，至今还有一处晋陕会馆。 1916年1月我就出生在这里。我家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有良田千亩，还开有商铺。我的父亲叫袁作相，念过私塾，视野开阔，还到开封参加过省议会，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民国初年，士绅、官员、各路军队往来频繁，需要斡旋和开支很多，当地士绅就推举他当了区长。
父亲是独生子，继承了一份很大的家产。原配夫人生了两个女儿后去世了。我母亲余宗娥是续弦，嫁给父亲时只有十七岁，生下我们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妹妹比我小七八岁。
我出生在腊月，按当地的算法，转过年就是两岁，所以我六岁进小学时，实际才四岁。到学校念书像玩儿一样，有时同老师捉迷藏，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我就在下面学鸡叫，弄得哄堂大笑。大哥老实，读书也认真。二哥调皮，时常带着我们去玩。小的时候整天就是玩。
那年代军阀混战，土匪滋生。1921年秋的一天黎明，鲁山王老五、李克光率杆匪千余人，攻进李青店，把二哥和其他乡亲当作“肉票”带走了。后来我父亲花重金才把二哥和其他乡亲赎回来。
自从土匪把李青店攻破以后，镇里就不平静了。大约是1921年底，我们全家搬到南阳城里，租别人的房子住。房东住后院，我家住前院。院子坐东朝西，前院有南北两院，共约十来间房子。父亲由于受到刺激，到南阳后十分消沉，开始吸食大烟。每日同两种人交往：一是新派人物，一是旧派人物。这两派人物对我们的影响都不小。
1922年初我的几个哥哥进了南阳的中、小学，我进了住家附近的卧佛寺小学。我的第一任教师就是我家的房东。房东是个知识分子，经他介绍我父亲认识了他的妹夫周信，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此时在南阳中学任教。他们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通过周信，父亲又认识了董作宾，他是语言文字学家，后来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父亲托董作宾把我大哥带到北京念书，当时董在北京考古研究所工作，是个新派人物。
旧派人物中有一位申老先生，是私塾先生，是我舅舅的老师，南阳乡下人。父亲请他给我们兄弟做家庭教师，我们白天到洋学堂上课，晚上跟申老先生念四书五经。到三年级时，《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念完了，开始读《诗经》时，老先生病了。
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当过骑兵连连长。二舅做过吴佩孚军队中的旅长，北伐战争吴佩孚失败后，回到南阳。他们俩联合地方武装势力反对上面派来的镇守使。镇守使就派人抓他们，他们跑到山里去了。镇守使就把我父亲和姨夫抓到县衙软禁起来。个把月后，我父亲被放了出来，之后就更消沉了。同南召一个姓符的先生，整天在一起说古论今，天天谈论《左传》。当时我已读完了“四书”，很喜欢听他们谈话，特别爱听他们讲历史故事。
二年级下学期，我进入南阳第四小学，这是个模范小学。读完三年级上学期，由于我成绩好，学校让我升人四年级下学期。这时，南阳新成立了一所南都小学，就是现在的南阳第二中学。由当地有名人士张嘉谋创办，他是国会议员，曹锟贿选时给了他一笔钱，他用这笔钱回家乡办了这所小学。这所新办小学很有吸引力。当时我三哥高小一年级肄业，大哥就让三哥和我一起考南都小学。结果，我们俩人都考上了。
开始时的校长姓阎，是北师大的学生，继任校长叫李益闻，是淮阳师范毕业后到学校任教的。我酷爱文学，对数学不太用功。第一学期的考试，数学得了零分。第二天上学又迟到了，一到课堂，老师就点我的名，挨了几教鞭，被当堂训斥了一顿。从此，我开始对数学用功了。后来考大学时，我报考的是物理系，可是我的数学分数比较好，负责新生报到的老师建议我进数学系。从高小开始，我就看了大量的小说。当时上海的书店有一种小小说，即把历史上的小故事摘出来，印成小册子，就像后来吴晗写的历史故事那样。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虽然当时河南是北洋军阀统治，但学校老师还是给学生讲辛亥革命，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讲“五卅惨案”。记得“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南阳，南阳立即掀起了游行抗议活动，我们都愤怒地走上了街头。这些事件对我影响很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6年初，南阳城也不平静了，我家更遭不幸。先是传说鲁山北面的土匪要攻南阳，大哥和大嫂带着三哥和我，到他岳母家躲避。后来，樊钟秀的军队（是一支由河南逃荒到陕北黄龙山区的人组成的部队，被孙中山称为“建国豫军”）参加北伐，包围南阳，向吴佩孚的驻军发起进攻。大哥、大嫂陪伴母亲回到南召，南阳城中留下父亲、二哥、三哥和我。围城三天，每天向城中打炮，躲也没处躲，藏也无处藏。一天晚上，部队攻进城时，父亲正在抽烟，点了个灯，进城的士兵见灯就开枪，正打中父亲的胸部，来不及抢救就去世了。这样一来，南阳住不成了，母亲和我们兄弟都回到了南召。
这年夏天我高小毕业，在家乡待了两年，没有别的事，每天就是看小说。家中不仅有四书五经，还有大量的历史小说，像《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等。我读书兴趣很浓，有时吃饭时还得母亲三番五次地叫，甚至母亲不得不把书本夺走。父亲去世后，母亲要管这么大一个家，心情一直不好。母亲不识字，但平素喜欢看旧戏，当时我们家乡有越调戏和梆子戏，闲时她还让我给她讲历史故事。
大哥看我们整天没事做，就让我们去念私塾，学习古文和尺牍。半年后，又让我们一起补习功课，准备考中学。老师也鼓励我们写作，办了一个小报，叫《星期之花》，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我写的文章。
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宋公权，是书法家，因为他崇拜唐代的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以改名叫公权。我大哥很敬重他，经常同他谈论写字。在我的卧室里挂有一条横幅，就是由宋先生书写的诸葛亮的《隆中对》。我过去学古文时没有学过《隆中对》，这下可以天天读了。回想起来，那些年虽没有进中学，但读书的兴趣却十分浓厚，收获也不小。（P2-4）
从第一线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一天到晚还是忙忙碌碌。家里的人也一再提意见：“你少干一点吧！”整个这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都坚持看中央、国务院文件，看发改委（计委）、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贸委（已撤销）的文件或资料，看报纸和参考资料。我订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这些报刊每天必看，还有《北京晚报》《文摘报》以及《中国企业报》和家乡的报纸。另外各地和企业赠送的报刊曾达到近200份，我也要选择看一些。主要是让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无论如何不能落伍。在人民大学1986年春节干部聚会的时候，我念了一首自己写的《七十自勉》。那首诗中写道：“思想勿离退，始终须如一。”这也是我退下来后对自己的要求。
上世纪90年代，我的事情比较多，日程排得相当紧，主要是研究和推动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探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我把它当成自己余生的事业。那时我还担任着中企联和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我先后到过上海、江西、河南、云南、浙江、山东、辽宁、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内蒙古、四川、福建等地调研考察，召开了几十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和企业党委书记座谈会，参加中企联、政研会和人民大学的活动，还经常参加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只要通知我，都尽量参加，目的是和企业的同志多接触。企联的活动比较多，厂长（经理）座谈会，原来想一个月开一次，后来一个季度开一次；当时还想一个星期参观一个工厂，后来没做到；政研会的活动、人民大学的活动、发改委的活动、各种专业会议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排得满满的。
1990年7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勤政殿亲自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调整经济结构和增强企业活力”问题。我说：“调整经济结构有三条，一条是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第二条是发挥市场调节的功能，第三条是大力推行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国家计委几个老同志都参加了，宋劭文散会后，跟我招招手，说：“老袁，你讲这几条我都同意。”
1991年4月，这是我离开家乡51年后第一次回去，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祭悼李益闻老师，祭悼当年和我一起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战友。
外事活动方面，主要是接待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宾，参加一些外事会议、活动等，包括到日本、韩国、瑞士、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开会和访问。1992年出访的时间长一些，两次访问日本，一次是6月29日至7月5日，这是竹下登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新老校长去访问，我和黄达一起去的。1996年11月，应国际劳工局、法国雇主协会和荷兰雇主组织的邀请，到瑞士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和到法国、荷兰访问。刚到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听说我来了，特意推迟去开罗开会的时问宴请我。论坛的马托女士问我：“你16年以前来过，今天又到日内瓦了，日内瓦有什么变化？”我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变化，跟那时一模一样，甚至连新的建筑都不多。她说：“这就是我们福利政策的结果，工人失业以后生活福利待遇照样都很高，所以我们的经济不用发展。”她还说：“日内瓦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人口不仅没有增加，而且有所减少，到中国去一看，一年一个样。”我说：“我们是处于发展中，还没有到发达阶段，到发达阶段了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她说：“那可要注意。”她的话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又到法国访问，法国雇主协会真正是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政府要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凡涉及企业的权益，首先通过雇主协会征求企业意见。雇主协会收集企业意见，有时开个会，有时连会都不开，把意见收集起来，向政府提出。我们与法国经济财政部的座谈，也使我有很深的感受。法国经济财政部是负责管国有资产的。国有化也好，私有化也好，具体操作都在它那里。他们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中国经济形势大好得益于政治稳定，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法国的困境是政治不稳定，今天左派上台，明天右派上台，一个将军一个令，让他们无所适从。他说中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你们可能体会不深刻。法国人对此有深刻体会。第二条意见是，左派政党上台就搞国有化，右派政党上台就搞私有化。戴高乐搞国有化，希拉克把国有化的程度降低到15%～20%。具体操作都是这个部，都是这些人，因为实行公务员制度，政治家可以变换，但公务员一直保留下来。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办得好坏不决定于所有制，国有化有破产的，私有化也有破产的。他们说：“去年一年，法国的企业破产了5.65万个，今年要超过6万个。”法国是多次折腾，最后总结出这么一条经验。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第三条意见是，人民福利要注意，只能够逐步改善，不能提高太快。因为福利只能提上来，不能降下去。现在法国政府就作难了。朱佩政府一上台就要从这方面开刀，于是工人马上罢工，人民不满。他们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发展，人民生活正在提高，福利制度正在建立，要特别注意不能与法国攀比。法国就是与北欧攀比，吃了这个亏。他们还说北欧的经济已经上不去了，欧洲包括德国在内，福利都相当高。联想到前些年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我想其根源与他们的福利制度是有关系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但欧洲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我们一定要吸取。出国参观考察有好处，当然年纪大了，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少出为好。
上世纪90年代，我仍在不断地思考着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关注着党和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方针政策，并多次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争取为党和国家多献计献策，为企业改革摇旗呐喊。在我80周岁时写了《八十述怀》，以表达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对中国命运的关切。
盛世风光满眼新，耄耋之年几度春。
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
征途险阻鼓剩勇，正气张弛系念深。
岁月不居廉颇老，宜将清白贻子孙。
新世纪到来之后，由于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能站在旁边助威了。但我还是不断勉励自己，要看点文件，多知道一些信息，多增长点知识，在可能的条件下多贡献一点余热，同时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晚节。在我90岁生日时，许多当年的老战友、老同事前来祝贺。我很感慨，又写了《九十自嘲》勉励自己。
人生九十古来稀，而今百岁亦可期。
步履蹒跚身犹健，耳目昏聩志不移。
思路常新免痴呆，实事求是勿自欺。
喜见神州正崛起，再披彩霞作征衣。
人年龄大了，保持身体的健康、心态的平和和生活的规律十分重要，一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二是不给国家和家庭增添负担。多年来我还保持着一直以来读文件、读书、读报的习惯。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宝华文集》，一共10卷，收录了我几十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物资管理、企业管理、工业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管理干部教育、职工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讲话，以及访谈、诗词等。我开始不同意他们编辑这个文集，总感到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写的，时过境迁，一些文字可能对现在还有一些意义，一些文字则可能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大家认为对于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还是有帮助的。我也就勉强同意了。这个文集由朱镕基同志作序，李岚清、王忠禹、陈锦华同志担任编辑委员会名誉主任，徐绍史同志担任主任。2015年5月23日，在朱镕基同志的倡议下，过去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召开了“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朱镕基、马凯、顾秀莲、陈锦华、王忠禹等同志和许多老朋友出席了座谈会。朱镕基、马凯、顾秀莲、王忠禹等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开会之前，习近平同志委托办公室的同志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对我百岁生日和文集出版表示祝贺，使我很感动，感谢他们的关心。
2015年1月，我年满100岁，吟诵了几句凑成《百年谣》，记录了我的心情，也送给大家一起分享。
百度诞辰盛世逢，百年风雨历征程。
百般艰险费攀登，百事顺遂赖奋争。
百花竞艳万木荣，百鸟争喧庆岁丰。
百战河山家国情，百川归海夕阳红。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做了写回忆录的准备工作，目的是把我的工作经验告诉后人，同时也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一些史实，总结经验，少走弯路。写回忆录的准备时间比较长，由原国家物资部、国家计委生产组、国家经委、中企联、人民大学、中宣部政研会的一些同志和建国后担任过我秘书的同志帮助回忆、收集资料。王守家、李子庆和张志骧同志做的工作较多。好在我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一些历史情况记得比较清楚。初稿由我口述，贺耀敏同志整理，然后由杨洪、贺耀敏和我的秘书曹明新同志又进一步整理、修改。
初稿成稿后，一直放在我这里，没有想马上出版。最近，一些老同事不断对我讲，希望早日看到同忆录正式出版。在大家的督促下，我才决定把稿子交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来出版。
《袁宝华回忆录》是袁宝华同志的自述回忆录，记述了他从一二·九运动参加革命开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以及“文革”期间经济运行和改革开放期间的国民经济管理等过程中的革命实践经历。涵盖了作者几十年来的革命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他独到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袁宝华回忆录》收集了袁宝华同志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至今，近80年的革命生涯经历和经验教训。出版本书的目的是将袁宝华的工作经验告诉后人，同时也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一些史实，总结经验，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