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星光还照耀
准备好了几天里换洗的衣服:一件红裙子,一条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我把它们揉进包里,也把一份倦意一起揉进去。衣服进去了,床上就空了,而倦意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东西,把最稠的揉进去了,淡一点的立刻就生了出来。有时候人被稀薄的倦意包围着,反而有一些安慰。倦意是活物才有的东西,它包围住你了,也是好心告诉你:你还在人间呢。人间不够好,不会给谁欣喜若狂的感觉,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待惯了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熟悉,没有试探的雄心。
这三年,我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莫名其妙,一个人不做一些事情才是莫名其妙。他们对开始产生的不适小心地接受,直到它合理地成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反过来是世界看我莫名其妙,想把我锻炼成一个不莫名其妙的人。行李里带衣服、茶杯和一些也许用不上的小东西。我把它控制在我可以背着行走的范围里。想起第一次去北京,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带:没有过剩的衣裳,没有护肤品,没有茶叶,也没有多一点的零花钱。但是现在,尽量少带的情况下,回家的时候还是重重的一包——除了一些友好的陌生的情意,还有书啊,茶叶什么的都要一齐背回来。
我的身体有时候好有时候又不好。好的时候我也乐意背多一些东西,不管是不是用得着。心情再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当作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有时候也想把心里沉重的东西物化了背在背上。如果心里所有的重都可以物化了背起来真是一件好事情。背着的东西总有一个卸下的时候,比如到了目的地之后,比如在旅馆睡觉的时候。但是心里的重实在难成背在背上的重:能够转化的事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事物,但是没有许多能够被转化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首先生死是不能转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对生死的恐惧是不能转化的。最为直观的是我身体的残疾和虚弱是无法转化的。
这是一个应该被忽视但是又不得不悲伤的事情。记得去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西站回家,出租车把我放下以后,我七弯八拐去找候车厅,要进候车厅就要上一个很长的台阶。那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包又很重。上台阶上到一半摔倒了,旁边有一些人看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拉我一下,我挣扎了几下,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坐在地上歇一会儿。这个时候我的羞耻心消失了,它的存在几乎就是羞耻本身。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走到候车厅,坐上火车,然后回家。如果连这个也不能完成,我的存在就会成为一个拉不直的问号。当然这个问号偶尔能够被拉直,但是那么快,它又会弯曲起来,在人世里跳跃着行走。我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想着自己掏心掏肺地爱过的一些人,如果他们知道我此刻的处境会怎么想?我肯定不能坐在地上对他们说爱,甚至我也不能坐在摔倒的地上对这个大地说爱,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这样。
当然是爬起来了,当然是回家了,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个场景:一个人背着重重的包在人群里摔倒却没有力气爬起来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就觉得那个时刻真实可触。一个人在疼的时候才知道疼还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被酒精麻痹,没有被飘到半空里的名誉的、侮辱的东西麻痹。尽管世间种种,我们都不过在寻找麻痹自己的东西:小情小爱的小麻痹,功名利禄的大麻痹。我们没有处处摔倒在台阶上的疼,我们只有无时无刻从半空里垂直打下的虚空。回想起来:这虚空从降临在身体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伴随连绵不断的层层加深的虚空而极尽了一生。从婚姻开始,两个互不相干的人莫名其妙地走在了一起,还有一纸不许随便离开的契约。我们以为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够增加一倍对抗虚空的力气,从身体到灵魂,从肉体到精神,这是人最初和最后的期许。但是很快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两个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缝隙,发现缝隙的存在就是怀疑开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力量,让宇宙的运行都可以倒转,当然缝隙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崩塌。(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