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睹世艰弃戎从教
享誉津门的“琵琶张”
清光绪二年农历三月十一日（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一个贫寒的塾师家中。这使得多年来一直盼望着早日得子的父母终于美梦成真。由于这一代子女的名字排到了舂字，父母遂为这个孩子取名寿舂，字伯苓，希望孩子能够平安成长，长命百岁。张伯苓的诞生，为这个日渐衰落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据张伯苓的母亲杨夫人口述，“张氏先祖于清初来自山东，原在运河里使用楠木船，往来南北，贩运油粮为生”。也就是说张伯苓一家原籍山东，以运河为生，用楠木船贩运货物，风里来雨里去，多年后日渐富庶。众所周知，当时铁路交通尚未出现，运河是内河航运的主要运输方式之一，而天津位于海、河交汇处，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此在海运、漕运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它是华北内河水运的集散中心、南北市场的枢纽城市，一点都不为过。一方面，每年有大量的粮食从南方的产粮区源源不断地运到天津，再经通州至北京，以满足京城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另一方面，很多船户也从辽东一带贩运粮食，再通过天津转卖到其他各地。南来北往的粮船促进了天津的繁荣，也促进了天津船行的发展。
为什么在清朝初年，张氏举家移居天津河东呢。在张家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清晨，张氏先祖送货来到天津，在河东一带散步。忽然问，看到一块荒地上，有一只猫和一条蛇正在缠斗，遂十分兴奋地以为这是龙虎斗，此地一定是块旺地，马上决定把这块地买了下来，建起家园。而张家在移居天津之后，就审时度势地在河东靠近河口岸的地方开了一家名为“协兴号”的船行，取其“协力同兴”的含义。张家重操旧业，专门用楠木船来贩运粮油杂货，往来于南北各地。这家船行的规模最初不是很大，但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经营，最终在天津站稳了脚跟，家道也逐渐兴旺起来。从谱系传承来看，张氏“传到五世祖天行公讳健，生高祖兴如公讳文德兄弟三人。兴如公生曾祖筱洲公讳虔，为国学生，早年亡故。筱洲公生祖父久庵公讳云藻，筱洲公去世时，久庵公才九岁”。
正是在两代单传的张筱洲、张久庵的身上，张家的命运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清朝中后期，张氏家族传到了张筱洲这一代。张筱洲，名虔，即张伯苓的祖父，生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殁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张筱洲在生前就已经做出了弃商从儒的重要决定。这条道路似乎成为传统社会中稍有资产的商人或地主较为普遍的选择和归宿。在人们头脑中常常存在这样的固有观念：商人即使再有钱，家有万金，即便富可敌国，也是不牢靠的。从社会现实来看，由于受到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的深刻影响，即使商人们通过努力经营而致富，也无法获取与之相称的社会地位，有时还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商人自己也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四民”观念的影响，因此在经商赢利之后，总会放弃商业经营活动而转向求取功名的老路上来，以取得正统观念的承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张筱洲自然也不例外。但是这样的生活道路同样充满着风险，交织着成功与失败双重变奏，充满喜悦和苦楚。张筱洲虽然经过刻苦努力成为国学生，但是在此后的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中，无法在仕途上向前迈进，最终只落得个疯癫而死的悲惨下场，年仅38岁。所有的家产都落在了张氏家族唯一的男丁、张筱洲的独子张久庵的肩上。
张久庵，名云藻，生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殁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父亲张筱洲去世的时候，他还仅仅是一个九岁的孩童。可想而知，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虽然还不能理解父亲因求取功名失败而死的真正意义，但是失去亲人的痛苦却会使他的心灵多多少少受到触动甚至伤害！是否可以这样说，父亲的死，给张久庵日后轻功名重享受的弹奏、骑射等玩乐生活埋下了伏笔。（P1-3）
序言
张元龙
早在十多年前，侯杰教授就曾多次访问过我，起初主要是为了撰写《张伯苓家族》一书。虽说以前就认识，但是这样的频繁接触，使我感到他确实是一个执着的人。他对中国近代史、对天津、对南开的历史也非常熟悉，也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我就尽自己的所能，提供我们张家后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仅如此，侯杰教授还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讲学、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从城市史、教育史、性别史、媒体史、宗教史等不同领域深化和拓展了祖父伯苓先生及其家族的研究，拥有很多知音。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么多年来，他率领着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从事一些有关南开校史，尤其是祖父伯苓先生及其妹妹、妹夫、兄弟的研究，在“百年南开”以及随后的纪念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所谓既培养了人才，又推出了论著，还服务了社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南开教育理念和精神。我很庆幸，有侯杰教授这样的中青年学者数十年如一日潜心向学，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爬梳整理，不计名利，甘为人梯，以传承南开精神为神圣职责，灯火传薪，造福莘莘学子。他组织的几次大型学术活动和文献片摄制我都参加了，不仅从精神上给予支持，还要提供买际的帮助。
众所周知，祖父伯苓先生没有留下大部头专著，因为他是一位述而不作的实干家。但是，他丰富而传奇的一生，不仅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沧桑磨难的历史变迁，而且在那个变化多端的历史环境中自觉寻找教育救国的宝贵经验。201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皇皇十余册的《张伯苓全集》是祖父伯苓先生一生文章、言论的第一次全方位、大规模汇集，记录了他的苦闷、快乐、失落、追求及坚忍；反映了一个私立学校所有的压力，一个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这为像侯杰教授这样的学者提供了直接的帮助，于是他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发起、组织了“伯苓研读会”，以自发和自觉的方式，动员学生们认真研读，学以致用。
2016年3月，我父亲张锡祚撰写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也由南开大学出版。在这篇序中，我的真情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伯苓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不少，南开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张伯苓全集》，这些素材更加丰富了研究南开教育的内容。我真心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还原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历史，深入探讨在清廷腐败而时代新生、抵御外侮而内战频仍，社会激荡而又动荡之际，严范孙、张伯苓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如何筚路蓝缕、刚毅坚卓，建成中外驰名的南开系列学校；如何遍考中外，摸索出一套为国家培养大批精英、以‘公能’为目标的教育规律；如何以一个私立学校的微薄之力最先发现、最先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何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和优异的办学业绩，吸引了大量的社会捐助，成就令人惊叹的中国最成功的公益项目。更主要的是，先贤们为民族大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奉公献身的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如何与今天的核心价值融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最后，我饱蘸深情地写道：“谨以此序纪念我的父亲和祖父。”
在2016年4月5日南开大学举行的纪念张伯苓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我和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教授一起向校友会代表和师生代表赠送了这部《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当时侯杰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在场，并畅谈了对伯苓先生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的研读体会。我们的共识越来越多。在我看来，南开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近代中国一次重要的启蒙运动，启蒙的焦点就是建立起公和私的正确关系。早在1915年3月，张伯苓就指出：“试问海内视国事为己事者几人哉！”他又提出：“欲免为亡国之奴，请先克服自己。”南开建校30年时，张伯苓正式宣布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其实，这是对30年南开践行教育救国理念的总结和提炼。记得我曾在南开学校的许多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历尽磨难，屡遭列强欺侮，几次亡国，但不亡种。百年来，辛亥、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一定有一种精神在支撑，一种力量在推动，我以为，那就是“士”的精神。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承民族精神，为挽救民族危亡毅然选择教育救国道路的壮举。这其中，严范孙、张伯苓就是中国“士”的典型代表，并且，他们通过教育事业把这种精神传承至今。南开就是培养“士”的学校，“公能”校训就是“士”的标准，南开精神就是“士”的品格，南开学子就是“士”的集合！不知道侯杰和读者们是否也有同感？
我在天津大学校友会上也曾说过：历史是由若干碎片组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的真实的历史记忆还原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家族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感谢侯杰教授和秦方副教授在此书中描述了我们这个普通家族所经历的美好时光，赞美了整个家族与南开师长、同学、校友延续一生一世的真挚情谊，记录了学习、生活中秉承南开学校“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为祖国和世界乃至人类的美好未来奋力拼搏。
回首家族的发展变化，不能不说祖父和祖母的影响非常深远。由此我也想到：家风离不开社会风气和当地民风的熏陶，离不开家长的修养和见识，离不开成员们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我认为家庭成员所受教育水平对家风的建设非常关键。祖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南开学校服务了近50年。他对教育生涯的体会自然影响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比如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翻译到家里就是“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比如南开精神，一日使命感，二日奉献和担当，三日忠诚，被祖父很自豪地灌输进我们的脑袋里，教育往往是在细节和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最近，我梳理出祖父两句话作为我们家人共勉的训句，那就是：“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南开是私立学校，全靠社会捐资而成，最终回归了社会，他身后竟无一分存款。他说把财产留给子孙，可能会造成懒惰和风险，留下德行在社会，子孙受用无穷。“私立非私有”，这是中华民族家风建设中的智慧之言。在天津这么多年，我受到社会各界的信任和关照，足以证明了“留德不留财”这句话的分量。当然，在先人的业绩下，后人往往都有不辱家风的压力。其实我们都是普通公民、普通家庭，尽管如此，我们愿意在家风建设中和大家一道尽自己绵薄之力。曾子说，若成大事，要先齐家、修身、正心。正心就是明确正确方向。我以为我们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和友善做起。一个家庭的诚信和友善就是成员的信用等级，他得到的是低的交易成本和高效率的服务。社会中，大部分家庭都是诚信和友善的信用等级，我们和谐社会和中国梦就会前进一大步。让我们为这个心中的目标都尽一份力！
是为序
2017年3月
侯杰、秦方著的《张伯苓家族》是一部家族史，满纸家国志。
张伯苓海军出身，却受国难刺激投身教育，创立南开学校，以私人力量经营学校，与国家共前途同命运。
胞弟张彭春，戏剧家、外交家、教育家。梅兰芳美国巡演的总指导，亦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
这个坚持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的家族，如何在教育和权力间打磨，在政治和历史中建构？
张伯苓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为了教育救国，他放弃海军军官的大好前途，投身严氏家馆，创立南开大学，开始新式教育的漫漫长路。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也是一位丝毫不逊色于兄长的戏剧家、外交家和教育家。他推动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商约，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侯杰、秦方著的《张伯苓家族》将主线延展到以张伯苓、张彭春为代表的张氏家族上，通过对一代代张家人生命历程的描绘，窥见中国近代历史乃至现代社会的兴衰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