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经典/统编教材名家人文经典丛书》精选了鲁迅先生的经典文章数十篇，将其分为七大部分，分别是别样的人生、儿童的目光、诗意的生命、这样的战士、人性的看台、隐密的真相、永恒的故事、读写的秘诀，比较全面地集结了鲁迅作品中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部分。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扩展课外经典阅读面有积极的作用。

《鲁迅经典/统编教材名家人文经典丛书》精选了鲁迅的经典文章48篇，比较全面地集结了鲁迅作品中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部分。林语堂先生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收录在本书中的鲁迅文章，即使篇幅很小、也能感到文字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因此，他被称为“战士”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然，鲁迅是多面的，他的部分文章表达的感情极为细腻，读起来温和，让你觉得这个“战士”有时候也蛮可爱。

前言

别样的人生

 鲁迅自传

 死

 我的第一个师傅

 藤野先生

儿童的目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阿长与《山海经》

 五猖会

 社戏

 风筝

 玩具

 《看图识字》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诗意的生命

 死火

 希望

 雪

 腊叶

 秋夜

这样的战士

 这样的战士

 战士和苍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记念刘和珍君

人性的看台

 示众

 阿金

 略论中国人的脸

 说“面子”

 夏三虫

 从帮忙到扯淡

 朋友

 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隐密的真相

 我要骗人

 狗的驳诘

 狗·猫·鼠

 喝茶

 论雷峰塔的倒掉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永恒的故事

 孔乙己

 白光

 铸剑

 故乡

 兔和猫

 鸭的喜剧

读写的秘诀

 读书杂谈

 谈金圣叹

 作文秘诀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什么是“讽刺”？

 杂谈小品文

附录 阅读回望

死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1910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像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惟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P6-8

鲁迅是谁？

有人说他是“猫头鹰”，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有人说他是“小白象”，敢于说真话、说独特的话；有人说他是“孺子牛”，总是热情地帮助进步青年；有人说他是“赤练蛇”，百折不挠富有韧性……鲁迅似乎是一个个侧面，或者说是一座无法彻底穷尽的大山。鲁迅是一个喜爱黑夜的人，他在《夜颂》中坚定地说：“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当我们回到鲁迅所处的时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便会发现，他是一位内心火热的“光明诗人”。

光明一直是鲁迅的内心向往，他从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逐。他告诫人们：“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他鼓励青年摆脱“冷气”，积极行动起来，“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清醒的战士，提倡“壕堑战”，他深知“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更不是一个极度自我的理想主义者，他大声疾呼：“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意志坚定，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作品中常流露出孤军奋战的寂寞，但这一切并没有淹没他的战斗意志。他宣告：“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对光明的追求是热烈的，进化论、阶级论、革命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曾进入他的视野，一些思想曾化为他精神的火炬，作为“火”的形象在他的内心燃烧。《死火》《雪》《秋夜》《这样的战士》《铸剑》《<野草>题辞》等作品中，可以窥见鲁迅亲手点燃的希望之火。当然，鲁迅生命和思想中也有一直坚守的因素，即“启蒙主义”。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各年龄段都要启蒙。农民阿Q见到官家便主动下跪；孑L乙己和《自光》中的陈士成一样，沉迷于科举考试，就连“六一公公”这个农民也认为“中状元”便是对读书人最好的祝愿；《祝福》中的“我”是担负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然而面对启蒙对象时却失去了启蒙的能力。当然，鲁迅的启蒙主义和康德的观念是有区别的，康德主张“自我启蒙”，而鲁迅结合中国现状提出的是“他者启蒙”，即由一群人主动担当起启蒙的责任，将人们从“铁屋子”中唤醒。火炬终究会燃烧成尘，悲观者将因此徘徊不前，乐观者将义无反顾踏步前行。他在《墓碣文》中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追逐光明的人往往从物质的肉体走出，灵魂向上飞扬，在世俗的时代活得诗意盎然。

诗意的灵魂催生诗意的眼睛和诗意的耳朵，寻常的物体、普通的风景都能在鲁迅笔下闪耀着诗的光泽。《秋夜》中，两株枣树刺向奇怪而高的天空，小青虫为追逐光明而献身；《雪》中，北方的雪正旋转、升腾，如沙一样在天空起舞；《死火》中，冻僵了的“死火”在“我”的温暖下，燃烧起生命的火焰。它们在战斗灵魂的照耀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气息。他将生命幻化为自然意象，思绪在天地间驰骋，没有了重力的束缚，身体的局限，突破了时空。他将过去在黑暗岁月笼罩下的作品比喻为“野草”，爱着，恨着，痛苦着，激愤着。他自爱这野草，但又憎恶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黑暗的社会)，敏感的心灵开始奔腾，来自灵魂深处的地火开始奔突，他预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他发出诗人般的长啸，释放着苍凉而豪迈的诗情：“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他将哲思化作诗意的场景，赶跑来自世俗社会、写作套路的一切束缚自己的主子，在梦境里探索人生的意义。《野草》中，共有九篇写到梦境：《影的告别》《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真切的现实包裹在虚幻的梦境里，客观事实被主观情感包围融化，似笼着轻纱的梦，如镜子中的投影，或抒情，或寓理，或讽刺，诗意充沛饱满，读来令人千回百转、荡气回肠。

因此，鲁迅笔下的很多人和事、情与理也是诗性的，我们不能总是用实证的方法去理解文本。这不是鲁迅作品的弊端，而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固有的特点。阅读鲁迅作品时，我们应时常注意运用文学的思维。文学思维并不完全等同于形象思维，文学思维还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审美性思维和超越性思维，一种超越客观经验事实，摆脱物质世界和世俗法则束缚的灵感思维。如，《藤野先生》一文中藤野先生近乎“伟大”，而现实中的藤野在业务等方面却近乎庸众。如何看待这样的落差？当我们仔细品味之后，便会发觉鲁迅近乎诗一样的文字背后所潜藏的丰厚情感。《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社戏》《故乡》《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对故乡的描写分明已经不再是真实的故乡，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低唱的油蛉，弹琴的蟋蟀，俏皮的斑蝥，神奇的何首乌，酸甜的覆盆子，悠扬的横笛，明灭的渔火，精彩的社戏，美味的罗汉豆，航船上的欢笑，月光下的闰土，买来“三哼经”的阿长……一切都化作了童话般的诗意。

是的，诗人的目光往往是儿童般的，总在好奇地打量着那个污浊的世界，企盼着美好，呼唤着真实的改变。他知道，民族的未来在于儿童，在于儿童的真正解放。鲁迅在有限的生命里，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儿童的关注，刚走上写作道路不久便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他一生喜爱玩具，购买玩具，收藏玩具，赠人玩具，保持着一颗孩子般的童心。凝视得久了，思考便会改变、深化。他的儿童哲学是发展变化的，起初执著于充满理想的生物进化论，认定“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挣扎于矛盾复杂的历史循环论。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一开始对小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宝贵”，三个月后，却说“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儿子正如老子一般”。诗人的世界里不只有清新的明月，还有迷惘的烟霭。当然，鲁迅并没有全然放弃对儿童理想发展状态的追求，他设想的人的进化链是这样的：动物——儿童——新青年——人——人国。鲁迅认为，儿童自身不能发现“儿童”，只有启蒙者才能够发现“儿童”并让儿童发现自己。鲁迅算是“老来得子”，之前关于儿童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带有想象性，周海婴出生后，他的思考变得实在、具体了很多。《看图识字》《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玩具》等等，都是他思考的结晶。

诗人的眼睛属于儿童，既然有了光明，便澄澈得只能装得下真相。他放弃了寻常衰落子弟走的旧路，在彷徨与奋进中寻求别样的人生。他要给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开窗甚至拆顶，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他要揭开中国社会的疮疤，包括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说真话何其难也！《立论》中，鲁迅以近乎调皮的口吻诉说着一个事实，中国人喜欢讨吉兆，只能听好话，听不得真话，圆滑的人们便打起了“哈哈”。鲁迅不理会这一套，他坚持要说真话，而且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魃魃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孔乙己、陈士成已经被封建科举制扭曲，丧失了读书人乃至做人的尊严；“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看示众的人在被示众，光明也就看不见了；“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依附于人的是奴隶，仗势欺人的是奴才，没有人格底线不能算人。他说，脸要自己长，面子要自己挣，一本正经未必真君子，人不如虫豸，“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诗的本质是“真”，诗人的本性是“真实”。为了揭出真相，他将双眼洗得格外明亮，从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是“睁着眼看”，有时还会用放大镜将事实呈现给世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引导大家走向光明。鲁迅是个倔强的人，不会轻易放下“匕首”和“投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有时甚至会迫不得已地说一些“激愤夸张”的话。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将话说得不留余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岂不是更客观？在1927年为香港青年会作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看来，他的犀利是基于中国人的人性和斗争经验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是诗意的夸张，激愤只是因为爱得深沉。

喜欢揭真相的人往往遭人忌恨，正因如此，他才有了一个个的论敌。面对各种攻击，鲁迅一开始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尤其是面对青年时，他甘愿蒙受屈辱。然而，当他发现即使退到棺材里，也还有遭受戮尸之虞时，才开始了愤然反击。瞿秋白曾将鲁迅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莱莫斯——一个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而他自己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不过呻吟几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对封建文化、礼教和家族制度展开批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主张艺术应当直面现实，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学术而学术”。为此，他与《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或揭露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旗号，实则维护文言文正宗地位、主张复古的事实；或抨击一面主张自由主义立场，标榜精神独立，一面偏袒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虚伪行径；或批判左倾盲动错误和国民政府的腐朽与残酷……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等人都曾与鲁迅有过交锋。他在斗争中塑造、提炼了一个个生动的典型，如暂时落水却随时准备上岸咬人的“落水狗”，见穷人狂吠而对阔人摇尾的“丧家犬”，当面恭维背后鸣鞭的“奴隶总管”，还有“商定文豪”“革命小贩”以及“才子+流氓’式文人”等等，共性明显，个性突出。鲁迅以画像的方式，让人们对他们有了形象的认识。鲁迅的批判是基于对事实真相的探寻，只要他认定的，便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判。他在去世前的《死》一文中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就是这样的战士，爱憎分明，冷热分明，他在失望中呐喊，在绝望中战叫，以韧性对抗绝望。

说真话，是诗人的天职，是鲁迅主动肩负的责任。然而，向往光明的诗人又常常是孤独的，甚至有一些不得不隐藏的苦恼。鲁迅曾在《论讽刺》一文中说，自己明明说的事实，在别人看来偏偏是讽刺。他痛苦地认识到，“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在现实中，鲁迅常常会因为某一些原因而将真实的意思隐藏起来，需要我们仔细品读。他在晚年时写过一篇《我要骗人》，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在募集水灾的捐款，“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其实，鲁迅知道“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但他却不忍将这残酷的真相告诉这个稚嫩而有天使之爱的小学生，只能“骗人”。所以，在鲁迅的作品中会有“欲言又止”“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等现象，阅读时必须细细甄别。鲁迅说，他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写作，一类是为别人的写作。为自己的写作中，诸如日记、书信等自然大部分是要比较直白地说真话的。鲁迅将《野草》归为为自己的写作，并且说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里面了。他还叮嘱青年的读者说，为了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思想是苦难的，为了让国民更好地知道这段苦难，可以学习其中一些写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腊叶》。鲁迅为三种人而写作：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一种是那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一种是为自己的敌人。前两种大多自然是要说真话、抒真情，而“为了敌人的写作”，按照鲁迅的意思，内心的痛苦就不能说得太多，他必须将这些掩藏起来，不能让敌人觉得“我”很虚弱。

虽然被黑暗重重包围，仍要主动迎接太阳，甚至燃烧自己发出光亮，让光线穿透裂缝，给腐朽、窒闷的铁屋子带来新鲜的空气，给绝望和沉睡中的人们送来清风。

日光穿透污云浊气，自己却一尘不染。

鲁迅是谁？分明是一位“光明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