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识途夜访彭老总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老作家马识途同志，虽然已是93岁高龄，但身体健康，思维清晰，笔耕不辍，为人彬彬有礼，话语亲切。2007年4月23日他向笔者回忆起42年前在南充夜访彭德怀元帅的情景。
1965年12月15日，彭德怀考察南充炼油厂和南充丝绸厂，住在南充莲花池宾馆。碰巧，作为西南局下放干部，马识途也住在那里。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看望彭总。马识途趁着彭总一个人在房间里休息的时候，闯了进去，自我介绍是西南局宣传部的干部，彭总接待了他。彭总身着陈旧的黑色粗呢制服，脚蹬一双黑色布鞋，显得朴素、沉稳而坚定。
马识途和彭德怀围坐在小火炉前，随意攀谈起来。彭德怀是贫苦农民出身，到了哪里总是关心农民的生活。他知道马识途正在农村走动搞调研，便问他所到的乡下农民生活情况。马识途是位敢讲真话的领导干部，他对彭德怀如实地说：“我们穿着四个兜的干净的制服，每天在招待所吃着几荤几素的伙食，哪里知道有的社员还是穿得巾巾吊吊，吃的汤汤水水（方言，大意指吃不饱，穿不暧）？”
彭德怀见马识途敢于直言，便对他有了好感，谈话更随便一些了。马识途把搞“四清”时的狼狈情况告诉他。那时发动社员诉苦，社员把他们那里饿死人说成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彭德怀听了很不悦，于是又反问马识途：“那几年四川农村情况有那么严重吗？”马识途说，那几年四川好像比外省更要困难一些。四川“人民公社”办的食堂比别的省多坚持了几个月，因此多饿死了一些人。另外，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弄得没有多少了，有的地方征粮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民兵去镇压。彭德怀问：“怎么闹得那么严重？”马识途说这是吃了好大喜功的亏。上面强迫命令，硬往下压指标，下面为了争表现，迎合领导，便弄虚作假，谎报产量，上面就向四川多征购了数十亿斤粮食，向上级说了大话，就要兑现，不得不把社员的口粮也征购进去。这样一来，哪有不饿死人的？
说到这里，他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大跃进”搞浮夸以致庐山会议的事。彭德怀说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调查了实际情况才说的，他说他哪里想反对毛主席，只是毛主席想搞快点，他想搞慢点，快慢之争罢了。没想过问题有那么严重，以致毛主席说他彭德怀再带兵，他就要上山打游击，话说得那么重，他还敢说什么？只得认错，结果给他头上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马识途说：“你认错，被戴上帽子倒也罢了，却给四川好多干部也带来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彭德怀莫名其妙地看着马识途，等他解开这个谜。马识途把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四川搞了一个特别做法的情况对彭德怀说了。他说：“当时在四川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四川搞这个运动有创造性的发展，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就是把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先不告诉庐山会议的内情，把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发言稿发给大家讨论，大家以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同志，说话一般不会有错，而且你们的发言，可以说正中大家下怀，于是纷纷表态拥护，并且被记录在案。这下好了，按发言记录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抓一大把，得心应手，成绩斐然，可这批干部就苦了。”（P10-12）
长期搞行政工作，业余别无爱好，一有空闲就喜欢写点什么，有时在差旅途中、在节假日、在妻儿的梦榻之旁。为此，曾被视为“不务正业”，大多是善意的，规劝性的；但更多的则是鼓励，希望我多写一点。对这两种意见，我都心存感激，同时也颇感歉愧，因为都辜负了他们的好意。既没有放弃这种业余爱好，本职工作也不敢稍有懈怠和疏忽，所以真正执笔的时间少得可怜，更无充裕的时间来精雕细琢了。虽然如此，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是付出了心血的，对社会也算是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我是学理工科的，1955年7月从江苏杨州工专建筑专业毕业后，响应建设大西南的号召，分配到成都784厂。当年8月1日由镇江上船，在武汉转船经三峡到重庆，又从重庆乘火车到成都，路上整整走了17天。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巴山蜀水的雄奇险峻。那时的成都火车站比较简陋，站前也没有公共汽车，我只得雇了一辆黄包车，将行李放在车上。拉车的是位老年车夫，他让我坐上车去，我说我不坐。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拉着车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车子走。这位老车夫不知道，我的父亲恒祥公和他一样，旧社会在苏州拉了三十多年黄包车，饥寒交迫、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才拉扯大了我们三兄弟和大姐，我不能一踏上工作岗位就忘本，让老车夫拉我。我的第一篇日记，记的就是这件事。从此我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既练笔，也积累了素材。我时时觉得父亲在冥冥之中慈爱地注视着我。
成都784厂和715厂、719厂、773厂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电子工业项目，当时刚开始建设，我背着经纬仪、水平仪在工地测量放线，成天既忙碌又愉快。1956年我被抽到四厂建厂指挥部苏联专家办公室工作。1957年恰逢庆祝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报纸上热烈宣传中苏友好，当时《成都日报》副刊部的萧青老师约我写一篇有关苏联专家工作生活的文章。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了《和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相处的日子》，被采用，刊登在1957年11月16日的《成都日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虽然粗糙，却引发了我业余写作的兴趣，从此便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东西。直到“文化大革命”搁笔，十年中没有写过一字。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我与文学恐怕就此断缘了。
我在基层工作了十年，1965年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1970年转四川省国防工办，1983年调国务院“三线”办，在“三线”国防建设、规划、调整领导机关工作了三十多年，我经常出差，去北京开会，在“三线”建设的大山沟里出没，接触的面广了，认识了许多老领导，结识了许多老同志新朋友，看到、听到了许多使我感动的人和事。其中令我终生难忘的彭德怀元帅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从北京挂甲屯到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工作、生活、挨批、被揪，忍辱负重，直至含冤去世的那一段悲壮的经历。这些发生在巴山蜀水间的故事，就像一座苍凉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使我坐立不安。搜集的资料越积越厚，我终于下定决心，怀着崇敬的心情，以自己拙劣的文笔，把彭总在“三线”的事迹如实地写下来，让更多的人学习彭总的崇高品德。1988年，长篇纪实文学《彭德怀在“三线”》一书终于由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作品问世后，不少报刊转载，读者反响强烈。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又修订再版了该书，书名改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为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10周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四次修订再版《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
遗憾的是，虽经增补，仍有不少事迹未及收入；更多的则是在我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感人故事。我曾把这些书外的故事告诉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荒煤同志和其他朋友，他们听后都很感兴趣。1996年3月27日，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病中的陈荒煤老人，旧话重提，他热情鼓励我再写一本书《我写彭德怀》，当即为我题写了书名。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陆续写了一些，但行政工作繁忙，心有余而力不足。1997年下半年，我退休了，这才有时间开始整理历年所写旧作，又采访了当年与彭总接触的众多人士，经过多年写成彭总逸事文稿，也即陈荒煤老人建议的“我写彭德怀”，总算没有辜负他生前对我的期望。彭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留在巴山蜀水间最后岁月的苍凉深情是丰碑上浓重的一笔，因此取了《苍凉巴山蜀水情——彭德怀“三线”岁月》这个书名。
……
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从我以往出版的书中、发表在报刊上优选的可读性文章。
本书增加了新的内容。一是研究关心“三线”建设、弘扬“三线”精神的人多了。尤其在宋平、钱敏、甘子玉等老前辈倡导下，2012年9月18日在宜昌召开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筹备会议，2014年3月23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文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我被选为副会长，事情就多了，2014年正逢“三线”建设50周年，座谈开会发言，与“三线”人交流学习，为作者出书作序，积累了不少文稿。
2015年3月2日，在攀枝花市召开了“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正逢攀枝花建市50周年，这是感恩历史的盛会，牵动各方的盛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中国“三线”研究会顾问张全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钱海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陈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吕世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东林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言，晚上又聚会座谈，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我在会上也发言，“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的龙头”。此文收入本书。二是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2014年11月17日批准中央电视台组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文献电视片《大“三线”》（共10集，每集45分钟），总制片人、执行总导演刘洪浩；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2014年10月16日聘请我为大型纪录片《大“三线”》总顾问；为纪念中央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50周年，国家国防科工局决定摄制大型系列纪录片《军工记行——“三线”建设50年》，2015年3月，国防科工局特聘我为该片高级顾问。我向摄制组讲“三线”建设与调整的历程，多次接受采访。2015年1月6日在贵州六盘水市举行了《大“三线”》片开机仪式，当晚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报导，深受广大“三线”人欢迎，国家没有忘记他们。2015年6月1日，在德阳市东汽厂、7月在攀枝花市举办了拍摄仪式，两个摄制组在贵州、四川、湖北、陕西、重庆选景点拍摄，到过50多个单位，采访了500多人，深受教育与感动，媒体新闻报道宣传的文图不少。本书也选择了部分与我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感谢李洪烈、宋毅军、倪同正、沈世平、杨克芝、张鸿春、刘胜利、余朝林、陆仲晖、李汉君、彭嘉、莫兴伟、郑志宏、田景彪、韦万豪、朱国奎、刘常琼、王学言、李世安、杜乃彤、李和瓶同志对我创作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本书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研究员，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资料部长徐有威教授，四川广安市原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宣传部长傅琳客座教授对出版本书的关心和指导。
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春才
2018年3月5日于成都
代序 王春瑜
上篇 彭总丹心昭日月
一、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保证自食其力
二、在广安看“干打垒”——彭德怀和周万松
三、马识途夜访彭老总
四、彭总在“三线”
五、彭总用过的名字
六、“你今天为我这么精心打扮，我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呢”——彭德怀和贾月泉
七、“我怕牵连人家呀!”——彭德怀和邓华
八、彭德怀拜年记
九、元帅与炊事员亲密无间的故事——彭德怀和刘云
十、彭德怀与电影的故事
十一、我坐在彭总身边看电影——彭德怀和王春才
十二、彭德怀喜会当年老船工帅仕高
十三、彭总的特别命令——彭德怀和孟久振
十四、补缴饭钱——彭德怀和田兴成
十五、钱敏保护营救彭德怀
十六、彭德怀保险柜中的秘密
十七、彭德怀与《欧阳海之歌》
十八、彭德怀驻足球场看工程兵打篮球
十九、“你为我上了一堂建设成昆铁路的课”——彭德怀和陈如品
二十、 “彭德怀是大走资派，他的存款不能取”——彭德怀和景希珍
二十一、彭德怀被关押期间发出的信
二十二、彭梅魁：为伯伯彭德怀保存手稿
二十三、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在彭德怀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二十四、彭总英灵返京记
二十五、浦安修完成生前遗愿
二十六、“霜叶红于二月花”——彭德怀身边三个工作人员景希珍、綦魁英、赵风池
二十七、《彭德怀在“三线”》投拍内情
二十八、千言万语颂彭总
二十九、丹心昭日月 风范垂千秋——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侧记
三十、特殊的供品——彭德怀元帅百年祭
下篇 情系“三线”展宏图
一、我国大“三线”建设回忆
二、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崛起的龙头——王春才在“首届‘三线’建设论坛”发言
三、邓小平心系大“三线”
四、瘦马拉破车
六、龙虎出山
七、沉甸甸的一袋小米
八、三到东汽
九、再到振华
十、艰难崛起的重庆“三线”
十一、一盒红证书
十二、陈荒煤情系“三线”人
十三、鲁大东情留“三线”
十四、骄傲的上海“三线”人——记孝老敬老的道德模范朱建华
十五、《岁月留痕》序
十六、《山之海魂》拍摄散记
十七、风雨同行向未来——《中和风雨行》序
十八、“不救活‘816’死不瞑目”
十九、弘扬“三线”精神促进时代发展——在东汽《大“三线”》央视拍摄启动仪式上的发言
二十、为做好“三线”建设的文化传承而努力——在“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二十一、攀枝花建设很成功——流沙河先生题写“攀枝花市文物管理所”所名前后
附录
一、夕阳归处大山青——《彭德怀在“三线”》观后
二、“三线”走出彭德怀——看电影《彭德怀在“三线”》
三、为彭德怀补碑的人
四、西望巴蜀仰王公——读《彭德怀“三线”岁月》有感
五、王老的书房
六、“三线”建设50年——采访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
后记
代序
王春瑜
家兄春才的这本集子，是我建议他以《巴山蜀水“三线”情》作为书名的。本来，陈荒煤老人生前就已给本书题签：《我写彭德怀》。这当然是我很早就知道的。陈老也熟悉我，1994年我们在一起座谈《彭德怀在“三线”》电影剧本。才兄为此向一些友人咨询，说法不一，他犹豫了一阵，权衡再三后，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
本书的篇什，是描写彭德怀元帅忍辱负重，在“三线”的种种逸事，以及为搜集、钩沉彭总的往事，而采访一个又一个知情者的琐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发生并延续的。彭总因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被罢了官；“文化大革命”中仍不肯放过，将他押回北京，批斗、隔离、折磨，居然将他的骨灰改名换姓，再一次放逐到这“血染枝头恨正长”的望帝故都来。呵！产生过多少英雄豪杰、忠臣良将、文星诗仙的巴山蜀水，载负一代元戎、千古忠良的彭总的骨灰及辛酸往事，难道不觉得过于沉重了吗？山无语，只有奔腾不息的蜀水的惊涛拍岸，似乎让我们听到了它为彭总痛哭、抗争、咆哮。在艰难岁月里，彭总几乎踏遍巴山蜀水，献出他对祖国、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春才兄的这些文章，实际上是追寻他当年的足迹。这是很有历史价值的，让当代及后代的有心人，毋忘在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巨大悲剧，时刻警惕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历史悲剧的重演；毋忘彭总的铮铮铁骨、高风亮节，他才是大写的“中国人”！因此，才兄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挤出了别人打扑克、搓麻将、喝咖啡的时间，积沙成塔，在写成曾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的《彭德怀在“三线”》一书后，又完成了这部书，他的精力绝没有白费。
当然，在2l世纪之初，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去看待、思考彭总的悲剧。历史上曾不断发生“一代名将史，千年孤臣泪”。2000年，我在上海、北京的学术讨论会上说，回顾20世纪，如果我们不能在政治文化方面走出龙的阴影，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阴影，我们在21世纪就难以阔步前进。我想，到21世纪的中叶或末叶，那时的读者来读才兄的这部书，就会发现，我们的民族，曾经迈着多么艰辛、沉重的脚步！因此，彼时彼地，本书仍然不会失去它的价值。
春才兄仅比我大三岁，我们是同时上小学、读初中的，因家贫，不仅合盖过一条被子，甚至合穿过一条裤子。语日：“一娘生九等。”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初中，他的算术、数学很好，语文则较差；而我语文一向很不错，但数理化的成绩，一向离及格“隔三差五”。想不到无论是他还是我，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业之外，拿起笔，干起了文学副业，并被社会承认，成了作家。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除了社会条件外，没有父母含辛茹苦的培育，没有长兄王荫的关爱、启蒙，无论是才兄还是我，都不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这些心中的话，肯定也是才兄心中的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辈大德，岂能相忘！
王春瑜
2016年5月
（注：王春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历史学家、杂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集团学术顾问、宁波市廉正文化研究会顾问。）
王春才著的《巴山蜀水三线情》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追寻历史的足迹，回顾了彭德怀元帅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忍辱负重在“三线”工作的往事。作者钩沉、搜集了彭总在艰难岁月里踏遍巴山蜀水，为“三线”建没而奔走的种种往事，凸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本书还回顾了“三线”建设的艰苦历程，歌颂了“三线人”可贵的奉献精神，以及“三线”企业转产后的勃勃生机。
王春才著的《巴山蜀水三线情》是描写彭德怀元帅忍辱负重，在“三线”的种种逸事，以及为搜集、钩沉彭总的往事，而采访一个又一个知情者的琐闻。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发生并延续的。彭总因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被罢了官；“文化大革命”中仍不肯放过，将他押回北京，批斗、隔离、折磨，居然将他的骨灰改名换姓，再一次放逐到这“血染枝头恨正长”的望帝故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