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不留记
大抵文人多有表现欲，所到之处，酒足饭饱之余，遂挥毫泼墨发表点什么，或盛赞自然化育，或描述山水佳丽，或抒发感兴之情，用现时流行的话说，就是给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使自然人化。各地的景观一经文人题写咏唱，便似乎有了灵秀之气。如果是经名流品题的，山水也叨光了，一时身价倍增。原本是姿色平平的乱石岗，骤然间出挑成独秀峰；那一脉潺谖的山泉，竟然成了飞天银瀑。于是在各地的县志、府志或风土记中，哪怕是最荒凉僻远之地，也有八大景、十大观之类的名目。寒碜鄙俗的穷山恶水，从此也荡漾上了浓浓的人文精神。这可谓文人对山水旅游文化的一大贡献。一代代的游客，就是冲着那个美妙的名儿，那一段神奇的传说，千里迢迢，乐此不倦。当然，也有事后诸葛亮们大呼上当，觉得所睹情景与名目不符。不过，他们并没意识到是被文人的夸张所误导，而是用看景不如听景之类的话搪塞，平息自己的不满。
反过来，一些穷愁潦倒的文人或脑满肠肥的贵族，往往凭借着在山水自然景观上发一通牢骚，哼几句赞颂的韵语，竟然可以与山水同样不朽。人世古今，匆匆如旅途过客，一拨儿走了一拨儿又来，而山水景观则是永恒的主人，送往迎来，历经沧桑。我们能知道古人的名字，不过是因为他在客舍的粉壁上题写了几个字。就连孙猴子在如来佛所幻设的五指山中游览，也要题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几个字，当然还不忘撒一泡猴尿。现在风景区名胜古迹上，被那些红男绿女到处涂鸦，笔痕累累，惨不忍睹，看来那泼猴该是始作俑者。
我虽忝为书生，但所到之处却从未题诗留记。这倒不是因为我乖巧，能够脱俗，主要是因为我生性慵懒，不喜动笔墨，于是本来就悭吝的创作灵感，见我这副德性，从此就很少光顾，至于缪斯女神就更不会与我这类俗物幽会了。其次，许多景观已被古人今人所题写，我自感无法超越前人的创意，勉强写出来也跳不出别人的模式，所以，李白在黄鹤楼前叹息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颇能理解他老人家那种酸兮兮的心情。再次，有些景观姿色平平，并不能使人兴发感动，更谈不到惊心动魄。强己所难，去奉命应酬，像挤牙膏似的挤出一些门面话，无异于没有冲动而要干那男女之事。有些名胜奇伟瑰丽，但游人熙来攘往如赶庙会，兜售小吃和廉价纪念品的摊贩不停吆喝，南腔北调的讨价还价，愈发像闹市，把那点滴游兴灵感冲刷得荡然无存。古人论旅游有所谓“月下秉烛”、“松间喝道”、“花丛晒裤”，称之为“大煞风景”，此类风习于今尤烈，所以造访风景名胜，寓目处不是山水佳丽，而是各种各样的丑态，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哪里有什么游兴和诗情。
偶然间，不经意中也会遇到一块浑朴未琢的顽石，像山间的孩子，裸着全身，浑不知羞地矗在路径上。攀行途中，每当炎热焦躁，令人难耐，蓦地柳暗花明，凉风飒飒而至，惬心沁骨，美畅无比。有时几声鸟噪，一只蝶影，泻珠碎玉般的涛声，如梦似幻的云雾，都能使人精神愉悦，给人某种神秘的启示。但这种与自然肌肤之触所获得的默契与感悟，又往往难以言说，更难形诸笔墨。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恐怕就是对这种心境的揭示。朱光潜谓文章有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诉说，再次是向许多人说话。依我看来，所谓的自言自语，仍是一种发表，在此之上还有一个境界，那就是无言或忘言。俄罗斯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说：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易经》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讲“大音希声”、“大辩无言”，《庄子》讲“得意而忘言”，禅宗讲拈花微笑，不着一字，都是对语言囚禁感性、桎梏思想提出的一条越狱逃夭之路。
语言是一个被我们宠坏的孩子，肤浅幼稚却又喜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其实个体的丰富差异，深层心理的模糊微妙，大喜大悲的强烈极端，语言全然无能为力。而它的僵化呆板，却使得个人活泼生动的感性一旦被套入这个网中，就变得干瘪苍白，甚至面目全非，所以有人认为干脆就不要利用这一套符号系统，让感性澄明鲜活、本样自存地活在我们心中。据说，海德格尔、胡塞尔这些西方现代鸿儒硕学的理论也与咱们老祖宗的看法有暗合之处。当然，我在这里掉书袋，不过是想为我的没有感性和才情，游不留记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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