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拉卡(Malelaka)，一位四十五岁的土著预言者，对杜波依斯有关阉割恐吓的询问提供了又一实例。他自述，年幼时父母下地干活，他就哭叫。母亲对他说：别哭了。以后你会吃掉你的阴茎和屁股。有时候见到他哭，母亲也会数着他的手指头说，这是你的谷子，他要收割它、烤熟它然后吃掉。这是你的老鼠，我们日后要杀掉老鼠，你也会吃它。
在这两个例子中，小男孩的性器都被类比为某种可以捕捉或收割的食物。这个事实不能不使人想到人类确实曾经历过一个食用被阉掉的性器的蛮野时期。史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阉割恐吓似乎正是那个盛行阉割风习的遥远时代的某种遗响吧。而某些文明传统中依然保留着的食用动物阳具的习俗（如中国之民间名菜狗鞭、驴鞭等），则是那种古老食俗的后代残留和变体。
梅尔拉卡讲述的另一桩史事表明了作为性犯罪之惩罚的阉割也是先于文明社会而存在的，而且不仅针对男性，同时也施加于女性。梅尔拉卡听到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婚外性关系，女方的家人和其丈夫发生了争吵，结果女方家长割去男方的阳具，撕裂女方的阴部。据说这类惩罚形式是祖上传下来的古制。梅尔拉卡预言师还表示，若是我娶来妻子，我妻子做出类似的不忠行为，我也会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方式处理她的。我的曾祖父摩毛格(Momang)曾如此对待曾祖母伦玛(Lonma)和她的情人。一次曾祖父外出看望朋友，曾祖母私下做米饭和鸡蛋，却不给孩子们吃。几天后摩毛格归来，从孩子口中得知实情。他在一个山洞中发现伦玛与情人赤身裸体睡在一起。摩毛格当即用箭射穿了那男子的前胸。伦玛大叫道：“噢，噢！他的阳物已萎缩，你的财产完好无损，不要再射了。”但摩毛格毫不留情地射中她的乳房，二人倒地身亡。摩毛格割掉那男人的阳具，撕裂伦玛的生殖器，然后把那阳物塞进去。再用竹矛将两个尸体穿在一起。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复仇传说表明了阿洛尔人对婚外性关系的强烈憎恨和严厉惩戒，也为日常语言中的阉割恐吓找到了现实基础。
杜波依斯虽然没有以精神分析派的传人身份为阉割情结理论做维护和补充的工作，但他显然深受弗洛伊德思路的影响，在问卷调查中特别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从而使原始部落文化中的阉割主题得到充分的揭示，为精神分析学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旁证。他对梅尔拉卡讲述的相关故事极有兴趣，而且一次又一次地用插话和启发诱使这位中年预言师吐出更多的真情。看来在梅尔拉卡的生活经验中阉割情结确实作用深远，即使儿时的这方面见闻也能够终生不忘，讲起来如数家珍。下面是他讲给杜波依斯的又一阉割实例：
当我五六岁时，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到野外去烤木薯。我独自跟着去看，看到那两个男孩压在女孩身上。我找到其中一个女孩的哥哥和另一女孩的父亲，把我所见所闻告诉他们。这两个男性家长愤怒地说：“我们要把这些孩子打得半死，然后割下男孩的阳具。”他们去捉那四个孩子，却没有捉到。后来两个女孩哭着回到母亲那里，男孩却直到晚上仍未归。
过了一段时间，当四个孩子又在村子边上一块玩时，鲁帕拉卡(Lapalaka)即其中一个女孩的兄长跑过去说：“这下我可要收拾你们了！”两个男孩闻风而逃，鲁帕拉卡恶狠狠地咒骂，称要割掉男孩的阳具，撕扯女孩的阴门。当时那四个孩子的年龄在十至十二岁之间。
由这个例子可以得知，阿洛尔村民社会的性道德相当严格，对儿童的性活动禁忌伴随着普遍的阉割恐吓，其强度足以在少儿心理埋下根深蒂固的阉割恐惧。杜波依斯的这项研究为精神分析学的阉割情结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文化素材，也为其他文化中的类似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启迪。人类学家们很快意识到，阉割情结的存在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其表现形式却因文化而异。大体上看，凡是性禁忌森严、性道德也较为严厉的社会，阉割恐惧现象也就相对强烈；反之，则较为淡漠。而阉割情结也相应地对人格的形成产生不同作用。
P20-21
本书的构思起点始于对中国文化中“狂”概念的兴趣。199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学时，住在热心钻研中国文化的马泰博士(Dr.M.Dutton)家中，他正试用福柯的“监视与惩罚”的视角去分析中国古代的保甲户籍制度。我们谈起福柯，总感觉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共同的兴奋点在于，福柯的几本名著都未能超出西方中心的视界，如《性欲史》只是西方性欲史，《癫狂与文明》也只是疯狂与西方文明。如果借助于福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一定会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或可纠偏补缺，收到视界融合之效；一方面也可为相对陈旧落后的中国学研究开辟新路，特别是对庸俗社会学统治多年的国内人文学界引发一点生机。当我谈到汉语中“狂”的概念与西方的madness并不相同，其本义倒是同英文的rabies（狂犬病）相对应时，马泰博士表示惊讶，并联想到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汉字象形特征的重视，好像从犬旁会意的“狂”这个汉字中埋藏着来自荒古的文化信息。他建议我把这个《中国文明中的狂》的题目做下去，我也提示他说中国文化中的阉割和缠足均可视为内化于人体的“监视与惩罚”形式……
经过短暂的接触和几次难得的对床夜语，一个渴望自外向内进入中国文化迷宫的西方学者和一个自内向外寻求方法和参照的中国学者，终于带着依依不舍的情谊分手了。离开墨尔本时，我的笔记本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文科学的普遍性总是相对的。在自然界存在着普遍的真理，而有关人的真理，只能存在于不断变化着的人的身上。”
马泰博士驾驶他那不入流的微型福特汽车，放着他最喜爱的崔健摇滚乐，把我送上了旅途。虽然以前早已听熟了那些歌曲，但这一次留下极深的记忆。仿佛时空的距离感使我真正领悟了那歌曲中“狂”的意蕴。
回国后先着手续写《中国文化中的性爱主题》（定稿时改为《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文明中的狂》的题目就搁置下来。1992年又全力投入《（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这两部书虽也涉猎文化，但还是针对文学来透视文化问题，写得比较顺手。在推究汉语“诗”概念同寺人作诗的现象之关联时，对《诗经》的关注转向了对阉割文化的追问。限于题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未能展开的部分就构成了本书的主体。书中第四、五章谈到净身祭司制的流行和儒家温柔人格说的由来，适当利用了《（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中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因为这是探讨中国阉割文化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后一章把“狂”作为反阉割的人格反应来处理，总算圆了几年前在澳大利亚萌生的愿望。立论是否妥当，还需方家指教。我自己觉得这一部分未免粗略，他日如有条件，当做深入详细的探讨。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人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一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论讨论热潮中，最早进人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一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学批评学知识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
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到2018，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人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自从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文化大背景中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学”，这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本土学者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的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40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这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叶舒宪
2018年2月7日于北京太阳宫
阉割现象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谜。阉割现象从动物发展到人类自身，延续数千年，波及各个古老文明。叶舒宪著的这本《阉割与狂狷》运用跨学科知识，剥开层层谜雾，追溯阉割的神圣起源，还原阉割的神话原型。在解密生理阉割文化的基础上，特别提出并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心理阉割现象，并对阉割文化的人格对立面——狂狷，做出独到的文化阐释。而对于未来社会超越阉与狂的理想人格的探讨，本书给出了高瞻远瞩的见解。
叶舒宪先生著的《阉割与狂狷》共分为人是阉割动物、阉割的文化效应、中国阉割文化的整合观、阉割的神圣起源、心理阉割、狂狷与反阉割、阉与狂的展望七个部分，主要从人类学方面对阉割现象进行了探索，阐述了阉割情节的普遍性和阉割恐惧对于男性心理的作用，以及阉割情节对人格心理形成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