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的注家可能对复是未注的，所以后世注家注复字，多引朱熹的注，朱熹的《四书集注》注复义为：“复，践言也。”近现代注家基本都沿用朱熹的注，但朱注在古代尤其清朝时广被质疑，因为朱注没有其他例证，是孤注。
直到近代，童第德找到了《左传》的例子，以证朱注的正确性，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以为有例证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直接引用了。回头一读却发现恰恰相反，童第德找到的例证不但不能起到例证的作用，相反，起到的是反证的作用。童第德援引的例证是《左传》中记载僖公九年苟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杨伯峻也循此说，并断定“这‘复言’都是实践诺言之义。”并以为“童第德先生举出《左传》为证，足补古今字书之所未及。”
然而非常明确的是，《左传》中的论断是“复言非信也”。也就是说，左传是很明确讲复言是不信的。我们再来考前一句，“不可以贰”很明显是断定不可说二话，其义为说话要如一而行，那么后面的能欲一句，显然是个反问，是反着不可以贰这一句说的，意思就是“怎么能够为了爱惜我身(我自己、一般指性命)而去复言(食言、收回承诺)呢?”
如果我们按照朱注、童注、杨注的思路来译这两句话，那么“复言非信”就要译成“践行诺言是信”，也就是说非字要当是字讲，而古代语言是不可能出现非字作是字讲的，这是逻辑上讲不通的。同样， “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就要讲成“我能够为了我的性命去实践诺言吗”。为了自己去实践诺言，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有什么矛盾需要反问呢?这一句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而相反，复言是食言、收回承诺的意思，这样一讲，就完全讲得通了。如“复言非信”讲成“食言是不信的”，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而“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讲成“我能够为了我自己(我身，此应是指性命)而背弃我对先君的承诺吗”在逻辑上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们再考此复字，实为回还之义，如《说文》：“复，往来也。从彳，复声”；《易·复》：“反复其道。”反和复都是回的意思。都是表由此到了彼，然后再由彼到此的一个过程，考《左传》两句，复言非信，显然复不是践的意思，而是回反(收回)的意思。又考司马光《资治通鉴》：“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很明显，司马光是懂得复言不是践言之义的。朱熹以复言为践言，显然是没有依据的臆断，而童第德明明举出古例，却偏偏解错字义。而杨注及近当代注家，则基本沿用了这一注法。钱穆在注解时当是认真查了字典的，如他注为：“复，反复，即践守所言义。”他注意到了复的本义是反复，但却没有深究，结果还是走上了朱熹的老路。 最后，我们来考察有子的原义，“守信要本着接近于义的原则，当发现以前的承诺现在不合于义的原则时，就可以收回承诺。”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呢?就在于及时纠正错误，如果已做出的决定、已答应的事后来发现是坏的、是不合礼不合法的，那么就要纠正，而不应该去践言。所以有子对信、义的辩证关系是认识正确的，而朱、钱、童、杨等注，则是不考虑现实情况的盲目践言，是不合于辩证法的。
古人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道理用在注释古代典籍上再适用不过，有时一字之差，可能关乎整个句意的正误，亦可能关乎整个句子的精神。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