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1906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

潘汉年的冤案虽然已经平反多年，但是关于他的一生的丰富革命斗争经历以及蒙冤受难的种种具体情况，却仍然一直鲜为人知。

历史的步伐不停地前进，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革命前辈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事迹，包括他们所遭遇的许多冤案，距今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有关方面对于保密的要求，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无须回避所谓的“历史阴暗面”，已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把隐蔽战线上革命前辈们的历史业绩再现出来，使之广为传扬，重放光彩。这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现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尹琪著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就是为此而推出的一本历史纪实性的读物。

尹琪著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主要记述了潘汉年的情报工作。作者尹琪是江苏句容人，1930年生，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所著《潘汉年传》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上篇 初显身手

 第一章 危急时刻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第二章 以血还血严惩叛徒特务首恶

 第三章 调兵遣将在租界巡捕房收买耳目

 第四章 长线钓鱼从国民党市党部打开缺口

 第五章 兵不厌诈引诱社会局反共分子上钩

 第六章 斗智斗法巧妙反击“伍豪事件”

 第七章 不拘一格建立广泛情报网点

中篇 功“过”之间

 第八章 形势剧变重返情报战线工作

 第九章 亲临一线构建敌后情报系统

 第十章 不惧风险让袁殊在日本情报机构建立内线

 第十一章 随机应变和岩井在情报战场角逐

 第十二章 里呼外应把触角伸向汪伪汉奸高层

 第十三章 八面来风把重要战略情报源源发往延安总部

 第十四章 香港沦陷借助敌手实施撤退计划

 第十五章 重心转移进一步开展汉奸上层工作

 第十六章 选贤任能刺探日、蒋、汪暗中勾结内幕

 第十七章 攻心为上在敌占区建立秘密交通线

 第十八章 事出意外被挟持会见汪精卫

 第十九章 一念之差酿成终生苦果

下篇 再创辉煌

 第二十章 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二十一章 烽烟又起再踏上新的征程

 第二十二章 知人善任派遣张建良完成艰难使命

 第二十三章 运筹帷幄指挥杨建平开通海上运输线

 第二十四章 胜利在望全面担当中共代表重任

 第二十五章 奉调新职为情报生涯画上最后句号

附录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2017年再版后记

第一章 危急时刻 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1931年的春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艰难的、危机迭起的严峻时刻。

新年伊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钦差大臣”米夫便用秘密串联和突然袭击的手段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此次会议是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召开会议的通知既不说明会议的性质，又限定必须在1月7日这一天结束会议，以致与会者大都以为是一次临时性的紧急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并没有出席中央全会的思想准备；到会的中央委员人数也不是法定的半数以上（50多位中委只有22位出席）。会议的操纵者还非法地临时决定让不是中央委员的一批与会者享有表决权。此次中央全会的唯一实质性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米夫的忠实追随者陈绍禹（王明）等人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把原先不怎么听话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赶下台。结果经过整整一天（15个小时）的激烈较量，米夫及其追随者们如愿以偿，王明这位唯米夫之命是从、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党棍式的人物成了中共实际上的第一号领导人物。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给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

六届四中全会勉强通过决议的第二天，即1月8日，以罗章龙为首的中共中央部分领导成员就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要求共产国际另派代表来华指导中共的工作，另行成立中央。中共陷入了分裂的危机。

九天之后，即1月17日。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正在东方旅社集会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袭击，当场就有36人被捕，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何孟雄就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米夫和王明的代表人物之一。东方旅社事件的发生，至今也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仍未解开的谜：国民党特务是怎样掌握了这一秘密集会消息的呢？都说是“叛徒”告密的结果，但告密者究竟是为了保全自己邀功请赏，还是出于宗派主义争权夺利排除异己的目的？众说纷纭，迄今似乎尚无定论。

严酷的事实是：20天之后，即2月7日，东方旅社被捕的36人中有24人被秘密杀害。其中不仅有所谓闹分裂的领头人之一何孟雄，还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为鲁迅所痛惜的文化精英人物。东方旅社事件及其24名被捕者的被杀害，对中共无疑是又_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对中共的一个更大的打击，还是在4月下旬及其之后的一段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时刻。

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的特务所捕获。这位工人出身，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莫斯科受过专门培训、在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被认为是精明强干的中共领导人物，被捕后未经任何严刑逼供，就叛变投敌，并决心用出卖共产党的大量核心机密来换取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重用和奖赏。

多亏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早在两年前就已经部署了一项对付当时国民党唯一的特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措施：派遣情报干部秘密打入了调查科的内部。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的消息，就是由打入调查科内部并担任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抢在敌特机关行动之前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中央特科，从而为中共中央采取反措施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才避免了国民党特工机关和顾顺章联手“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和“一网打尽”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图谋。当徐恩曾亲率他的两位高级助手张冲和顾建中赶到上海，按照顾顺章提供的一长串的重要机密地址突然搜捕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和中央一批重要领导人物的住所早已人去楼空。在周恩来的亲自策划下，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所，都已抢在徐恩曾的前面撤退转移了。

P2-3

“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戴笠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潘汉年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在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同志，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完全不知道。也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说的，只知道戴雨农（戴笠），不知道李克农。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自己在隐蔽战线上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前辈。潘汉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这是1996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一次重要集会上，一位曾经在中央某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发言中所说的一段话。

这位老同志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把戴笠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务魔头拿来和我们的革命家潘汉年相提并论，而只是有感于我们的宣传界和出版界在向当代青年介绍历史人物的某种偏颇和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众所周知，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这是一部尖锐、复杂、激烈而又漫长的斗争史。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和共产党的完全胜利，这也早已被载入了史册。在这场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中，情报和特工战线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条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最后胜负的归属也早已是尽人皆知了。但是，多年来，尤其是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的十多年来，作为败军之将的戴笠、徐恩曾、毛人凤等，都成了介绍宣扬的热点人物，尤以戴笠这个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历史罪人为甚。而反观作为胜利之师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等，他们的革命经历及其辉煌的功绩，却一直极少张扬，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历史的不公正和现实的不正常现象。

造成这种不公正和不正常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史实和相关资料，一直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保密，当然是必要的。但与此有关的制度、法规以及实施细则，却一直并不健全，很不完善，实际掌握和操作起来，便往往有很大的弹性、伸缩性，甚至是随意性。人们为减少麻烦和保险起见，这一领域几乎就成了不便涉猎的“禁区”，即使有人“冒险”去搞了，也难以顺利推出，而往往胎死于腹中。另一个原因是，隐蔽战线上的许多革命功臣与英雄人物，在经历了长期复杂艰险的斗争之后，尤其是在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却不幸在自己内部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诸如整风、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中，受到了怀疑、排斥、打击，以至诬蔑和陷害。在日渐严重的“左”的思潮影响下，当年这些同志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必须和敌人有所接触、有所交往、反复周旋，以及深入龙潭虎穴，“与魔鬼打交道”的各种革命行动和英雄行为，往往却成了“叛徒”、“特务”和“内奸”嫌疑的证据。这真是所谓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在隐蔽战线上曾经屡建卓著功勋，而在解放后的内部肃反运动中被诬陷为“内奸”、“反革命”的代表人物。由于潘汉年曾经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的所谓“内奸”、“反革命”罪名一经成立，同时也就株连了一大批也在隐蔽战线上工作的战友和部下。于是，潘汉年以及和他类似的一大批受到打击和诬陷的人们，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全部斗争业绩，便长期被排除在传媒和出版物的介绍宣传之外了。

潘汉年，1906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转入了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等高级职务。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统治森严的后方，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屡建奇功，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同时还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出色的贡献。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在党内外乃至国内外，都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解放后，在他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工作，并且取得了卓越成绩之际，突然祸从天降，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以强加的“内奸”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审讯、调查，长期的关押。由于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2年1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亲自点名给潘汉年定性定罪，1963年1月他被司法机关判处15年徒刑。1970年又由中央文革专案组改判为无期徒刑（连司法手续也未办）。直到1977年4月，病逝于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他被整整关押了22年。

然而这却是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1982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潘汉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并且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汉年的冤案虽然已经平反多年，但是关于他的一生的丰富革命斗争经历以及蒙冤受难的种种具体情况，却仍然一直鲜为人知。其原因是：既有前面提到的属于保密方面的考虑，也有属于某些需要避讳的考虑。因为冤案的发生无疑是属于历史的“阴暗面”。

总而言之，由于上述种种可以理解和难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隐蔽战线上曾经英勇战斗过的许多革命前辈的历史业绩，在今天的各种传媒载体中就显得十分的稀少，甚至是大量的空白。看看书市上大量反映戴笠其人其事读物的存在，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感到对革命前辈的内疚，感到某种的失职。

历史的步伐不停地前进，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革命前辈们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事迹，包括他们所遭遇的许多冤案，距今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有关方面对于保密的要求，也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无须回避所谓的“历史阴暗面”，已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把隐蔽战线上革命前辈们的历史业绩再现出来，使之广为传扬，重放光彩。这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对现代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就是为此而推出的一本历史纪实性的读物。

中共党史出版社为了弘扬中共在革命年代隐蔽情报工作战线上一批功绩卓著人物不惧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决定选编出版一套反映其历史业绩的系列丛书。在这批人物中，潘汉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有代表性的一位。拙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有幸被选择为该系列丛书之一，即将再版。这是一件好事，我自然表示支持。

只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距今已有近30年之久，其写作思路和主要内容以及基本观念是我在1988年夏季应公安大学出版社的约稿撰写《潘汉年传》时就已形成的。虽然在1996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从《潘汉年传》中抽出其有关情报工作经历的章节单独出版时，我曾补充过某些史料和修正过个别不够准确的观点，但其主体和基调并没有改变。即使2011年出版社重印新版时，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不足，也只是做一些零星的修补而未能有较大的修改。现在，时间又过了六七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再版这本书，当我再一次审视这本旧作时，原先已经认识到的缺点和不足就更引人触目了。因为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推进，不仅有许多新的史料被发现，让我们扩大了视野和知识面，而且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这次再版，基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考量，我仍不可能对本书进行较大的修改。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这本书的缺点和不足再做一次概括性的自我评判，这对于读者的阅读应该是有助益的。

近30年前，即在1988年的夏季，我作为一位大学文学专业教师在接受撰写《潘汉年传》书稿时，我是把传主看作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才华横溢的革命家，曾经为革命事业作过重要贡献的风云人物。又因为在1955年的春天，这位革命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竟被定下了“内奸”“反革命”两项骇人听闻的罪名，致使潘汉年蒙冤受难整整27载。直到1982年初，潘汉年已离世多年才得已平反昭雪。因此，我在写作《潘汉年传》时，首要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要把所谓“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主题立意到叙述描写，我都是把潘汉年当作英雄般的落难人物予以颂扬的。也正因此，对于潘汉年在革命年代的工作过程中的缺点和失误以及思想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不够重视，多半采取了宽容、辩解甚至笔下留情加以谈论的态度，而缺乏应有的严肃的分析评判。或许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文体分类问题上，受当时颇为流行的“报告文学”影响，我将这本书定位为有些模糊不清的所谓“纪实作品”了。应当承认，当时我对“历史学”的概念根本就没认真关注，对史学理论与实践的知识所知甚少。实际上，史学与文学是既有交叉又有显著区别的。潘汉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人物，写作他的历史就不能忽视他在历史的进程中所起过的独特作用，其史学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从这个角度看，《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就不能算是一本合格史学作品。例如书中运用了大量史料，其中大部分都没有注明资料的来源或出处。另一个问题是，历史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史料”本身。“有一分资料，才说一分话”（胡适语）。史论必须以史料为前提。按这样的要求，这本书的史论就不够严谨扎实。某些论断并没有充分的史料作依据，显得有些武断。总体看，这本书的史论有些过多，其中的某些论断也不够准确甚至不够客观公允，或者说是有些简单化绝对化了。这些都是要请读者明察并给予批评指正的。

尹骐

2017年7月于北京西城新华里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