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鲁迅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仅仅是《史记》的艺术价值。《史记》的思想价值更为崇高，司马迁定位《史记》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

张大可、朱枝富编著的《西汉盛世文帝景帝(精)》是张大可先生《史记疏证》系列套书之一，全书分三部分。

张大可、朱枝富编著的《西汉盛世文帝景帝(精)》是张大可先生《史记疏证》系列套书之一，全书分三部分。第一、第二部分分别为《孝文本纪疏证》、《孝景本纪疏证》，内容体例分为：题评、集注、立目讲疏、语译、集说五项。其中“题评”分为“题解”与“提说”两项内容，分别曲子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和韩兆琦《史论题评》。“集注”是用白话解读原文释意，以当代注家为主。“立目讲疏”中包括对于文本的辨析、考证、研讨，以及考古新成果、文献新发现、史事补述等，融汇古今人的研究成果。全篇注文后为“语译”。最后为“集说”，从各方面进行宏观疏解。第三部分为《西汉文景之治》，其中收录作者三篇文章，分别为《论“文景之治”》、《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论汉文帝创建的贤良文学》。

史记疏证孝文本纪

史记疏证孝景本纪

史记疏证张释之冯唐列传

西汉盛世文帝景帝

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

论汉文帝创建的贤良文学

【题解】

张大可曰：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先立为代王十七年，即帝位二十三年。本篇写代王十七年一笔带过，主要内容写汉文帝即帝位二十三年的政绩。汉文帝躬俭仁爱，关心民生疾苦，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政治的较好执行者。

【评说】

韩兆琦日：本篇记述了汉文帝于大臣诛诸吕以后，果断人承天子位的过程以及称帝后的种种德政。在本纪所写的汉代帝王中，司马迁给予汉文帝的政治评价是最高的，对汉文帝的个人品德也称扬备至。

(1)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以国家、黎民百姓为重的一代贤君。他思忧天下，关心民瘼，“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太史公自序》)。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本纪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日：‘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贿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作品在叙述了汉文帝的一系列仁德之事后，言犹未尽，又借汉景帝的诏书赞美道：“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众。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论赞又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司马迁之所以对汉文帝如此称许，是因为汉文帝的“行事”符合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迁主张为政者应施行“德政”，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他看重的都是“德”。《夏本纪》说：“德流苗裔”；《殷本纪》说：“德盛阿衡”；《周本纪》说：“德盛西伯。”但是从《秦本纪》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痛感他们唯“力”是用，逮至孝景及今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此处，司马迁感慨良多!沈作酷说：“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朔服色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寓简》)汤谐说：“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其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史记半解》)

(2)汉文帝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帝王，他不仅谦让、俭朴、宽仁，而且具有勇于纳谏的精神。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通过张释之、冯唐的犯颜直谏而被文帝接受的故事表现了这一主旨。例如有一人盗去高祖庙内座前玉环，汉文帝大怒，“下廷尉治”，希望能把小偷满门抄斩。结果，张释之依法办事，“奏当弃市”，并且犯颜直谏：“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顺逆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尽管汉文帝以为张释之未能体现自己的“承宗庙意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在理解了汉文帝勇于纳谏这一层面的意义后，我们也许会看出汉文帝身上还是有不少阴暗面的，他“从善”但并不“如流”，假若张释之是按皇上主意判案的张汤，汉文帝的“仁德”就没有本篇所叙说的那么多了。另外，汉文帝还有猜忌功臣的缺点，致使周勃恐惧而死。这方面需参照《绛侯周勃世家》等。

(3)赞扬了上书感动天子的少女缇萦，表明司马迁对待妇女的观点是进步的。缇萦是太仓公的小女儿，太仓公会医术，后受人诬告被解往长安受肉刑。临行时，五个女儿随而泣，仓公骂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这时，少女缇萦挺身上书，不仅使父刑得免，而且感动文帝，除去了“断支体，刻肌肤”的肉刑。在司马迁笔下，一位少女的个别行为，与朝廷的政治措施连在了一起，遂使缇萦这一女性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得以不朽。班固在《咏史》诗中称赏道：“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曹植在《精微篇》中也赞日：“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

(4)司马迁《史记》对帝王诏策多不滥载，唯本篇载录文帝诏书特详。李景星说：“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独于《孝文本纪》录诏令最详，盖以孝文各诏质古温醇，实属三代之遗。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诸空言者比也。通篇叙事，纯以文胜，写得秩秩楚楚，优柔不迫。既无《高纪》中疏荡之气，亦无《吕纪》中刻挚之笔，又处处与《武纪》中做反面对照。写仁厚守成之重，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笔墨也。后幅收束，尤为严密。从代来即位一段，总叙帝生平于未崩之前；‘后七年六月，一段，详叙帝之遗诏于既崩之后。下又继以景帝之诏，群臣之议，将帝所行之大事再括叙一番，而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实笔力。”(《史记评议》)

作者在本文中歌颂汉文帝的废除肉刑，很把它当作一件盛德之事来说，但事实究竟如何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汉书·刑法志》载张苍、冯敬上书称文帝之废肉刑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不够死刑的为废肉刑而升为死刑，已经是不合适了；将稍轻之肉刑改为鞭笞，由于打得太重，也等不到打满数目就被打死了。为此，景帝时曾两次减少鞭笞的数目，至武帝时重又恢复了肉刑。

本文在揭示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矛盾方面，可谓隐微细致，发人深思，诸如周勃、陈平等当初为什么要选汉文帝以及汉文帝入朝后又对周勃、陈平等做了些什么；在平诸吕中立有最大功劳的是朱虚侯刘章，而文帝即位后又是怎么对待刘章兄弟的；文帝即位前，曾反复推让，文帝即位后，又一连对各个方面以及对全国的百姓普加奖赏，这些是为什么?作者的确歌颂汉文帝，但对汉文帝的某些故弄玄虚之举，也并非视而未见。摒除表面的一片颂声，仔细推敲，这里边似乎还大有奥妙，很能让人长见识。P3-5

《史记》人物系列丛书第一辑1-10册，是大型古籍整理学术工程《史记疏证》一组抽印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于2018年集中推出，向广大读者征求意见。《史记疏证》工程是一种全新的古籍整理形式，“熔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编，聚海内志同时贤于一堂”，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一种雅俗共赏的读本，也可当作一种工具书使用。《史记疏证》的总体结构及其内容，详见《史记疏证·凡例》，兹从略。《史记疏证》工程尚未完成，已进入最后通校、定稿、排版的冲刺阶段，面见读者，大约还有两年时间。为了验证这一新成果，特别选出了十五个篇目，汇辑成十册书目推出，倾听社会反响，以期在疏证工程的冲刺阶段弥补其不足，力求完美。

十五篇选目为：《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赵世家》、《孔子世家》、《孙子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大宛列传》、《太史公自序》，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三体，突显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每册单行本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原典“史记疏证”，给读者提供阅读《史记》的原始资料，以及作者的解读；第二部分是作者研究成果，大多为研究论文，也有对篇目的深入讲析，书题从第二部分研究内容中提出。十册单行本顺序原则上按《史记》原书五体顺序，即本纪、世家、列传顺序排列，在同一体中的人物排序基本原则是以时代为序，通史序列本当如此。但世家、列传个别篇目以类相从打破了时间序列，例如世家中《孔子世家》在《赵世家》之后；列传中记载张骞活动的《大宛列传》在《司马相如列传》之后。本辑丛书，同一体则按历史人物活动的年代先后为序。所以十册书目如次：

1．人文始祖黄帝

2．千古一帝秦始皇

3．平乱诛暴汉高祖

4．西汉盛世文帝景帝

5．至圣先师孔子

6．胡服骑射赵武灵王

7．兵家之祖孙武子

8．西域使者张骞

9．一代辞宗司马相如

10．千秋史圣司马迁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鲁迅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仅仅是《史记》的艺术价值。《史记》的思想价值更为崇高，司马迁定位《史记》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所谓“王道备，人事浃”就是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太史公自序》说得更直白：“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史记》效《春秋》，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实践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的理想。《史记》的形制五体结构像一座宝塔，形象地反映了礼制国家的等级秩序。《史记》内容贯通历史三千年，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浓缩。《史记》创立纪传体，以人为中心述史，描写人生百态，惩恶扬善，每个人都能从《史记》中找到对照自己的榜样。本辑《史记》人物系列十本书目，涉及十七个历史人物(~if-g'-P-7-)，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化伟人与英杰，而突显的就是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这一主题。司马迁十分自信地宣称，全社会的人，君臣父子都要读《春秋》，如果不读《春秋》，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t君臣父子”，是司马迁对全社会人际关系的浓缩，也就是‘‘君臣父子”，指代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上至帝王，下至黎民。《史记》是全中国人人必读的一部国学根柢书。根是树木之本。柢指树之直根。俗话说“根深叶茂”，只有根深扎于土壤之中，才能使树木稳固并茁壮生长。根柢两字叠用，加强树之本的意义。中华文化有五千年历史，将其比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史记》就是这棵大树之根之柢，即中华文化之本之源。全社会的人读了《史记》，提高自己的修养，社会就和谐了。所以《史记》生命之树常青，并日益走向普及。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古籍畅销书。《史记》蕴含的百科知识，文学、史学的艺术价值，其中各色历史人物所起的榜样借鉴作用，决定了《史记》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书。《史记疏证》单行本把解读《史记》与研究《史记》结合起来，雅俗共赏，是包括研究者与爱好者在内的广大读者群体阅读和欣赏的读物，是学术研究走向普及大众的一种尝试，具有开创意义。

本书《西汉盛世文帝景帝》，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第一手文献资料，司马迁所写文帝、景帝两人的本纪疏证解读，提供给广大读者欣赏研讨。文帝时著名贤臣张释之、冯唐两人列传亦列于本书。张释之是司法长官，冯唐是近侍进言大臣。将四人传记对照阅读，鲜明地反映了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构建开明政治的蓝图，即君明臣贤。最高位之君要无为，把握方向，不干涉臣职，而贤臣要有为，尽职尽责。司法长官要独立办案，进言大臣要敢于针砭时弊，也就是行政、司法、监督相互制约，各司其职，社会就和谐了。文帝、景帝、张释之、冯唐四人的三篇纪传聚集在一本书中对读，非常有意义，启迪智慧，受益无穷。本书第二部分集中评述文景之治取得的成果，以及汉文帝作为仁君的风采。司马迁为何只称许文帝一人为“仁君”，什么才是“仁君”的境界，这是本书解读的重心。

本书作者张大可、朱枝富。张大可，《史记疏证》学术工程主持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朱枝富，江苏省海外发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