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生南国
身前身后都是指望他的人，依常伦排序，第一是他生母。
生恩和养恩孰轻孰重，难加分辨。论先后，没有生哪来养？论短长，生是一时，养却是一世。既无法衡量比较，便顺从现实，从来不提生家，一心侍奉养家。所谓养家，其实只阿姆一人。他从未见过养父，领过去时，只阿姆自己，阿爹卖猪仔去了菲律宾。那时节，人都是卖来卖去的，他的卖价是三百斤番薯丝，如今看来极贱，但阿姆骂他，是当价昂的说，意思花大钱沽他来，却不乖，又无用，可见是个赔钱货！他被骂惯了，时不时还会挨几下打，别的他不在心，唯独“三百番薯丝”这句，多少有些伤他，起了隔阂。虽然一上来就知道不是阿姆的小孩，也知晓即便自己的小孩，疼他也疼不过阿姆这样，但这一句，让他成了劳力，猪仔似的。六岁那年，阿姆决定去菲律宾找阿爹，与一伙同乡人付出一笔钱，夜里上一条大木船，登船时又被为难一番，嫌他太大，不是阿姆说的四岁，要加价。阿姆心疼钱，就骂他吃得多，长得快，“三百番薯丝”再提一遍。途中起风浪，木船几乎摇散，他被几个大人压在底下，听见阿姆变了腔的叫喊，应不出声。阿姆吵得太凶，受人呵斥，一艘巡逻艇突突开过去，借了灯亮，他和阿姆一上一下看见，都是惊恐失神的眼睛，仿佛分离有万万年，彼此换了物类却还认得出。
大木船登岸香港岛，一边找工做，一边打听阿爹的消息，是一段极苦的日子。在新填地街租下半间屋，说是屋，其实是替人看档，夜里拉下卷帘门，铁皮柜上铺开席枕；天白卷帘门拉上去，便卷起铺盖，将柜里的干鲜货摆上柜面，大人小孩各自走开。阿姆到后面码头打杂，他则上学读书。一日里只晚饭起炊，就在路边露天点一个火油炉，下一锅面线，母子俩吃一顿热食。那两餐都是混，倒也不曾挨饿。因这条街多是水果档，垂手可拾，刀尖剜去烂眼，余下一角填肚腹。也因此，成年以后他不爱吃水果，果肉里总有一股腐味似的。街对面是一间戏院，专演粤剧，小孩子们常溜进去玩。倘有戏班驻场，守门人没看牢，便可潜进后台。那一挂挂戏服，一顶顶头面，妆台上的镜子交相辉映，架上的刀枪，红绿缨子。空气里有一股粉香，好像天上人间。曾经从广州过来剧团，红线女头牌，天不亮就排队购票，一人只得四张。他们这伙小孩子代人占位，一个位换一角币。天热，卷帘门里，一夜睡过去，一身痱子，他们本来就睡马路。占位的收入，集起来替阿姆买一张票。那一天，阿姆早早从码头回来，煮了面线，吃毕后洗澡洗头，穿一身香云纱衣裤，摇一柄蒲扇，扇面洒几滴花露水，过到街对面，堂堂正正走进大门，看戏去了。剧团的团长是个北佬，叫他们“小鬼”，广东话里不是好话，但内地那边过来的，尤其官场上的人，有些君临天下的气派，所以就还是欢喜的。 都是苦惯的人，他又年纪小，不解事，就受得住煎熬。不知不觉问，他们从货档里搬出来，搬进一间正经屋子；又不知不觉间，阿姆自己开起一小间货档，打“老鼠会”得的本钱。这时候，他也大了，十二三岁的人，个头长过阿姆，穿了白衣白裤的校服，头发斜分、梳齐，骑一架自行车，游龙般出了街巷。先给食档送菜，然后上学，下学后再送一轮。这一轮就带有馈赠的性质，即将过夜废弃的菜，不如做人情。阿姆少骂他许多，再不提“三百番薯丝”的话，预见到将要靠他。菲律宾那边的人，一是无音信，二是不指望，香港是唐人的地方，阿姆和他已经住惯了。
他上的是一间爱国学校，师生中有激进分子。左翼思想往往培养文艺气质，因二者都有空想的成分。具体到他，困窘的现实里，更需要开辟出另一个空间，存放截然相反的储藏，就像新填地街对面的剧院，舞台灯光里的男女丽人，上演一出出戏文。说是古事，可谁又真知道，总归和今日不同，凡不同的事物，都推到古远，三皇五帝就是至仁至德。所以，他自小往文艺青年的方向走，喜欢读书。学校邻近，专有一间书铺，租售现代文学作品。鲁迅的文章对少年人显得过于严苛；刘呐鸥一派的都会小说，在社会底层的人生又忒奢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茅盾的《子夜》，一方面，和前者同样，声色犬马，另一方面，却有一个坚硬的壁垒，即资本主义运作体系，中学生的认识难以攻破，令他生惧，于是便退了回来；巴金的《家》《春》《秋》是他喜欢的，虽然也是离他的生活很远，但因有着常情而被他理解并感动，然而那皇皇巨作，众多的人物，繁复的情节，社会各阶层样貌，几乎是先天的存在，非人力所创造！所以，他攫取做榜样的，是戴望舒、徐志摩，还有林徽因“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说到此，就要感谢五四新文学，开创有白话文的诗与散文，要不，少年人的心事往哪里安放呢？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些新辞，方才启动心事，否则，他们还不自知。这也就是启蒙的结果吧！
就这样，他在自习本上写下一行行句子，写海、远山、礁石般的一串离岛、天上的云——香港的天空，实在是很活跃的，氤氲集散，一忽儿推拥，一忽儿铺平，一忽儿成风，一忽儿化雨。心情也随着摇曳，一忽儿舒朗，一忽儿沉郁，一忽儿阴，一忽儿晴。文字多少是夸张的，偏离客观真实，加强了主观性。他就变得多情善感，常在无人处独自出神，甚或流泪饮泣。临青春成长，一切感受格外尖锐。阿姆的粗鲁的爱折磨着他，吃不下的时候硬逼着吃；睡不着时强行关灯逼着睡；与同学争执，最常见不过了，阿姆却吵到同学家去；老师评语稍有差池，那就是全校耸动，校长都出面了。倘若不是“三百番薯丝”的前缘，他会与阿姆闹翻，现在，因有这项自知，便压制下来。受恩其实是屈抑的，但这屈抑帮了他，安然度过反抗期的危机。 如此的处境里，要他不去想念生父生母，也是不可能的。从“三百番薯丝”的卖价推认，一定是极贫寒的人家，否则不至于沽儿鬻女，所以心中并无怨艾，只好奇他们是怎样的人性，如何喜怒形状？想必不会是阿姆这样的强人，而是软弱认命的；他的兄弟姐妹——他无疑是有兄弟姐妹的，否则不会养不下他，倘是有他们，就不会像如今的孤单，看街坊多子女的人家，尤其是兄弟们，呼啸而过，呼啸而往，当然的，免不了要争食争衣，阿姆却从未让他受过饥寒。这么想，并非要将两家作比较，生和养如何比较？两项缺一项，就没有他。即便在最寂寞最苦闷时，他也不曾生出过厌世心，相反，还有些享受呢！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P1－3
编2017年度的中篇小说选时，我想到了“小说法”这个词。有这个词吗？似乎在文学理论的辞典里没有这个词，但我以为完全应该造出这样一个词。因为小说是有法度的，符合一定法度的小说才能称得上是地道的小说。那么，什么是小说的法度？这却是一个难以言说清楚、更难以做出明确界定的问题。古今中外，不少文学理论家都做过类似的工作，为小说归纳出各种标准和法程，尽管理论家们言之凿凿，但作家们多半对此不买账，他们绝对不会亦步亦趋地按照理论家们的规定去写小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提出“小说法”这个词呢？说实话，我是受“书法”概念的启发而想到“小说法”的。书法是一门书写的艺术样式。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写字，但并非每一个写出来的字都能称为书法艺术。甚至有不少人写的字非常漂亮，但我们也不会把凡是漂亮的字都称为书法。因为“书法”这个词已经提示了，书法艺术是有法度约定的，书法艺术家也多半不是通过学习理论去掌握法度，而是通过不断地临帖、读帖去领悟法度并一步步接近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小说作为一门艺术，不也和书法一样应该遵循一定的法度吗？小说是讲述故事的，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可以被称为小说，尽管有人讲述的故事很好听，但它也只能是故事而已。而小说要讲究小说法，小说法意味着作家要注重讲述故事的方法，要注重语言文字的运用方法。作家主要也不是从理论书籍中学习小说法的。因为小说法是一种境界，它指出了一种模糊的边界，作家是在多方面的学习和写作实践中逐渐领悟到这一模糊边界的。但对于每一位小说家而言，小说法就像是矗立在内心的一座航标灯。
王安忆是一位自觉追求小说法的作家。这种自觉性就像是一颗蕴含着强大生命力的种子，从她开始写作起就埋在她的文学思维沃土里。后来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就显露出她在怎么写上的执拗劲。为此她也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她牺牲了小说的可读性，有时还牺牲了内涵的丰富性。我曾以为王安忆是在把写小说当成一桩技术活在做，后来逐渐发现我误解了王安忆，实际上她是在不断地给自己的写作设置新的难度，努力攀登小说法的最高境界。从《红豆生南国》就明显看到了她的努力。首先文字就很讲究，有文言文的做派，但分明是现代汉语，并非像有的作家将一些文言文的雅字镶嵌在句子中，后者不妨称其为仿古。文言文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千锤百炼打磨出来的书写文字。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虽然也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但恰恰缺乏这样一种千锤百炼的打磨。王安忆显然有一种意识，要把现代汉语打磨得像文言文般隽永和精致。这篇小说王安忆还设置了另一难度，她不给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取名字，全由第三人称“他”“她”或者人物关系指称如阿姆、前妻、儿子、老同学，来导引故事的讲述。人物没有名字，既要叙述得清清楚楚，还要使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鲜明生动，这充分体现出王安忆的叙述能力。说到底，王安忆的这些努力并不是一种对掌控文字的炫技，而是为完善小说艺术世界服务的。这篇小说书写了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物，王安忆借用“红豆生南国”的诗意，欲表达感恩之情尤其值得相思的主题。显然，小说目前所采用的具有书面文特点的、凝练的叙述，能够更好地突出这一主题的典雅性、宗教意蕴以及去私欲情感的特质。
双雪涛是一位“80后”，但他似乎非常不屑于去讲一些平面化和时尚化的故事，他更不会将写小说当成自娱自乐的事情。我相信，在他的内心是有写作标杆的。这种标杆就构成了小说法。比如他写的《飞行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坯子，讲述一个年轻工人怀有设计发明飞行器的理想，以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历经的艰难、收获以及最后的失败。如果直接将这个故事讲述出来，也许能讲成一个励志的悲情故事，但这种类型的故事很多，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而已。双雪涛的处理则让一个平庸的故事坯子焕发出神采。他将李明奇的经历分割成两条线索，一条从历史切入，一条直接书写当下。两条线索既有互文的效果，又起到了相互磨损的微妙作用。李明奇发明飞行器的行动称得上是壮志未酬，这样一种体现英雄精神的意志，在互文与相互磨损的状态下，成了反讽的载体。有人说，从这篇小说里读到了村上春树的奇巧构思、王小波的幽默腔调，也许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但如果在阅读小说时能获得如此丰富的感受，那便证明了这篇小说的作者充分运用了小说法。
小说法当然也意味着作家要以文学的方式去反映现实和表达作者对世界的认知。遍览当下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们的触角伸到了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作家们并不是简单地拿出一面镜子将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直接照在镜子里，而是想出各种方法让现实不仅得到文学化的呈现，而且要呈现出比现实更多的内容。老龄化逐渐成为中国一大社会问题，赵燕飞的《等待阿尔法》和阿宁的《夜里闭不上眼睛》可以说都是反映老龄化问题的。但两位作者所取的角度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等待阿尔法》设置了一个在病房里看电视的细节，巧妙地将侍候老人的社会问题转移到人工智能上面。而《夜里闭不上眼睛》则是让一场老少恋掀起家庭的代际矛盾。小说尽管写的是现实的日常故事，读起来却跌宕起伏，足以显现当代小说在日常生活叙事上的成熟和进步。杨少衡的《鱼类故事》则是作者长年累月对中国当前政治生态反复观察精心研究的成果。写官场的小说很有市场，写官场也很容易形成套路，比如权力倾轧、贪污腐败，读者似乎也很乐意按这些套路来了解官场。这都是因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只看到官场的表象。杨少衡则把官事也看成人事，因此做官如果既遵循做官的原则，也遵循做人的原则，而且在两种原则相冲突时宁愿把做人的原则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官员才能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小说中的迟可东看来就是奔着这样的精神境界去的。津子围的《长大一相逢》显然也是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作者所感的是一件萦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东西，这就是亲情。谁都有父母、有亲戚、有家庭，而亲情是维系着亲属、亲戚和家庭的重要因素。小说题目“长大一相逢”来自唐代诗人李益的一首诗——《喜见外弟又言别》。诗人在旅途中突然与表弟相遇，感慨万端，写下这首诗：“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这首诗写的是亲情，写亲人间真挚的情谊。津子围的小说写了一个家族的故事，让他心生感慨的并非家族亲人间的亲情，而是他发现，在家族亲人的相互来往中再也寻觅不到李益诗歌中的意境。津子围从日常生活的细节进入，让童年回忆与现实生活相对应，映照出亲人间曾温馨的亲情在今天是如何逐渐淡化甚至僵死化了。但即使亲情已经僵死，亲人间仍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小说由亲情扩展到家族意识，津子围正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家族故事，探讨家族意识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黄巧玉和“我”是这个家族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亲情的丧失怀有一种忧虑，也有意要将家族凝聚起来。津子围将黄巧玉塑造成了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现代女子。她提出要建立家族的教育基金。这一设想很有深意，说明她抓住了传统家族意识衰落的根本。表面上看，家族亲人之间产生龃龉都与贫困和利益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人们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伦理观上。而传统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已经难以解决家族之间的矛盾。只有从教育入手，让家族的成员都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以现代文明改造传统伦理，才能使亲情正常化。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
小说法并不是说不追求故事性，关键还是看怎么讲故事，小说法也能够让人把故事讲得非常好听。比如王手和畀愚，都是讲故事的高手。王手的《第三把手》，往俗了说是写了一个当“小三”的女性，但他完全以一种脱俗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他并没有按人们习惯性的思维从婚姻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小三”问题，不是孤立地对周节如以及张国粮在性爱上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将他们的行为放在一个家庭经商创业的过程中来考量，于是几个人物被刻画得活色生香，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得到充分的展现。畀愚的《氰化钾》可以说是一个谍战故事，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在写作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并不是谍战本身，而是“不露痕迹地处理这对异国男女的情感——那种在离乱人生表象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却又深入骨髓的男女情愫”。
当代文学习惯于将小说分为农业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材、教育题材、军事题材等等。坦率地说，这种以题材划分小说类型的做法是很简单粗暴的，不值得提倡。但即使如此，我仍要从其中专门挑出军事题材这一门类来说说。因为在我看来，所谓工业或城市等划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唯有军事应该作为一个特别的小说品种，这不仅是指它所书写的对象与军人有关，而且更由于军事这一特殊的行为给小说带来了特殊的审美品格和精神价值。军事关乎战争，关乎暴力，关乎血腥，更关乎和平，关乎尊严。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印满了战争的履痕，与此同时，军事和战争也赋予了文学更强烈的阳刚气息。我感到，当代小说呈现出越来越阴柔化和雌性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妨提倡一下军事小说。2017年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这也使得这一年的军事小说的创作显得更为繁荣一些，因此我选了一篇讲述军人故事的小说——王凯的《沙漠里的叶绿素》。
以上是我阅读小说的一点感受。很高兴与正翻开书页的您相遇，并能与您一起分享阅读小说的愉悦。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7》由贺绍俊主编，本书精选了10篇2017年中国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其中包括王安忆、须一瓜、杨少衡、双雪涛等名家作品。公正客观地推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使读者能够集中全面地了解中篇小说的创作成果。所选小说虚构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众生相。写作手法的运用多种多样，情节起伏，转折出人意料，耐人寻味。阅读时引人入胜，欲罢不能。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阅读本书，让读者领略中篇小说的魅力，打开一扇通往小说艺术世界的门。
本套选编由孟繁华、贺绍俊、李朝全、耿立等诸名家编选，从全国数百种文学报刊当年发表的千万字的代表作品中精选出部分精华篇目，向大众读者呈现中国年度文学创作的成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作品。其中不乏王安忆、梁晓声、张炜、李敬泽、叶永烈、周晓枫、苏童、双雪涛等名家之作。通过这些作品反映出2017年度中国文学领域的风貌和突破，让读者感受到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变化。共同铸造2017年度文学盛宴。本册为贺绍俊主编的《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