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娅第二次差点被淹死时，正漂在险恶无情的大海中央，而她心爱的人刚刚被这片海吞噬。她冷得感觉不到自己的脚是否还存在，因为干渴，舌头已肿胀得填满了嘴巴。她是如此悲痛，若非怀里还抱着两个勉强活着的小女婴，她宁肯让大海把自己也吞掉算了。视线中看不到陆地，只看得到失事船只的残骸碎片，几个其他幸存者在祈祷救援，还有许许多多被泡得发胀、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十三年前她也有一次溺水经历，那是在一个小小湖泊，而非这浩瀚大洋。那一次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命，但家人在场救了她，六岁的她是全家唯一拒绝学游泳的人。她怕水，仅仅是看一眼都会心生恐惧。
每回跟家里人一起到这片离家不远的湖泊游玩时，杜娅更愿意独自坐在岸上，看着姐妹和堂兄弟们在水中嬉戏、俯冲、翻滚。在炎热的叙利亚之夏，戏水是消暑良方。有时候他们试图把杜娅也哄下水，但她会坚定不移地拒绝，并从自己的拒绝中感受到一股力量。还是个小孩子的她，就极其顽固。“没人能告诉杜娅她该做啥。”她的母亲会既骄傲又愤怒地告诉每一个人。
有天下午，杜娅正漫不经心地在一旁坐着，用手指在泥土上涂涂画画，其他人在水里玩闹正欢，有个十几岁的堂兄觉得她实在是傻，再不学游泳就要晚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近她，一把抓住她的腰。任凭杜娅又踢又叫，堂兄也全然不顾，把她扛在肩上，就往湖那边走去。她的脸压在堂兄背部上方，而两条腿正好悬在他的胸前，于是她就狠狠地踢他的胸，用指甲掐他的脑袋。然后堂兄松开手，让杜娅落到了阴凉的湖中。她惊恐万状，脸朝下扑入水面。其实湖水只不过淹到了胸部，但已经吓瘫了的她甚至无法调整双腿找到立足点。身体没往上浮，而是沉了下去，大口的喘气换来猛烈的呛水。
还好有一双手及时把她从湖里拉了出来，托到岸上，放回吓坏了的妈妈温暖的怀抱中。杜娅把喝进去的液体往外咳，一边哭一边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踏近水半步。
在那之前，她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过什么让她害怕的东西。家人们都在身边保护着她。
六岁的杜娅回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自己曾孤身一人过。她和父母，还有五个姐妹，住在一个房间里——就是祖父的两层楼房中的一间。父亲的另外三个兄弟带着他们自己的家人住在其他房间里。每时每刻，杜娅的生活中都有亲人相伴：她挨着姐妹们睡觉，吃大锅饭，听大家兴致勃勃地聊天对话。
阿萨梅尔一家住在德拉，叙利亚西南部最大的城市，距离叙利亚和约旦的边界线只有几公里，两个小时车程就能开到首都大马士革南部。德拉所在地是一片有着肥沃红土的火山平原。二〇〇一年，也就是杜娅六岁那年，当地以蔬菜水果带来的丰盛收入闻名，那里种植石榴、无花果、苹果、橄榄和土豆。有个说法是，德拉的物产能养活整个叙利亚。
几年之后的二〇〇七年，一场毁灭性旱灾席卷了这个国家，持续了三年之久，迫使很多农民弃地逃荒，举家迁移到其他城市，比如德拉，去找活儿干以维持生计。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大型人口迁移加剧了动荡不安，于是到二〇一一年，杜娅的生活就被大规模抗议以及接下来的武装暴动给撕裂了。
回到二〇〇一年，当时杜娅还是个小女孩，德拉乃一片祥和之地，人们生活得好好的，新出现的希望激励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巴沙尔·阿萨德刚刚在选举中获胜，取代他故去的以强权著称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成为总统。叙利亚人都憧憬着一个更好的时代，首先，他们寄希望于年轻的总统会摈弃其父的高压统治政策。巴沙尔·阿萨德和他那迷人的妻子都在英国受过教育，他们的婚姻被认为是一种联姻——阿萨德来自于伊斯兰教的少数族派阿拉维派，而他的妻子阿斯玛则来自多数族派逊尼派，就像杜娅一家一样。巴沙尔的政治主张是世俗化的，因此给该国人民，特别是大马士革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带来了莫大希望。在他的领导之下，实行了四十五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案》被废除，这是一项用来打击异见分子的法案，在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期间一直有效 ，它的废除即意味着对言论自由的禁令得到解除。叙利亚政府曾以保护国家不受伊斯兰激进分子或国外敌对分子的威胁之名，滥用非常时期的政权，严格限制个人权益与自由，安保武装可以几乎不按法律许可来预防性逮捕他人。
而对于更多思想保守的贫困人群——比如德拉的那些人——而言，主要就指着经济能够得到提升改善，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沉默地接受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这种沉默是从一九八二年哈马市的血的教训中学来的，当时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下令杀死了几千市民，作为对穆斯林兄弟会 发起挑战其统治活动的集体惩罚。这次野蛮的报复性屠杀，对于叙利亚人来说依然历历在目。但新的领导人毕竟上台了，他们希望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能够放宽一些阻碍日常生活的限制。然而……没什么大的改变，哈马惨案之后，无人再敢对权力专制者说不。
在杜娅小的时候，每逢星期六，老城区的市场——或露天剧场——都被当地居民，还有从约旦来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约旦人前来购买物美价廉的各种产品，进行农具和水果交易。在通往波斯湾的主商道上，德拉吸引了该区域的各地人群，人们结队来此，或者路过时专程进行一次拜访。不管怎样，由许多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所组成的社区共同体，以及代代相传的世交友谊，构成了它的核心。
德拉的孩子们，和叙利亚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会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直至成年。儿子结婚之后仍然留下，带着他们的妻子一起住在家里，共同抚养小孩。像杜娅家这种叙利亚传统家庭，往往都人丁兴旺，几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享一栋屋宅。倘若某个家庭的人口已经扩张到第一层楼房的房间住不下了，那么他们就会再盖一层，把家往上延伸。
杜娅家的房子，底层部分属于瓦里德伯伯和阿拉姆伯母，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紧挨着的，是阿德南伯伯和他的六口之小家，祖父穆罕穆德和祖母法兹雅有单属于自己的房间。纳比尔叔叔和哈娜迪叔母，带着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住在楼上。杜娅一家八口人，共享一个靠近厨房的底层房间。厨房是这幢房子里最忙碌最吵闹的空间了。所有的主屋都绕着一个敞开的庭院建成，这是阿拉伯地区老房子的典型造型，孩子们跑进跑出，放学之后还没开饭就一起玩耍。屋顶上也有一个可供大家聚集的空间，炎热夏夜，他们会上去休憩到黎明将至，男人们抽着水烟，女人们家长里短，大家一起喝叙利亚甜茶。在那些热得出奇的夜里，屋顶上凉风习习，引得全家都把床铺抱上去，在星光下入眠。
每天，包括伯母叔母、伯伯叔叔和堂兄弟姐妹们在内的全家人，一起坐在庭院里吃大锅饭，围成一圈坐在毯子上，中间放着一大盆蒸的食物。吃饭时，杜娅和妹妹们都会吃得非常起劲，大口大口地吃下她们自己用指尖卷起来的皮塔饼，里面裹着各种食物。
杜娅的父亲很珍惜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这是一天里唯一能和女儿相处的时间段。吃完饭，饮下最后一口糖茶，他就要蹬着脚踏车回理发店去了，并且一直工作到深夜。
和一个庞大的家族一起，经历着生活中的爱、冲突、欢乐和悲伤，这一切影响着杜娅的每一天。在这个爱的屋檐下，紧张感也在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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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看到杜娅的故事，是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希腊网站上。作为难民署通讯社的负责人，我一直在找关于幸存者的独特报告，可以反映出难民的困境．让公众有一个桥梁去建立理解和同情。那是二〇一五年三月．我在准备五月份去希腊塞萨洛尼基做一个TEDx1演讲．内容是关于地中海地区的难民危机。几乎在读到的第一时间，我就知道，杜娅的故事能打动希腊的听众，并且引起那些想要了解难民现状的各地人们的共鸣，明白是什么让成千上万的难民不顾生命危险渡海去往欧洲，即便有的人已经逃离了战火，也依然执着于此。
我和雅典的同事伊拉斯米亚·洛欧马娜通了个skype电话，她此前被难民署委派去处理杜娅和玛莎的案子。然后伊拉斯米亚在杜娅出院后和杜娅做了个面谈，了解她的需求，并让她知道自己有权利要求在希腊避难。在伊拉斯米亚跟我讲杜娅的故事时，我能明显地看到她在发抖，我知道，她在做难民工作期间，通过面谈，倾听过各种各样悲惨的故事，但没有哪个故事像杜娅的故事这样让她揪心。几周之后．我就前往克里特会见杜娅本人了。
雅典的同事凯蒂·凯哈伊欧洛、斯黛拉·纳钮和凯特琳娜·基缇迪安排了这次拜访，并且搜集、翻译了所有出现在希腊媒体上的报道，让我做功课。这些文章以及照片和其他报告，后来被证明对于成书是很有帮助的，其中也有一些不实之处，经过交叉核对而得到纠正。
另两位同事安娜·怀特和西比拉·威尔凯斯和我一起到了克里特．西比拉在整个准备TED演讲的过程中都给予了我支持。我第一次和杜娅面谈是在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她的寄宿家庭。由于她只会讲阿拉伯语，而我们的翻译只会把阿拉伯语翻译成希腊语，所以伊拉斯米亚还得在这长达三小时的交谈中，把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很快我就搞清楚了媒体上只触及了这场噩梦般的灾难的表面，对杜娅在叙利亚、埃及和地中海上的遭遇也只是一带而过。在这儿，杜娅是受到欢迎的，也被温暖以待，但仍然十分脆弱，而且带有明显的心理创伤。有一次，在她转述了巴塞姆是怎么溺死的细节之后，我问她是否还想继续。“你想问什么就继续问吧，”她说道，“这是我的人生。我和它一起存在。”那时候她的警惕性很高，但很清楚的一点是，她把我们当作潜在的、能提供帮助的、可信任的人。她想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和自己家人一起去瑞典得到重新安置。她的家人当时还在埃及，杜娅觉得有责任去保护他们，她也知道我们是唯一能够求助的人。
杜娅的寄宿家庭在她被救上来后一直照顾了她十六个月．就当作自己的女儿一般，他们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让我们接近杜娅。但他们不想接受采访出现在书中，理由是他们接受了“真主的意愿”来照顾她，并不值得去大书特写这份慷慨。所以我在书中隐去了他们的姓名。但我想在这里正式向他们致谢。这家人为杜娅提供了一个疗伤、保护和爱护的居所，这是非常高贵和美好的行为。
和杜娅见面后的第二天，我们去了趟伊拉克利翁，拜访了大学医院，小玛莎获救后就是在那里得到治疗的。我们见到了她的主治医师戴安娜·菲特罗拉齐。她跟我证实了玛莎刚入院时“接近死亡”．“我们给她注射葡萄糖、生理盐水，输氧，”她告诉我，“给她唱歌，抱着她，抱在怀里到处走。过了两天，她开始笑了。她一直要抱抱，希望整天都被人拥在怀里。工作人员经常去抚摩和拥抱她。他们对孩子都很爱，但还没遇见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例。”那天我离开医院时想，救了玛莎的，不只是现代医学技术，还有菲特罗拉齐医生和大学医院的工作人员从她入院第一刻就给予这小女孩的爱。
离开医院之后，玛莎被送往雅典的一个孤儿院“米特拉寄养之家”接受照料。我也去了那里，待了几个小时，一边和她玩耍，一边亚，她对这个项目怀有诚挚的兴趣，并让杜娅和扎赫拉也来此待了三天，在中心的安静环境中完成每天的采访。
除了杜娅提供的证据，其他几个采访对于此书也至关重要。我还要深深感谢哈娜、夏科里、萨迦和纳瓦拉，他们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提供了他们家庭生活的深入视角，让我去审视杜娅这个人，还有她和巴塞姆的爱情故事。我还采访了杜娅在黎巴嫩的姐姐阿雅特和在约旦的姐姐阿斯玛，帮助我更加了解了杜娅的个性，以及她在接受巴塞姆已死这件事上的挣扎。
还要感谢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那位埃及医生，他坚持匿名，但给我提供了当时杜娅身体状况和巴塞姆糟糕健康状态的记录，还给我讲了他们彼此之间乐观和了不起的爱。
感谢奥芬集团的斯旺特·索米兹拉夫，奥芬是德国汉堡的一家油轮和集装箱管理公司。救了杜娅的船CPO Japan号本就是他们下面船队中的一艘。斯旺特对于追溯杜娅被营救的过程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他发动了全体员工找到了那天的三位船务人员，他们是船长弗拉季斯拉夫·阿基莫夫、大副迪米特·兹比特尼弗和技师弗拉迪斯拉弗斯·达勒基斯，我提了一些问题，斯旺特把他们的详尽回答传给了我。这些采访在时间上印证了营救过程，也给这个故事的讲述增加了细节，而那些是杜娅没法提供的——比如船长在另一艘商船鉴于糟糕的能见度和海上天气已经放弃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继续搜寻幸存者的决定，他们是如何听到她的喊叫并最终找到她的，他们对营救上来的人所采取的医疗措施，以及马拉克是怎么死的。
感谢希腊航空的飞行员约翰·弗拉戈吉亚都基斯和安东尼斯·科里亚斯，他们提供了营救杜娅和玛莎以及其他幸存者的细节，同时也提供了把幸存者们从船上吊到直升机上时拍摄的激动人心的视频。对他们来说，这种营救已经成了一种日常工作，但他们能够清晰地记起这次营救，是因为有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小婴儿已经处于垂死边缘，她们在地中海上漂了那么长时间还活着，几乎是一个奇迹。
真诚地感谢奥瓦希·帕特尔和戴安娜·古德曼的努力，通过和希腊、埃及和瑞典几方政府的交涉，杜娅终于能够和家人一起得到重新安置。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让杜娅获得了新希望。
由衷感谢《人在纽约》(Humans of New York)的摄影师布兰登·史丹顿，以及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和尼尔·盖曼的宣传背书，还有我的同事可可·坎贝尔对这个项目的强烈支持。
尽管我出于个人名义来写作此书，其次才是作为联合国的高级难民专员，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非常赞同这个项目，相信它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工具，来驱动对难民的理解和同情。我希望强调的是，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收益将捐给支持难民的事业。
写作此书期间，正值欧洲难民危机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头条的非常时期，我们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负担，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重。我是如此感谢我的丈夫彼得，还有我的两个孩子阿列西和丹尼，他们不仅毫不抱怨我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花在这本书的写作上，还一直在给我打气。
叙利亚内战迫使16岁的杜娅和家人离开南部小镇，逃到埃及。在埃及逗留了两年半之后，杜娅看不到自己的前景，尽管不时听到海上偷渡者遇难的消息，但她和未婚夫甘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偷渡到欧洲。他们联系到了蛇头，躲过沙滩上警察的搜捕，成功搭了偷渡船。不料船只在海上遭到攻击，数以百计的难民掉落海中，转眼间只剩一百多人在苦苦求生。漂荡在海上，杜娅亲眼看着未婚夫、周围的难民一个个放弃坚持，沉入海底。经历了悲痛欲绝的四天四夜，杜娅抱着两个临终托付的小孩，终于等到了救援……梅丽莎·弗莱明著小庄译的《海的那一边》根据真实事件记录。
梅丽莎·弗莱明著小庄译的《海的那一边》是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故事始于叙利亚西南部德拉的一个小镇，那是杜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一家九口都居住在那里。随着战争升级，她的家庭在2012年决定逃难到邻国约旦，再进入埃及。当时杜娅年仅16岁。杜娅一家在埃及逗留了两年半时间，但杜娅认为留在叙利亚或埃及都看不到前景，所以如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她冒着巨大的风险和未婚夫巴萨姆偷渡至欧洲。轮船自尼罗河三角洲启程4天后，就被另一艘船截停并撞沉。杜娅与其余约一百名生还者在水中漂浮，在海上漂泊的4天4夜里，19岁的杜娅亲眼看到未婚夫沉入海底。她开始努力拯救那些难民的孩子们的生命。为了拯救两名婴儿，杜娅的生存意志更坚定。最终她被一搜路过的游轮救起。现在杜娅和家人生活在欧洲，她就读了大学，立志未来要为难民谋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