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军著的《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是一部抗战文教史方面的专著，福建省战时省会从沿海福州内迁到闽西永安，若干文教机构因此也迁到永安，书稿除序章和尾章外，主体部分八章，分别讲述了福建师范与福建师专、省立福建大学与福建农学院、福建音专、省立研究院、战时永安图书出版业、战时永安新闻报纸、战时永安期刊以及若干文化社团迁入永安前后的一系列史事。

张在军著的《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其内里也贯穿着作者对文化志士内在精神、气质、风骨的描写与呈现。流寓永安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战的激情、勇气与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着文化工作。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与源泉。

这种文化精神，与西南联大及抗战时期其他内迁大学的学风、校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序章

 一、“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二、陈仪的深谋远虑

 三、永安：东南一翼，闽西一隅

 四、文化之乡——吉山

第一章 闽师之源：福建师范与福建师专

 一、从全闽师范学堂到省立师范学校

 二、从乌石山麓到燕江之滨

 三、移师大湖，学校易名

 四、三位王校长，一位黄校长

 五、闽师的师资力量

 六、福建第一所师专的诞生

第二章 省立福建大学与福建农学院

 一、昙花一现的福建大学

 二、福建农学院的诞生

 三、教学、科研与推广

 四、校园生活，苦中有乐

 五、迁校福州，并人厦大

第三章 从省立到国立的福建音专

 一、蔡继琨创办音乐师训班

 二、福建音专在上吉山成立

 三、升格国立，频繁易长

 四、小山村的“外教”群

 五、知行合一，音乐抗战

 六、东迁榕城，重新建校

第四章 战时中国唯一的省立研究院

 一、陈仪倡建福建省研究所

 二、服务地方的应用科学研究

 三、王亚南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第五章 中国东南出版中心

 一、“推重车上峻坡”的改进出版社

 二、郭沫若很赞赏的东南出版社

 三、“两位一体”的立达书店

 四、其他出版、印刷和发行机构

第六章 通讯社与新闻报纸

 一、永安的新闻通讯机构

 二、《老百姓》：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报

 三、《民主报》：国民党人办的进步报纸

 四、《建设导报》：进步人士掌握的官报

第七章 主要期刊

 一、《改进》与《现代青年》

 二、《现代文艺》：全国作家创作的总汇

 三、具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时事研究》

 四、《联合周报》：民主科学的大众刊物

第八章 文艺社团与文化活动

 一、从抗敌剧团到巡回剧团

 二、永中剧社与永中歌咏团

 三、永安劫后诗画合展

 四、朱剑芒与南社闽集

尾章

 一、曙光前的黑暗

 二、羊枣的预言

 三、山城的狂欢

 四、复员福州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省政府打算迁移永安，已经计划了好久，现在已奉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核准，所以我们决定迁移了，目前正在准备迁移手续，等到准备完竣以后，就要分批开始迁移，确期虽然还没有决定，但大概总在最近期内即可实现。现在把省政府迁移的意义，就行政效率，文化经济，及国防军事之方面来说一说。

先就行政效率说，省政府是全省行政的总枢，省政府所有的计划和一切的政令，要能够贯彻全省，一律推行，并且要在相差不多的时间内，可以达到各县，这是行政上最理想的需求，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行政总枢的省政府，就应该在一个很适中的地方，可是我们看看现在福建的情形是怎样的？省会所在地的福州，是偏在海边，与内地各县距离很远，所以过去甚至有好些县份，因为地势悬隔，形成割据状态，政令无法到达。现在经过了相当时期的努力，虽然已经没有了这种现象，但政令到达各县的时间，先后相差得很远的弊病，依旧存在。就行政效率言，这是一件很大的缺憾，我们的政治目的，是希望全省各县能平均发展，各项政令，能同时推行，没有畸形的现象。这个原则，也就是我时常告诉各位的，全体比其一部分大，无论做什么事情，是要顾到全体，然后再谈局部，省政府一切行政，当然应以全体为重，那一种办法是对全体有好处的，我们就应该操行，不能仅仅为了一部分的利益，而忽略了全体，为求全省行政效率的增进，把施政中心移至一个可以照顾各方的适中地点，此种办法，实为必要。

其次就文化经济方面说，我们只要把闽西、闽北的文化经济情形和福州邻近的地方比较一下，就知道这两者相差，实在太远了。其所以造成这种畸形的现象，就是由于过去的行政总枢，离闽西、闽北太远，无法照顾，我们现在要想开发闽西、闽北的文化，从文化的发展，再促进经济生产，使全省的文化经济，都有平衡的进步，那么省政府迁移永安，更为必要。也许有人要发生疑问，以为省政府迁移以后，福州的市面，一定要趋于衰落，好了那方面，坏了这方面，还不是一样么，其实这是过虑。省政府迁移以后，不但西北各偏僻地方，能得到沿海各县平衡发展的好处，福州也照样可以保持他的繁荣，因为福州过去之繁荣，是因为地处闽江下游，闽西北出口货物，必须由这里经过。换而言之，福州的繁荣，因为他是交通运输孔道。假使闽西北开发以后，文化提高，生产经济自然逐渐的发展，福州既是出口的必由之路，市面的繁荣，必更有蒸蒸日上的希望，故就福州讲，省政府的迁移，也是有利而无害的。反而言之，要使闽西北方面，始终如现在一样的落伍下去，不能随时代潮流进展，福州的市面，充其量只能保持目前的繁荣，决不会有更发达的前途。我们要知道：一个地方市面繁荣，必须靠着各种条件，而各方面货物的吞吐，尤为最重要的条件，假使不在这方面着想，单靠政府机关维持，是没有好处的，我们福建全省的文化经济，以及一切生产建设，若能平均的发展，各部分当然同时发展，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决没有全体有了进步，而局部反退落下去。从这方面看来，省政府的迁移，不但是非常的必要，而且是非常的合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落后贫困的西北各县，一切文化经济的建设，定可得到长足进步，而沿海各地，也必更加快发达起来。这是可以断言的。

P12-13

当张在军先生完成《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西北联大》等关于抗战后方的文化教育专著之后，再来创作《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得心应手。

在军之名，早有耳闻，结识十分偶然，半年多前，我被拉进一个学术微信群，他便与我打招呼，不久即收到了他寄赠的作品。近年来，在军十分活跃，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专著二十多部，有关他的报道、书评等见诸许多报刊、网络，还有学术讲座等。当然，这些“量”的背后，有着“质”的支撑。在军的作品，资料翔实，选取适当，高屋建瓴，以点带面，叙述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这部新作《发现永安》也不例外。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读者推荐张在军先生这一系列文史作品。

说在军是中国文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史新星”，一点也不为过。他请我为新书作序，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同乡（属昔日湖北荆州地区）之谊；二则我从湖北移居厦门已十五年，对福建比较了解，而《发现永安》所写之永安，便位于福建西部。福建省八十多个县、区，我借出差、开会、采风、旅游之便，走了六十多个，并写下了不少福建地域文化散文。于永安，虽是一个“盲点”，但其作为抗战时期文教机构聚集、文人学者荟萃的区域文化中心，也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

1938年初，日军南侵，福建省会福州屡遭空袭，省政府主席陈仪决定将省会迁往内地，这不仅利于坚持长期抗战，还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4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4月29日，福建省政府及其所属104个单位，开始陆续内迁。

在此，我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福建省国民党党部迁往连城（后移霞岭），军管区司令部内迁沙县，绥靖主任公署兼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水警总队部迁至南平，省保安处、省政干团等则迁往三元（今三明），这些机构的头目多为蒋介石亲信。党、政、军分居各地，加之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存在矛盾，于是，永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实有利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及文化教育的繁荣。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解说词》所记：“当时小小一个永安山城，拥有这样的文化阵势：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编辑单位近20个，出版社42家，印刷所19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杂志129种，出版各类专著700多种，丛书、丛刊近40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永安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作者、学者有100多人，其中不少是名家。”这些从沦陷地辗转而来的名家，其中的王亚南、黎烈文、施蛰存、靳以、许钦文、王西彦、邵荃麟、羊枣、董秋芳、章振乾、谢怀丹、赵家欣等，读者大多耳熟能详；迁至这里的文教机构，有战时中国唯一的省立研究院，还有福建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改进社、东南社等。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南文化中心的永安，不仅与重庆陪都抗战后方文化中心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遥相呼应，其实力、功绩、影响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堪与其相匹配。当时身居永安的福建省政府机关报《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便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他说：“永安在抗战时期可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个文化城之一，第一是重庆，第二是桂林，还有昆明、永安等，而永安则是东南方面的中心。”（《要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1945年9月，福建省政府开始迁返福州。人才纷纷离去，曾肩负七年半重要使命，由偏僻山城一跃而成为现代小城的永安，又回到以前的地位，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任福建省教育厅编审的徐君梅写有《再见吧，吉山》一文，颇能代表这些来了又去的文化人士对永安的复杂感情：

为着抗战，我算给绊住了似的在吉山住上七个年头。七年之中，自己有过欢欣，有过慰乐，但可又有更大的苦恼与悲愁。我愿把一切苦恼与悲愁深深地埋在吉山的山坳、溪边，不让它再从我的心上浮上来。但我可无可奈何地带回岑寂岁月给予我的愈益苍老的心境，和被环境磨折够了的身躯。我恨吉山，可又爱吉山，我爱它的山色溪光，我站在教育文化立场，将永远怀念它抗战时间在全省教育占着神经中枢地位的一个颇长的时期。

昔日建筑设施或拆除或荒圮，大量资料散失，以至1949年以来的抗战文艺史论、史著，差不多只论述了西南、陕北及“孤岛时期”的上海，而永安的地位与作用，要么绝少提及，要么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虽有不少纪念文章、资料等，却连一部全面叙述、系统展现永安抗战文化的专著都没有。令人欣慰的是，《发现永安》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对即将到来的福建省政府内迁80周年的最好纪念与献礼。

张在军没有过高的学历，也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他执着于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拓荒与创作，几乎付出了所有的精力与才华。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首先得有兴趣，乐意去做，而就内里而言，在军身上，有着民间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任与使命，透出一种难得的精神与价值。这种精神与价值，也是他在作品中着意挖掘的。

他花三年时间完成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以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为背景，状写了众多教授、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屈不挠、刻苦为学、傲然挺立的精神风骨。创作这部专著的张在军，既不是乐山人，与武汉大学也无渊源，令武大学子、乐山人士及学界同仁感叹不已。

而这部《发现永安》，同样出自与福建并无半点“瓜葛”的在军之手，着实令我等感佩不已！他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参考了近百种公开出版物、二十多种内部出版物及近十种相关史料、报刊；他前往永安，在当地文化人士的陪同下进行田野考察，实地感悟；他以事实为准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引述翔实，内容扎实。这种文化题材的创作，弄不好就流于琐碎芜杂、生硬滞涩，而张在军早年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故而文字流畅，描写生动，总体概括与具体细节相互结合，可谓一气呵成。

《发现永安》这部书稿，其内里也贯穿着他对文化志士内在精神、气质、风骨的描写与呈现。流寓永安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战的激情、勇气与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着文化工作。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与源泉。

这种文化精神，与西南联大及抗战时期其他内迁大学的学风、校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钱穆教授所言：“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到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抗战时期政府机构、高等院校、文化单位的内迁，对偏远的内地改变巨大、影响深远，可以说，正是后方的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辐射到穷乡僻壤，渗入贫瘠的土地。

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我建议在军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有意识地创作抗战教育流亡史、抗战后方文艺运动史系列。显然，他不仅具备了这种实力，也是堪当此任的合适人选。

借写序之机，我与永安有渊源的几位友人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不禁滋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向往，当即筹划开春之后的永安之行。于是就想，《发现永安》的出版，当能提高永安的知名度，增进人们对永安的了解，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而对永安来说，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与良好的促进，功莫大焉。

最后要说的是，在军是一位值得期待的民间学者与两栖作家，祝愿正值当年的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8年2月15日于厦门

从西南写到东北，从西北写到东南，从大后方写到小后方。

我的写作跨度不可谓不大，但这绝非我的本意。不管是他意还是本意，无论在地域上跨度多大，在时空上我始终不变，那就是抗战时期；在题材上也保持专一，那就是文化教育。

《西北联大》划上句号之后，我就着手写作《发现永安》。在八闽大地，我惊喜地遇见好多西北地区的“熟人”。

汪德耀，曾任西北联大教授，后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林镕，曾任西北联大农学院、西北农学院教授，后任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厥明，原是西北联大农学院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后任福建省研究院农林研究所所长。还有一位周桢，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西北农学院教授，后任福建省研究院农林研究所所长、福建农学院院长等职。

姜琦，任西北联大教授、西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之前，1936年至1938年任福建省立师范校长。侯宗濂，执掌西北医学院院长之前，于1937年赴闽创建福建医学院，后接替汪德耀出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方乘，福建省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兼工业研究所化学工业组组长，后任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教授。

其实，这并不奇怪。过去的教授学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研究院长有聘任教授学者的自主性，而教授学者们也有自己选择单位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也是生活的一种常态。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学者在选单位，单位也在选学者。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学者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学者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学者们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人格特质，为自由流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外部社会环境，是引发教授学者们流动的社会动力源。

正是这诸多因素，才使得闽西山区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县城，战时成了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

在闲览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时，我还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很多里昂中法大学毕业的人后来都聚集在永安。比如，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汪德耀、省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化学组组长方乘、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林镕、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朱洗、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沈炼之，还有国立福建音专校长唐学咏、永安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黄曾樾，等等。有什么玄机，或者只是巧合？

别绕弯子了，还是说说我是怎么“发现永安”的吧。尽管我是写完西北联大接着写永安小城的，其实早在《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出版之后，我就萌发了写永安的念头。永安和乐山都是数万人口的小县城，在战时都是文教机构聚集、文人学者荟萃的区域文化中心。仅凭这点是不够的。关键在于，福建教育出版社有意出这么个系列抗战文化丛书，责任编辑徐建新老师又不断撺掇我写，送上门来的好事，那我还犹豫什么呢？

我要声明的是，说永安是抗战文化中心绝非我第一个发现，这点和乐山不同。说乐山是川西抗战文化中心还有不少争议，永安作为东南地区的抗战文化中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且，永安的抗战文化活动研究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史料抢救的很及时。

早在1983年4月，永安市就接受了上级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达的征集“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专题的任务，着手开展征集工作。1985年9月，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永安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后来出版《学术谈论会专辑》。其中的《抗战时期福建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办），很可能是最早定义永安是东南抗战文化中心的文章。该文说：

随着省会的内迁，随着沿海各城市的沦陷，大批地下党员、革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汇集永安……永安这座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的山城，因而成了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

当年任刘建绪主席随从秘书、《建设导报》社长的谌震在《要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发言中说：“永安在抗战时期可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个文化城之一，第一是重庆，第二是桂林，还有昆明、永安等，而永安则是东南方面的中心。”

战时在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任文书的作家刘金发言十分客观公允，他说：

我觉得，把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同桂林、重庆并列起来，作为“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这种提法值得考虑。当时，桂林、重庆文化人士有一千多人，永安就没有那么多，我们永安（包括省内其他城市）也就是羊枣、黎烈文、邵荃麟、王西彦、许杰、许钦文、董秋芳、赵家欣……不过是几十人，我那时还是小青年，还排不上号。再从活动内容与它的影响来看，我们永安也不能同桂林、重庆相比。因此，我觉得，永安还是作为在东南半壁（福建、江西、浙江三省）的文化中心之一为好，那是当之无愧的。抗战八年里，在东南，的确再也找不出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动能同永安相比。所以，“永安是东南几省进步文化活动中心之一”这个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到了1994年，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历时8年联合编撰而成六十多万字的史料集《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邱文生主编），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综述”里说：“（永安）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人士荟萃之地”，“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起着互相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阐明了永安作为东南抗战文化中心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遗憾的是，永安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对外宣传力度不足等因素，一直被忽略了。近三十年来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的永安抗战文化史料倒不少，但缺少一部全面系统展现永安抗战文化的专著，我这本小书也许是“第一部”。不过鉴于史料缺乏、篇幅限制，还有福建省立医学院、永安巡回剧团等单位、团体未写，只有留待以后或他人了。

令人欣喜的是，永安抗战旧址群2013年名列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15年再次人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6年以来，永安市政府开始投入巨额资金对抗战旧址群进行本体修缮。2017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在考察吉山抗战遗址时，看见工人们正在维修一座座老旧建筑。我相信，这次抢救性的修缮与保护，可以让这些见证了烽火岁月的建筑群重新唤醒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我不能忘记，客居永安的沙县人廖健安先生给我当导游，带我走遍上下吉山，在北陵山谷、文川溪边都留下我们的足迹。还有吉山定和宅主人、82岁的刘照明先生，和我诉说抗战往事，如数家珍。也不能忘记，长汀博物馆的陈伟田先生，骑着摩托载着我参观厦门大学办学旧址和萨本栋旧居，给我做十分专业的讲解。

在这部书稿杀青之际，我联系上战时永安联合周报主编蔡力行先生外孙、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胡锐颖。他从1999年涉足永安抗战文化，迄今近二十年，有自己投资的纪录片《永安浩劫》问世。我们一见如故，他满腔热情地帮我提供资料、审阅书稿、查漏补缺，我深感吾道不孤。福建音专校史专家、永安三中乐开丰老师慷慨提供一些老照片，令本书增色许多。

最后，感谢同乡曾纪鑫老师在新春佳节之际为我拨冗作序，对我鼓励有加。

2018年新春，广州洛溪寻渔楼

存军身上，有着民间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仟与使命，透出一种难得的精神与价值。这种精神与价值，也是他在作品中着意挖掘的。流寓永安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战的激情、勇气与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着文化工作。

——曾纪鑫，著名作家

从西南写到东北，从西北写到东南，从大后方写到小后方。我的写作跨度不可谓不大，但这绝非我的奉意。无论在地域上跨度多大，在时空上我始终小变，那就是抗战时期；在题材上也保持专一，那就是文化教育。

——张在军，本书作者

永安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人士荟萃之地。永安进步文湖按活动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起着互相配合、遥相呼应的作用。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邱文胜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