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传》是200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陈福康。该书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书近60万字，立体而全面地描述了郑振铎的一生。本书是《郑振铎传》的修订本。

本书所描述的，处处忠于史实，不空发议论，也几乎无虚构，可说无一事无出处；又只管秉笔直书，见棱见角，不为尊者讳。为全面描述传主的一生，作者敢于涉及一些“禁区”，包括传主的读书、写作、交游、嗜好及至恋爱及私生活的某些鲜为人知者。

陈福康著的《郑振铎传》全书共有60万字，从郑振铎的家世求学、文学创作、文学编辑、大学执教生涯、学术研究、考古、社会活动与组织等方面，立体而全面地描述了郑振铎的一生，展示了他多方面多领域的贡献与成就。

第一章 瓯海之滨

 一 瓯江流过这里

 二 家世之谜

 三 坠入困顿的家

 四 峥嵘头角

第二章 负笈京师

 五 新的天地

 六 赵家楼的火

 七 《新社会》《人道》

 八 向光明走去

 九 事业的发端

 一○ 惆怅初恋时

第三章 春申江畔

 一一 放弃“铁饭碗”

 一二 在商务编译所

 一三 他关心朋友

 一四 同道的发难

 一五 寻求爱之源

 一六 无辜者的血

 一七 生活就是工作

第四章 暂别祖国

 一八 不得不出走

 一九 “阿托士”船上

 二○ 在法国巴黎

 二一 在英国伦敦

第五章 归来赤子

 二二 重整旗鼓

 二三 赤者嫌其白

 二四 在研究室里

 二五 工会的抗争

第六章 北平任教

 二六 “南迅北铎”

 二七 开拓文学阵地

 二八 丰厚的呈献

 二九 刻的丰碑

 三○ 平绥沿线之旅

 三一 遭忌与被排斥

第七章 再返上海

 三二 文学院院长

 三三 文坛最高努力

 三四 “大度与宽容”

 三五 为了团结御侮

第八章 抗战八年

 三六 国魂的再生

 三七 “孤岛”砥柱

 三八 唯有一腔正气

 三九 一部奇书

 四○ 一个同志会

 四一 最后一课

 四二 虎窟之旁

 四三 丹实耀寒枝

 四四 长夜盍旦

第九章 民主斗士

 四五 胜利！胜利！

 四六 别无选择

 四七 白热化的斗争

 四八 转入另一线

 四九 全生命贡献

 五○ 乘风破浪行

第十章 火中凤凰

 五一 新生的太阳

 五二 投身开国大业

 五三 一展平生志

 五四 化私为公

 五五 国宝的回归

 五六 南北奔波

 五七 中外交流

 五八 漫步书林

 五九 “白色大旗”

 六○ 灿烂的结笔

跋《郑振铎传》（郑尔康）

著者修订说明

有关本书传主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材料也非常之少，这一点也与许多同时代、同层次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不相同。现在，我们只能根据极少的文献材料，和传主生前在文章与讲话中偶尔涉及童年的回忆，以及他的一些亲友的回忆与传闻，来简单地勾勒描述他的童年和少年。

他的祖父郑允屏在少年时便双亲相继亡故，而且前面讲过郑用苍一生那么廉洁，因此祖父少年时的生活大概也是比较艰苦的。大约在1895年，祖父为投靠表亲而从福州迁到了温州。据传主遗属说，有一位表亲（当姓郭，名不详）在温州当道台。这是一个省以下、府以上的级别不低的官儿。祖父便在道台手下当幕友，平时在衙门内做做文书工作。又据说，后来祖父还曾被委派为铜山岛的海防小官。但据查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诏安县东海中，距温州甚远。那么，岛名是否有误记，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其官职只是“浙江试用从九品”。

祖父共生有三男三女。长男即本书传主的父亲郑庆咸，生于1881年5月14日。二男郑庆晋生于翌年，可能较早就死了。三男即郑庆豫，字莲蕃，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在毕业生清册上登录为二十三岁，因此约1886年出生，后赴西班牙留学。今知福州郭家有人留学比利时（郭则寿，字舜卿，1883年生），郑庆豫留学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庆豫归国后在北京外交部任签事等职。祖父的三个女儿则均不知其名。据说长女后嫁福州陈家，陈父在云南大理府任知府云。二女后嫁福州李家。三女生下不久即送给人家当养女。从长女的婚配和三男的留洋来看，早先这个家庭的景况应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又很快就落破了，竞至将小女儿也送了人。

据说，本书传主的父母亲是由双方大人“指腹为亲”的。所以．当郭宝娟十六岁那年，她母亲去世，夫家又将从福州去温州时，她便随出嫁而跟夫家到温州定居。本书传主出生时，母亲仅十八、九岁，父亲的年龄也相仿，因此，家里的一切是由祖父作主的。

祖父为长孙取了个小名，叫“木官”。那是因为算命先生根据他的“八字”算下来“五行缺木”。这当然是民间迷信。但是，祖父为他正式取名“振铎”，则是有寓意的。“铎”是古代的一种大铃，盛行于春秋至汉代；“振铎”，即是摇铃发出号召的意思。《周礼·夏官·大司马》载：“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注日：“振铎以作众。”《史记·周本纪》上说：“武王弟叔振铎奉阵常车。”《淮南子·时则训》说：“振铎以令于兆民。”郑振铎又字“警民”（一作“铎民”），与名相应，都有“唤醒民众”的积极意思。他出生于“戊戌变法”那一年，长大后曾回忆自己从小就在家里看过《新民丛报》《黄帝魂》等书刊。可以猜想到，他的祖父应该是一位具有维新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出生两年后，大妹郑绮绣出世。再过六年，又有了小妹郑文英。他本来还有一个小弟弟，可惜不幸在襁褓中天亡。多年以后，他在一首《死了的小弟弟》的小诗中沉痛地写道：“虽然我们只见了五六面，／但是这初生婴孩的最后的哑而不扬的哭声，／至今还使我负着悲哀的重担。”

1945年，他在为自己购藏的一部清人贺君召的《扬州东园题咏》题跋时，曾写道：“余幼客扬州二载，尝游法海寺。”他童年时，怎么又会到离温州有千里之远的扬州去客居二年呢？根据他的大妹绮绣的回忆，再结合他小妹文英的印象，我们才得知在这则题跋的短短一句话中，正隐含着一个十分悲惨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P22-23

丁亥年新春我在上海过年，忽接到福康兄电话拜年，并欣悉他近年重新修订的《郑振铎传》已基本完成。他又热情地要我为此书写上几句话。我想起，自己曾应福康的要求，为初版《郑振铎传》写过一篇跋文。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也是新春佳节，我在北京，也是忽然接到福康从沪上打来的长途电话，喜闻他构思多年的关于先父的文学传记已成初稿；又过了约半年，收到他的来信，告知书稿修订完毕，殷殷要我为它写一篇序。记得当时正值盛夏，上海处于百年未遇之持续奇热中，我们在北京也苦于无处避暑，而我知道福康当时身居没有空调的斗室，一定是挥汗如雨，奋力拼搏。这使我和家人非常感动，我虽笔拙，也不敢推辞。只是考虑到阅读文学传记的诸君，也许不喜欢一开头就读枯燥乏味的序文，因此，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跋。

十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又重读了自己写的那篇跋文，觉得其中很多话如今仍然值得再向读者一说。原先那篇跋，开头就引了一句《红楼梦》里的诗：“十年辛苦不寻常。”现在，则是“二十五年辛苦不寻常”了！——早在二十五年前，福康便以研究郑振铎五四时期文学思想的优秀论文，获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授予的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又以研究郑振铎与新文化运动史为课题，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近六十万字的《郑振铎年谱》，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近五十万字的《郑振铎论》。199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近五十万字的《郑振铎传》。这样，福康早在十多年前，便以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关于郑振铎的谱一论一传，精心构筑了他的“三位一体”的系统学术工程了。（而其实，据我所知他最先完成的，还有一部五十万字的《郑振铎研究资料》。此书原本列为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的子项目，遗憾的是后来因有关审读人员长期拖延而未能出版。）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我想读者便已明白，那本十多年前出版的《郑振铎传》决不会是率尔操觚的泛泛之作了。

果然，《郑振铎传》在初版的翌年，就荣获首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奖。记得那次全国共有十二部作品获奖，福康的书排在《我的父亲邓小平》《心灵的历程》（刘白羽自传）等名著后面，名列第六。颁奖大会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再后来，1998年，福康此书又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也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可以说，福康第一次出版的这本文学创作《郑振铎传》，就已经是一部名作了。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获奖的风光的背后，默默地付出了多少心血！

我在原先的跋文中就说过，从福康的上述撰著历程看，我觉得他是在干一桩一般人不愿干的“傻”事——他放着很多“捷径”不走，还偏从明知读者很少的书（资料、年谱、论）搞起，走的是最艰难的一条路。我知道，很早以前，就在他读硕士研究生时，就曾有出版社邀请他写《郑振铎传》了。但是，他并没有草草动笔，而是先踏踏实实地编撰资料和年谱，接着，又以一部洋洋大观的论著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上了更高的层次。这样，在有了扎实的史料考证和坚稳的理论研究这两大基础以后，他才着手写传。而如今，在过了十五年后，他又不愿意将原书简单地付诸重印，而是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认认真真地作了一次修改。我想，这种一丝不苟、呕心沥血的学风和创作态度，在当今传记文学作者中，恐怕是不多见的吧？

最初，曾有人对福康说：你已经出了年谱与论著，对郑振铎的研究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何苦老“泡”在一个课题上呢？而福康却自有他的考虑。他当时对我说，非得再好好写一本《郑振铎传》不可，原因有二：一，他认为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史上取得令人惊讶的成就和起过罕见的关键性作用的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匠之一；然而现今的研究界、评论界对郑振铎的冷落也是令人惊讶的、罕见的。因此，必须好好地加以宣传和介绍，而传记文学的读者面显然要比年谱和论著大得多。二，他觉得他的那本《郑振铎论》主要论述的是郑振铎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而对郑振铎在艺术史研究和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编辑学、民俗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等诸多领域的成就，几乎未能提及。当然，这些在《郑振铎年谱》中均有记载，但限于体例，年谱只能作些简略的记载，其细微情节均未能生动反映，这使福康很有“意犹未尽”之感。因此，他决意要写一本传，尽其所掌握的丰富材料，畅述其未尽之言。

福康当时的这些想法，我深有同感。记得很早以前，我第一次带他去拜访先父最亲密的老友叶圣陶先生时，叶老伯就颇为动情地说，他常常在想，应该有人为“铎兄”写一本传记，这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大有好处。叶老伯还认为，写“铎兄”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后来。我去请叶老伯为先父的一部选集写序，他老人家又特意将这些话写进了序文中。叶老伯还曾跟我提到过福康，认为福康是写“铎兄”传的合适人选，话语中流露出他老人家的期望。不仅如此，由于年纪太大了，叶老伯早已谢绝为人题字，但后来一听说希望为福康写的“铎兄”的传记题写书名，便表现出义不容辞的态度，欣然提笔，此情此景令在座者无不为之感动！

我觉得，福康没有辜负叶老伯的厚望。他的《郑振铎传》和其他有关郑振铎的书问世后，对读书界和研究界提高对郑振铎的认识有很大的作用。2000年，北京大学老教授严家炎先生在为一位香港学者关于郑振铎文学思想研究的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样指出：“可惜长时期里，我们对郑振铎的研究比较少。直到［一九］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才有陈福康先生等为此倾注大量心血，作出显著成绩。”我是严先生这句话的见证人。然而，福康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现在，他除了将《郑振铎年谱》又作了重大的补订外，还对《郑振铎传》也作了修改，使之更加完美。这不仅是他对自我的超越，也是我们整个郑振铎研究工作的新的重要成果。

我在原先的跋文中说过，我觉得此书文字朴实无华，忠于史实，并时有生花妙笔，读来感人。如其中《一部奇书》一节，甚至披露了连先父本人生前都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一段曲折的故事，实在令人拍案称奇！读到这一节，人们一定会一再地为郑振铎那炽烈如火的爱国精神所激动，同时，也会为福康那扣人心弦、充满激情的文字所感染。记得我本人也曾写过这段故事，然而由于自己掌握的材料不如福康那么全面，同一情节，觉得与他的文字相比，自叹弗如矣。而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可说是俯拾皆是。福康常自谦地说，他只是一个研究者，当有人称他为作家时，他总是说“我还不够资格”；而我认为，要写好一个著名学者的文学传记，就必须由兼备研究专家与作家双重资格的人才能胜任。事实证明，福康写此书是成功的。本书谈到了那么多文坛掌故，读来引人入胜；难得的是，在书中涉及到古籍版本、文物考古、木刻陶俑、希腊神话、元明杂剧等等很容易使一般读者感到深奥枯燥的地方，福康却能写得深入浅出、下笔有神，使读者感到韵味无穷，益人心智。我想，这完全是由于他多年努力，博采众书，不断扩大知识领域，这才在撰写郑振铎这样一个渊博学者的传记中能够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我还曾指出，本书所描述的，处处忠于史实，不空发议论，也几乎无虚构，可说无一事无出处；又只管秉笔直书，见棱见角，不为尊者讳。为全面描述传主的一生，作者敢于涉及一些“禁区”，包括传主的读书、写作、交游、嗜好及至恋爱及私生活的某些鲜为人知者。总之，作者是立体地描述传主，并且始终是将传主置于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来展开叙述的，因而涉及面之广，提到的著名历史人物之多，是同类作品所不多见的。作者运用他的笔，达到了通过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目的；他达到了叶老提出的，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要求。在当代传记文学作品中，本书无疑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现在，我觉得十五年前自己讲过的这些话，都还很合适，只是现在此书的质量则更进一步提高了。这里我可略作一点介绍。修订本中随处可见的作者的文字修改不说，仅从章节看，初版共五十八节，修订版就增加了二节（共六十节，倒恰好是先父享年之数）。其中《家世之谜》一节，所用的一些史料就是近年新发现的。原先，令人遗憾的是连我们家人对祖上的家世也缺少了解，我的祖父、曾祖父的名字，本来连我也不知道。后来，主要靠福建长乐首占乡乡亲们的辛勤努力，才把这个“家世之谜”基本破解了。（当然，福康也多次写信催询、参与考证。首占的乡亲们也参考了他的《郑振铎年谱》。）福康添写了这一节，就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写到的他发现在先父的藏书中有先父的曾祖母的诗集的细节等，令我深感兴趣。另一节《化私为公》就更生动了，写的是建国初期先父为国家的文物收藏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本来，这一贡献在初版中也是写到的，但新添的这一节的内容则全是新的，而且主要写的是在先父辛勤工作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之下，一些收藏家捐献文物的故事。有的史料是近年在国家文物局尘封的档案中新发现的，如先父写给周总理的关于捐献自己解放前收购的陶瓷、明器的一封感人肺腑的信等等。至于初版原有的章节，有些作者也作了重大的增补。如《一个同志会》中，就增写了从台湾找得的郑振铎抗战时期写给重庆当局的关于抢救祖国文献的工作报告及密信等档案，极其难得。又如《国宝的回归》一节，作者在对郑振铎有关信件的写作年代作了精确的考证后（以前的系年全被人搞错了），对建国初期有关秘密抢救流失在香港的文物的过程作了更符合事实的描写。

总而言之，我相信，修订本《郑振铎传》定会赢得更多的读者的青睐；我还深信，有些读者会因此而再去阅读作者经过修订的《郑振铎年谱》和《郑振铎论》，并进而对研读传主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促进福康所倡议的“郑学”的研究。我想，这也正是福康所期望的。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本书修订版本来是能在先父郑振铎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和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出版的，那样更有纪念意义。但由于某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未经征求作者意见，悍然代为大作修改，在作者一再要求下见到付印校样时，发现已经面目大变，甚至整章节地被删除。于是作者悲愤难已，无法接受，只好在最后关头被迫终止出版。所幸现在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先生的帮助下，本书得以在该社出版。我，并代表本书作者，向著名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庄先生等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7年3月初稿，2008年10月修订于玄览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