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名字叫奕詝，是大清政权人关并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七代皇帝。虚20岁当皇帝，虚31岁病死，执政11年，确切时间是11年零5个月12天。“咸丰”二字是他当政时的年号。历史上称“文宗”，是他死后的庙号。中国自古有民谚说，皇帝无福民遭难。在咸丰当政的11年期间，国家内忧外患丛生，太平天国起义军势力从广西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并建都南京，与大清政权相对峙。西北有回民起义，西南又有苗民起义。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寻求在华更大、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自咸丰六年(1856)开始，英、法、俄、美等国对大清朝再度发动武装侵略，或以武力相威胁。英、法两国从海上侵犯，美国以舰船帮助英、法运送侵略军，并提出愿为清政府与英法联军“斡旋”。沙皇俄国从陆上相威胁，也表示愿意居中“调停”，战争却逐步升级。
咸丰六年(1856)，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亚罗号事件”事件，以兵舰炮击广州，揭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亚罗号船(Arrow)不过是一艘经过油饰、彩绘的小艇，伪装成私家游艇，为的是逃避清朝海关缉查。船在香港注册登记，往来于香港、澳门、广州之间，从事海盗、走私、贩卖人口等违法勾当。亚罗号船从澳门运大米到广州，广东水师接到澳门葡萄牙籍水手罗萨里奥的密告，说亚罗号船与海盗关系密切。于是水师干总梁国定率水兵拦截该船，在缉查中发现船只登记时限已过，且船桅无国籍标旗，遂将12名船员、水手扣押。经初步审讯，12人中的梁明太、梁建富确系海盗，船员中一名叫吴亚的人可以证实他们所犯的海盗罪行。巴夏礼闻讯后立即以《虎门条约》有关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内容，要求将全部扣押人员交给英国当局。巴夏礼的态度傲慢而蛮横，据说争执中有水军打了巴夏礼一记耳光。
其实，早在亚罗号船在澳门启程前，澳门海关即欲登船检查。此船仓皇逃离，故有葡萄牙籍水手向广州水师告密之事。广州水师衙门毫不让步。于是巴夏礼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抗议，并要求立即放人和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表示两名海盗扣押，证人吴亚留待取证，其余人员可以释放。但是，英国驻清朝公使包令和巴夏礼仍然坚持原要求，并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释放全部人员并公开道歉。叶名琛屈服于压力决定让步，派遣广东省南海县丞许文释放全部在押人员。但是英国侵略者本意在于找借口发动战争，所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也于事无补。英国侵略者遂悍然炮击广州城，但其侵略行径遭到广州水师的坚决抵抗，英国因战舰受到重创而撤退。
咸丰七年(1857)英军对去年的失利不甘心，遂联合法国军舰再度攻击广州。这次不仅占领了广州，而且将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两广总督叶名琛俘获，押送到印度加尔各答拘禁。叶名琛两年后死于囚禁所。据历史记载，叶名琛囚禁所名“镇海楼”，在那里“犹时作书画，自署日‘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广东士农工商各界憾其误国，曾评价他在广东期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其实，胜骄败馁、刚愎自用是叶名琛的性格缺陷。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原本有理，却屈服于武装侵略的巨大压力而让步。这一侵略事件，早在一个半世纪前，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就曾作出公正的评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贪婪与侵略总是要寻找借口的。”详细指出侵略者的残暴和大清朝的屈辱让步——“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因为这场战争是英国最先挑起，然后法国等列强参加，目的在于扩大在华利益，有与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鸦片战争一样的性质、目的和结局，故中国近代史上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两国战舰陈兵天津外海，以武力相威胁，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提出修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大清朝签订的条约，扩大在华利益。对外事缺乏研究的咸丰皇帝提出“以夷制夷”策略：结好俄国，限制美国，和谈法国，拒绝英国，甚至抓捕英国领事兼翻译官巴夏礼。咸丰皇帝以为如此处理可以分化四国的联合行动，结果全不奏效。咸丰八年四月的天津一战，清兵大败，在天津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在上海又与英、法两国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在黑龙江与俄国签订了《瑷珲条约》。咸丰九年五月，英、法两国要求进北京“换约”，遭到清政府拒绝后，借口“互换条约文本”不成，兵舰炮击大沽炮台。清军提督史荣椿下令还击，英法联军失败，战舰被击沉、击伤10艘，英军死伤460余人，法军死亡14人，两国联军司令也双双受伤。咸丰皇帝见清军取得胜利，在欣喜若狂之下宣布取消此前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的所有条约。
此一战清朝取得暂时的胜利说明什么?在咸丰和一些阿谀之臣看来，当然是“皇上圣明”、“剿抚兼施”的结果。其实，只要积极防备，认真组织抗击，是可以打败来犯之敌的。在距今150年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没有坚船利炮，也可以战胜疲惫的入侵军队。据时人记载，“天津之战，洋夷吃败，民人欢呼雀跃”，可见人民群众对反侵略的保家卫国战争是由衷支持的。
九个月后的第二次天津之战便暴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侵略者看到咸丰皇帝与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一样，是一位昏聩的皇帝。当年道光皇帝禁止英国在华走私鸦片，并不是皇帝的真知灼见。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奏稿中称，鸦片在中国肆虐，势必造成几十年后“中国无可以御敌之兵，亦无可以充饷之银”，才想起重用林则徐，禁止鸦片进入中国。当取得虎门销烟首战告捷的时候，道光喜形于色地赞赏林则徐：“9即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所办(禁烟)可嘉之至。”“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畏葸。”但是，由于朝廷的腐败、皇帝的无知和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为首的“纵烟派”的擎肘，当时的海防仅限于林则徐所辖的广东、福建沿海，向北则或无筹防，或有筹措亦十分薄弱。英国兵舰遂沿海岸线向北伺机攻击，首先攻陷浙江定海，继续向北兵临天津。道光惶恐不安，听信了琦善等人奏称：“英夷船坚而炮利，将无以为敌。”“原勿庸筹防，英夷视我无防断无炮击之理。”“广东筹防致启衅端，尤不应借乌合之力(按：指民众抗英)，御夷不成竟致其累。”诬指林则徐“实属措置失当，应重治其罪”。道光胸无定见，翻脸称林则徐“夷务办理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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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的辛酉政变，是中国封建时代终结前夕一次著名的宫廷政变。政变发动者慈禧、奕沂、慈安三人有备而行。而其对手，即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却仅凭已逝皇帝的一纸遗诏便想安享辅政大臣之位，对自己和对手不作清醒的估量，对政治时局、朝臣人心缺乏缜密的分析，对一旦发生的不测没有应急机制，当然大祸临头的时候毫无还击之力，只能束手就擒，任由发动政变者愚弄与宰割，自然可悲可叹。今天我们回顾、推敲这段历史，想来这场悲剧的发生也并不奇怪。天道焉能无端噱慨，政治的前途、命运岂能靠侥幸赢得?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以史为鉴来读史，不屑于单纯地涉猎历史故事。于是近代历史晚期的辛酉政变，不失为后人茶余饭后回味、品评的历史旧闻，或许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因此，中华民国初年关于辛酉政变的零星记述屡见报端，不过都缺乏系统、完整、翔实、科学的记述，仅限于清末的笔记、日记和坊间的传说。其主要原因是清代的档案尚未解密。
辛酉政变首先策划于塞外承德。那里有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其外围东侧、东北侧、北侧和西北侧环绕着12座皇家寺庙，其西北100公里的塞罕坝草原、山地是著名的皇家猎场。这些遗迹、建筑都是当年康熙、乾隆、嘉庆为了夏天避暑，秋天打猎，平日处理政务，同时与以蒙古族各部首领为主的边疆各民族上层修好，在塞外修建的功能性设施，是一个庞大的、占地广阔的集合式建筑群。在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朝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避暑山庄是清帝在北京以外的另一个政务中心。道光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皇帝终止了盛极一时的北巡以后，避暑山庄便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日渐失去其第二个政务中心的历史作用。但是，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从海上攻陷塘沽、天津，进逼北京，咸丰皇帝逃跑到承德，避暑山庄迎来它最后一次皇帝驻跸。转年七月，咸丰皇帝病逝于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
咸丰皇帝病逝以后，他的遗孀之一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慈禧)利用皇后钮祜禄氏(即人们习惯称呼的慈安)拥有的传统地位和恭亲王奕诉的才能、影响，凭自己嗣皇帝生母的潜在威慑力量，在避暑山庄阴谋策划了一场政变，废除了咸丰皇帝临终遗诏中任命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八位王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决定，夺取了国家最高统治权力。
“慈禧”是她生前的徽号，全称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16个字。史书称“孝钦显皇后”，她死后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比同时垂帘执政的慈安多几个字，借以显示她尤为尊贵的地位，因为是以她为主掌权，且比慈安多执掌政权27年。史书称慈安为“孝贞显皇太后”。慈安谥号全称是“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15个字。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策划、发动政变的成功，开始了皇太后垂帘执政的政权形式，当时虽然有皇帝名号、年号，却由皇太后掌握大清最高统治权力，从而改写了中国封建制度晚期长达48年的历史。这次政变发生在公元1861年，干支纪年是辛酉年，历史上称之为“辛酉政变”。政变的策划是在承德避暑山庄，而将咸丰皇帝临终授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拘捕处治，却是在北京和回銮北京的途中，故清史中又称这次政变为“北京政变”。嗣皇帝载淳初即帝位是在避暑山庄，年号“祺祥”是由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确定，故这场政变也被称为“祺祥政变”。
策划、发动一场政变谈何容易，那是一种充满风险的阴谋行为。在违背封建礼制、祖宗家法、先皇遗诏的情况下，推翻一个合法的权力形式，确立一个新的名不正言不顺的权力形式，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慈禧和奕，分别处在承德与北京两地，相距200公里，如何面商机宜?而只有经过面商，才能确定关键事项。政变理由与新政格局，舆论营造的内容、人选、程序，政变实施步骤，政变发动时间，可用人员的邀集延揽，麻痹策略与武装保障，人员责任的落实，等等，无疑都需要策划者事先交流商定，而后在承德、北京两地分别准备。所以策划一场政变绝非单纯靠信函和往来“捎话”就能完成。当然信函与“捎话”也必不可缺，但只能是秘示各自准备情况与对手的动态消息而已。在以往的清史研究中，对辛酉政变虽有涉及，但尚无全面专述，更无政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相关内容，此书不揣窳陋，试作记述、分析。
辛酉政变之后，年方27岁的叶赫那拉氏一跃成为大清朝最高统治者，为有功者加官晋爵，使其获得相应的富贵和尊荣。除慈禧以外的新贵们，为自己官阶升擢和顶戴花翎增加而欣喜，是情理中的事情，但他们尚须谨慎，切忌居功，骄纵张扬，亦不可忘记应该时时省敛。清史中第一代的怡亲王允祥是康熙皇帝的十三子，是雍正皇帝的忠实追随者、拥护者，雍正继皇帝位以后曾感激涕零地“固辞叠受恩赏”，一生谨言慎行，勤于任事，勇于任事，不露半点拥戴功臣行迹，被认为是历史上“有功不居功”者，诚属“修性致到”的韬略。百余年后，辛酉政变的首功之臣奕，先后四次被慈禧斥责或贬黜，晚年才终于懂得了如何低调生活，言行自敛，免遭更大的祸殃。这次政变中重要的功臣胜保却没有得到自省机会，其可悲结局便是居功骄纵者的下场。胜保原系内阁学士出身，按道理应该知道雍正皇帝继位时有功之臣年羹尧、隆科多的历史教训，也应该知道十三阿哥允祥的历史经验。
那位在道光、咸丰两朝为官的老臣陈孚恩，原本一介书生，正色立朝，且能廉洁自律，被道光皇帝称作“清正良臣”。为维护大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军屡立奇功，可谓忠悃可鉴。道光朝他因为得到大学士穆彰阿赏识而官运亨通，咸丰朝却因与权臣载垣不睦而遭贬斥。吸取教训是人之本能，陈孚恩转而攀附肃顺、载垣，结果大出所料。因为咸丰死，肃顺、载垣获罪，陈孚恩受株连。陈孚恩是时运不佳，还是未审时度势，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抑或做人还应以老实为本，不钻营取巧，但求安宁为上?种种历史陈迹足以留待后人品味遐想，或许不失为饶有兴味的文化咀嚼。
任何时代有关国家的政治风云，如中枢权力发生变故，特别是非正常的变故，都属于国家的最高机密，相关的知情人员不许相互议论和对外界传讲，往往数十百年皆如此。于是时人不得其详，而后世更难揭秘，便被习称为“宫廷秘史”。发生于清代晚期的辛酉政变何尝不是如此，或许本书会因此而能增加一点阅读的趣味。
明清两代虽设有【起居注官】，对皇帝言行和国家大事随时做出记录，但封建时代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对那些有碍圣德、不便公开的事情，自然要有所避讳。或有骨鲠忠直之言，或有个别【与国休戚之大臣】【秉笔直书】，皇帝也往往拒小纳谏，并责令近臣审阅、删除不便记录的内容，任何人也无可奈何。因此，宫闱秘史，向来难以考辨。刘玮、刘玉文著的《避暑山庄与辛酉政变》更多地参考了清宫档案和时人笔记，旁及诸多野史，剥丝抽茧，对比考证，试图呈现一百五十年前历史的本来面曰，揭示历史人物的境况和心理、性格特征。同时，梳理出他们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追索当年各自的行为本源，力求比较真实、全面地展现那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之争——辛酉政变。
避暑山庄是康熙皇帝在承德肇建的第二政治中心，历康熙、乾隆二帝九十年而成，共有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四位皇帝在此生活起居、处理政务。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在此发生。其中，1861年辛酉政变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刘玮、刘玉文著的《避暑山庄与辛酉政变》以关注避暑山庄园林建筑为经，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史实为纬，展现这次政治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通过档案、文献、照片等还原一些基本历史细节的同时，梳理了更多不为人知的宫廷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