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精)》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积30年第三帝国研究之功，历时12载而成的皇皇巨著，也是完整介绍希特勒一生的权威传记作品，甫一问世即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获英国沃郁夫森历史学奖、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政治图书奖、英国年度学术图书奖等重要奖项，被誉为第三帝国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

伊恩·克肖著的《希特勒传(精)》是第三帝国研究史上的一部里程碑著作。它详细记述了一代枭雄希特勒早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描述了希特勒如何从一个不学无术、整天浪迹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依靠他人施舍勉强度日的社会下层人物逐渐成为独揽大权的德国独裁者，继而对内实行种族灭绝的恐怖政策，对外指挥德国军队东征西伐，最终不仅毁灭了他自己，也将千百万德国人带入深渊的整个过程。书中不仅介绍了希特勒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特征，而且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德国民众渴望洗刷战败耻辱的特殊心理。

精修版序言

希特勒画像

第一章 幻想破灭

第二章 辍学

第三章 欣喜与怨恨

第四章 啤酒馆煽动者

第五章 “鼓手”

第六章 领袖出世

第七章 掌控“运动”

第八章 突破

第九章 篡权

第十章 独裁者的形成

第十一章 大权独揽

第十二章 为元首工作

第十三章 无休止的激进

第十四章 扩张

第十五章 大屠杀的标志

第十六章 铤而走险

第十七章 合法的野蛮主义

第十八章 登峰造极

第十九章 “歼灭战”的图谋

第二十章 大决战

第二十一章 实现“预言”

第二十二章 孤注一掷

第二十三章 困兽犹斗

第二十四章 梦想奇迹

第二十五章 恶魔的运气

第二十六章 无路可逃

第二十七章 走向深渊

第二十八章 灭亡

尾声

第一章 幻想破灭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交过多次好运。1876年，也就是他出生前13年，他的第一次好运就降临了。这一年，那个后来做了他父亲的男人把自己的原名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曾说过，他父亲一生所做的事中最让他高兴的就是改掉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粗俗不堪的乡巴佬姓氏了。此言大致不虚，“施克尔格鲁勃万岁”听上去怎么也不像是对一位民族英雄表示敬意。

施克尔格鲁伯家族世代务农，在瓦尔德维尔特尔拥有一小块土地。瓦尔德维尔特尔位于下奥地利最西北部，和波西米亚接壤。这个地区山峦起伏，土地贫瘠，但树木茂盛，风景秀丽。这里的居民向来以冷漠倔强著称，不欢迎外来客。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1837年6月7日出生在一个叫斯特劳恩斯的小村里，当天即以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名字在附近的多乐斯海姆教堂受了洗礼。阿洛伊斯是一名私生子，他的母亲玛利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当时41岁，是贫苦农夫约翰·施克尔格鲁勃的女儿。

希特勒的父亲是家族中第一个闯荡社会的人。1855年，18岁的阿洛伊斯在奥地利财政部谋到了一个低级职位。就他的出身背景和所受的有限教育而言，这个年轻人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还是相当不错的。1861年，经过培训并通过了资格考试之后，他成为一名低级监管员；1864年，他在海关服务部门谋得一个职位；1870年，他成了一名海关官员；1871年，他移居布劳瑙·阿姆·因，1875年在那里当上了海关督查。

一年之后，阿洛伊斯给自己改了姓。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阿洛伊斯显然比较喜欢希特勒这个不太粗俗的姓氏（希特勒是希德勒的不同拼法，希特勒、希德勒、希于特勒在德语中都是小土地所有者的意思。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后来娶了阿洛伊斯的母亲，显然他就是阿洛伊斯的父亲）。自1877年1月正式启用这个新姓氏之后，他在签名时就一直用“阿洛伊斯·希特勒”。他的儿子同样喜欢“希特勒”这个与众不同的姓。

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是家中11个孩子里3位幸存者中最大的一个，其他两个是乔安娜和特雷西亚。克拉拉的母亲乔安娜·希于特勒是约翰·奈勃姆克·希于特勒的大女儿，父亲是斯皮塔尔村的农民约翰·巴浦迪斯特·波尔兹尔。克拉拉是在她的外祖父奈勃姆克的农场旁边的另一家农场长大的。奈勃姆克在他的兄弟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去世后收养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克拉拉的母亲乔安娜及她的姑姑瓦布尔格实际上是和阿洛伊斯一起在奈勃姆克家长大的。1876年阿洛伊斯改名并取得合法身份后与克拉拉·波尔兹尔就是舅舅与外甥女的关系了。就在这一年，16岁的克拉拉·波尔兹尔离开斯皮塔尔的家庭农场，搬到布劳瑙·阿姆·因，做了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家庭女佣。  这个时候的阿洛伊斯在布劳瑙已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海关官员。然而，他的私生活和他的职业比起来却大为逊色。他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和一个比他年纪大得多的女人安娜·格拉色尔结的婚，1889年两人就分居了。接着他又娶了个年龄蛮可以做他女儿的年轻女人。后两次婚姻加上私生子一共使他有了九个孩子，其中四个很小即夭折了。这样的私生活可不平静，起码对一个省里的海关官员说是这样。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希斯卡（范妮）·玛泽尔勃格1884年8月死于肺结核时年仅23岁，他们的两个孩子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尚在幼年。患病期间，范妮为呼吸新鲜空气搬到了布劳瑙郊外。因两个孩子无人照料，阿洛伊斯直接去找克拉拉·波尔兹尔并把她带回布劳瑙。在范妮弥留之际，克拉拉即怀孕了。由于阿洛伊斯和克拉拉的正式关系是舅舅和外甥女，因此他们的婚姻必须得到教会的特许。在四个月的等待期间，克拉拉的身孕已越来越明显。好在罗马的特许令终于在1884年年底发下来了，两人在1885年1月7日结了婚。婚礼是在早上6点举行的，仪式草草结束后，阿洛伊斯就直接回海关上班去了。

阿洛伊斯第三次婚姻的头生子古斯塔夫于1885年5月出生，次年9月有了第二个孩子艾达，隔了不久又有了一个儿子奥托，可惜这个孩子生下没几天就去世了。此后不久，更大的灾难落到克拉拉身上：古斯塔夫和艾达患上了白喉，于1887年12月和1888年1月相继去世。到1888年夏天，克拉拉再次怀孕了。1889年4月20日是个星期六，也是复活节。傍晚6点30分，天气阴沉寒冷，克拉拉在家中生下了她的第四个，也是头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有关希特勒早年生活的历史记录非常稀少。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里面的叙述细节不准确，而且明显有粉饰的痕迹。战后他的亲朋故交的回忆也需仔细分辨，这些回忆如同第三帝国期间许多美化元首童年生活的作品一样令人生疑。对心理学家和心理历史学家而言，一个人的心理形成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研究希特勒早期生活的学者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有关希特勒早期生活的记述都是追溯性的猜测。（P1-3）

1998年和2000年相继出版的两卷本传记《希特勒·傲慢（1889-1936）》和《希特勒·报应（1936-1945）》英文版以及后来在许多国家出版的外文版广受好评本已使我深感欣慰，这本书在德国出版后竟然也大受欢迎更是令人大喜过望。

写作这部传记的目的是对希特勒的权力进行一番研究。我试图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希特勒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世间罕见的怪异之人为何能在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社会新潮、讲究思辨的德国攫取最高权力？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希特勒为何能够顺畅地行使权力？毫无疑问，希特勒擅长蛊惑人心，善于发现对手的弱点并无情地加以利用，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思维简单的自修成才者，丝毫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从1933年起，他不仅要对付纳粹党内那帮粗人莽汉，还得费尽心机地同政府机构和社会精英进行周旋——将来他还得仰仗这个机构和这些人治理国家。那么他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征服了德国社会的政治精英，继而为了统治欧洲，用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方式把德国引入灾难性的冒险赌博之中？他为何能够堵塞通过谈判结束冲突的所有可行之路，直到强敌攻到门口，他不仅毁灭了自己，也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彻底毁灭了这个国家？

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主宰德国命运长达13年之久的这个怪人的个性。人物个性在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不承认这一点是愚蠢的。无论是希特勒的崇拜者还是憎恶他的人都承认这个人的个性与众不同（虽然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过无数次研究，但对形成这个人的奇异心理的原因只能做一些推测）。希特勒是不可替代的。希特勒这种人无疑对重要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换个人——例如戈林——做帝国总理，在许多关键节点上的行为方式很可能有所不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希特勒，历史将会重写。

但是，希特勒对人类历史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绝不能仅仅用他的个性做解释。1918年以前，在希特勒身上丝毫没有显示出他后来向世人展示的那种独特的个人魅力。相反，他被周围的人视为怪物，时常受人嘲弄和鄙视，绝对没有人把他看作未来的国家领袖。从1919年起，一切都变了，他逐渐成为民众几乎是无限崇拜的偶像（也是他的政敌极度痛恨的仇人）。这种现象本身即说明希特勒具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他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德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战争失败、革命性巨变、政局动荡、经济凋敝和文化危机使德国社会受到重创。换在其他任何时代，希特勒注定会默默无闻。但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认为战败、民主和经济凋敝已经使德国陷人绝境——立志消除1918年战败带来的民族耻辱的这个人和越来越相信只有这个人的领导才能拯救德国的这个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充满活力最终却会毁灭这个国家的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是理解希特勒为什么能够攫取进而行使那种特殊权力的关键所在。为了解释这种关系，我借助了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希特勒出名之前，起码是他在慕尼黑啤酒馆之外的地方出名之前，韦伯已经去世了）所提出的“魅力型权威”这个概念。我没有对这个概念做过多解释，多年前我在研究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著作中已经详细阐述过“魅力型权威”的含义。然而，这个概念无疑仍是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按照韦伯的说法，“魅力型权威”并非主要建立在个人外在的杰出品质之上，相反，它出自“追随者”对这种品质的感知。在危机状态下，这些“追随者”把独特的“英雄”气质浓缩到他们选择的领导人身上，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个人的伟大，他们把他视为“拯救使命”的化身。根据韦伯的概念化解释，“魅力型权威”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接连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会抹去它的光环，同时它还面临着被“规范到”统治体制内的危险。

“魅力型权威”这个概念显然有助于我解释上文提到的那两个核心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有助于正确评估希特勒和簇拥他走上历史舞台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尽管马克斯·韦伯不可能想到那时的具体情况，而希特勒利用民众中早已存在的对民族拯救伪宗教般的期待获得的“英雄式”领袖形象充其量也只是人为宣传的产物。我还发现在评估希特勒高度个人化的统治如何削弱制度化统治以及为何同制度化统治难以相容等方面，利用“魅力型权威”这个概念也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到了战争中期，希特勒的民望一落千丈，他对德国政府和社会的“魅力型”统治已经大大削弱。然而，到这个时候，德国人受希特勒的“魅力型”统治已经长达十余年。无论是出于信仰还是出于需要，那些随希特勒一道崛起，仰仗希特勒至高无上的“元首权威”而获得权势的人仍然在维护他的统治。现在，他们注定要同希特勒一道灭亡，希特勒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另外的出路。直到德国人即将面临全面失败时，希特勒在统治政权中的权威才会彻底坍塌。投降是结束希特勒一手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但只要希特勒活着，他就是阻碍德国投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把“魅力型权威”同另一个概念联系起来，借以说明希特勒高度个人化的统治方式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概念就是“为元首工作”。我在书中提到过这个概念，实际上它也是贯穿这部传记的一个主要观点。我试图运用这个概念来揭示希特勒提出的那些目标如何鼓励和调动了各级政权的积极性并使它们的行为合法化，如何有意无意地激发了纳粹统治毁灭性的能量。我并不想借这个概念暗示人们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想想希特勒想要他们干什么，然后才会付诸实施。当然，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忠实的纳粹党徒——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但大多数人在做某些事——例如为保护商业竞争而抵制一家犹太人店铺，或者因个人恩怨向警察告发邻居——之前不会先想想元首的意图是什么，或者说不会根据意识形态动机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支持并宣传了希特勒描述的意识形态目的，从而间接推进了激进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希特勒提出的那些目的——例如德国社会的“种族清洗”——从长期任务陡然变为短期可实现的目标。

我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意味着两卷本篇幅是有必要的。实际上除了正文之外还应该增加很多内容。我希望将大量的文献资料——既有档案和已出版的第一手资料，也有我曾经利用过的丰富的第二手资料——充分罗列出来，这样其他研究人员就可以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并在必要时重新核查这些资料。这样做也有助于纠正某些错误的说法，揭穿为希特勒编造的神话。有时注释本身或多或少会涉及一些无法在正文中展开论述或另外给以评论的细节问题。例如，在《傲慢》这一卷中，我以长篇注释详细说明史学观点以及对希特勒心理的不同看法；在《报应》这一卷中，我又以长篇注释论证关于1945年最后的“桌边谈话”文本的真伪，分析诸多有关希特勒死亡情景的复杂（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证据以及苏联发现希特勒遗骸的情况。这一切意味着已完成的两卷本传记必然篇幅浩大：正文总计1450页，注释和参考书目差不多有450页。可以想象，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如此规模的著作，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对学术注释感兴趣。

有鉴于此，经过再三思量，我决定编撰这部传记的缩编版。在编撰过程中，我想起电影《莫扎特传》中的一段话。皇帝对莫扎特说他喜欢莫扎特的歌剧，但剧本的注释太多了。“注释太多了，陛下？”莫扎特愤怒地插话说，“我认为既不多，也不少，而是刚刚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对原先的两卷本传记的感觉。因为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所以它就该写成这个样子。经过大刀阔斧地删减后编成了目前这个版本——删除了650页正文（30多万字）和全部学术注释，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疼。显然，出版一部没有参考书目和学术注解的著作是违背一个历史学家的初衷的。但可以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想要核查注释和参考书目的人可以在目前仍在出版的两卷本版本中找到所有的资料。尽管为了编撰这部便于阅读的单卷本大大缩减了篇幅，新版内容完全忠实于原版。我砍掉了大量的背景描述，删掉许多示例，缩减或去掉了很多引文，整节删掉了希特勒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背景材料。有两处地方我做了章节合并，除此之外。缩编版和原版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新版的内容完整无缺。我既不希望，也没有必要改变整体叙述方式。我为削减正文篇幅煞费苦心，自然也不希望在修改的过程中再增加内容。除了不太重要的文字调整之外，我对原来的内容只进行了若干处修订。因为两卷本中的注释已被删除，把我写作两卷本时利用的参考书目再收入新版显然也无必要。但是，我在新版中还是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第一手出版资料，写作希特勒传记时我凭借的就是这些资料（几部新出版的除外）。当然，这些出版物大部分是德文的，只是在有关的部分我提供了英译文。

我对两卷本列出的致谢名单上的那些人仍要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参加新版编辑工作的安德鲁·怀利、西蒙·文德尔以及企鹅出版社的出色团队。令人非常高兴的是，除了索菲、乔和艾拉之外，奥利维亚又成为家庭的新成员。像以往一样，我要感谢戴维和凯迪，斯蒂芬和贝基，当然还有贝蒂，感谢他们的爱和一如既往的支持。

伊恩·克肖

曼彻斯特/谢菲尔德，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