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林恩、安东尼·杰伊编著的《是首相(精)》为广受欢迎的英剧改编，时至今日扔为粉丝津津乐道，后来亦有翻版重拍。书的内容并不是电视剧本，而是改成了主角首相哈克的日记体，并夹杂文官们的备忘录、书信和采访回忆，对政治的讽刺与英式幽默，令人拍案叫绝。除文字的意趣之外，还能使读者了解英国文官制度，并能够与当下很多现象做对比，有会心之乐。

在乔纳森·林恩、安东尼·杰伊编著的《是首相(精)》当中，大臣吉姆·哈克在党内角力中意外地当上了首相，汉弗莱爵士也提前一步升迁为内阁秘书，而伯纳德则荣任首相的私人秘书。于是，官僚帝国的故事继续在唐宁街十号展开。

几个主人公个性特别生动鲜明，哈克外强中干、虚荣胆小；老文官们老奸巨滑、狡黠世故；喜欢咬文嚼字的年轻秘书在两个主子之间走钢丝，大智若愚。

编者的说明

1.党内博弈

2.宏伟蓝图

3.电视演说

4.钥匙风波

5.休戚与共

6.民主之胜

7.烟幕重重

8.主教之争

9.我们之一

10.落水之人

11.官方秘密

12.外交事件

13.利益冲突

14.还政于民

15.蛛网缠结

16.资助艺术

17.国民教育

1.党内博弈

12月6日

汉弗莱爵士一定是心里有事。昨天我在行政事务部见到他时，他神情恍惚，竟然不能集中精神听我讲欧洲香肠的问题，这可是我最近不得不和我们的欧洲敌人[或称为欧洲伙伴，哈克在公共场合作如是称呼一编者]进行的一场关于标准化的愚蠢斗争。

然而很快我就有了新发现，汉弗莱爵士素来热衷于官僚斗争，最近却有些淡兴。他无疑在谋划着一些什么。我可得尽快打探出来，否则我就有麻烦了。

今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午当我正在办公室里费劲地读着内阁防务文件时，伯纳德进来打断了我。

“打扰了，大臣，恐怕您要优先处理一件更迫切的事情。”

我问是什么事。

“您的圣诞贺卡，大臣。别再耽搁了。”

伯纳德说得对，寄圣诞贺卡可比读内阁防务文件重要得多——除非你是国防大臣，那自然另当别论。[显然，哈克同许多政治家一样，不能分辨“迫切”和“重要”两词的区别。伯纳德说寄圣诞卡很迫切，而哈克竞然误解为此事很重要。不过，换个角度想想，哈克可能说得对。他仅仅是个内阁成员，对于国防事务的影响微不足道，能给他过目的文件估计也无关痛痒。——编者]

伯纳德已经把行政事务部要寄的贺卡沿着会议桌摆了一溜儿，一堆堆大小不同。显然，他这么摆是有所考虑的。

伯纳德上前做了解释：“大臣，贺卡都给您清楚地标明了。”他顺着桌子边走边依次指点着区别，俨然一副检阅仪仗队的样子。“这些您签上吉姆，这些您签上吉姆·哈克，这些要签吉姆和安妮，这些要签安妮·哈克和吉姆·哈克，这些要写爱你的安妮和吉姆，这些需要哈克夫人来签，但您要在后面附上您的名字。”

我发现还有两堆他没说。“那些不用签吗？”

“那些都是印好的，上面有复制的签名，所以不需要您再签什么了。您只需要核对一下，确保这些收信人没有需要您亲笔签名的。”他继续解释说，“您知道，我所说的亲笔签名是指吉姆、吉姆·哈克、吉姆和安妮，或者安妮·哈克和吉姆·哈克之类。”

在桌子那头还有一大批贺卡，也被分成了好几堆。“那些又是什么呀？”

伯纳德对此了如指掌：“那些贺卡要发给您的选民，是您的竞选代理人今早拿来的。”

我没想到贺卡竟然能被细分到这种程度。当然，给选民发贺卡被认为是政治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文官部门从不负责此事，因为他们不得在党派政治中有所偏袒。至少，他们是这样标榜的。

即便如此，伯纳德还是乐此不疲地解释如何在选民贺卡上签名：“这些要签吉姆，这些要签吉姆·哈克，这些要签吉姆和安妮，这些要签爱你的安妮和吉姆……”

我告诉他，我明白什么意思了。但是很显然，我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来签名。真是烦人！

原来，任务还不止这些呢。忽然，伯纳德又拎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手提袋。

他满怀同情地低声说：“这些是哈克夫人留下的，是您的私人贺卡。不过这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问，只有一千一百七十二张而已。”

我不禁大吃一惊：“一千一百七十二张？”

“另外，党总部还有一些贺卡在等着您签名呢。”伯纳德补充道。

我的心不禁一沉。党总部！我怎么把这事全忘了。去年我连一张党总部的贺卡也没有签。但是去年我还不是党主席，今年我当上了党主席。（P1-3）

编者的说明

哈克意外地升职为首相（见本书第1章末），给英国带来了不少麻烦，也给这本日记的编者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的麻烦。哈克在写日记时下定决心，要让他的首相生涯看起来充满一连串的胜利，尽管这个任务对于他来说难了点，就算是一个技巧高超的日记作家也未必能够胜任。历史对待作为首相的哈克未免不够怜惜，但是看过他的全部日记，读者也许会觉得事情还算公道，谁让哈克作为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加粗暴呢？这或许是由于首相一职助长了他，让他变本加厉地脱离现实，当然换了别人大概也会一样。当他照例倒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独自对着盒式录音机口述当天发生的事情时，随着他对成功的回味和对失败的重新解释，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他的想象，也就模糊起来。

我们有幸负责编订和录写哈克的大量此类录音资料，但是我们却不时惊奇地发现，哈克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似乎有意文饰和重构了历史事件。事实上，尽管在现代读者看来也许难以置信，但哈克似乎对自己一定能够达成目标信心十足。我们不敢相信，政治家能有意地重构事件，扭曲历史记录，因此我们不得不推断，哈克一定有着某种奇怪的心理问题，这常使得他不是追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而是追问自己“怎样解释我的行为会最感人，而且不与已公开的事文相矛盾”。

政治回忆录的读者应该知道，大多数政治家的回忆录都是公正和准确的典范，充满着慷慨大度，而且不打算为既往的错误进行辩护。政治家们会对同僚不吝友善和赞美之词，与此相应，他们把自己对政府的贡献谦逊地予以淡化。他们很少假称或者暗示他们所提出的每一项措施都被证实是成功的，也很少宣称自己对每一项导致灾难的决定早就加以警告。政治家是一群高尚的人，他们的恪尽职守和无私奉献使得英国有了今天这个样子。

事实上，让大多数政治回忆录的编辑感到苦恼的任务是，迫使极不情愿配合的政治家们在其书中加人大量争沦、歪曲和怨谤之言，以便出版商有机会把内容的连载权卖给《星期日泰晤士报》。

为什么哈克就不一样呢？也许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身居高位使他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语言。政治家们通常是简单而直接的人，他们习惯于直截了当地表达意思。但是长期同文官部门，特别是作为其典型代表的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打交道，可能已经让哈克不把语言视为思想的窗口，而是视为掩饰思想的工具。

哈克花费了大量时间对着他的盒式录音机倾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早已沉迷此道。最终，录音机成为世界上唯一愿意不加批判地恭听他讲话的对象。不仅如此，它还会把哈克本人的念头和思想重复给他听，首相发现录音机的这项品质令他恢复了信心和勇气。

如果不是因为其他资料已经变得充分可用，哈克的回忆录将是其唐宁街十号生涯的一个颇有瑕疵的记录。同以前一样，我们大量利用了阿普尔比文件，其中包括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信件和备忘录，在此我们要感谢他的遗孀、托管人和遗嘱执行人，以及根据“三十年规则”慷慨解密了所有相关文件的公共档案局。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伯纳德·伍利爵士，他曾是哈克在唐宁街十号工作时期的首席私人秘书，最终出任国内文官长，他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回忆录，并且核对了本书的历史细节，这实在是一项不甚讨巧的任务。对于本书的所有问题，无论是遗漏还是误判，照例将由编者承担全部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牛津大学，哈克学院

公元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