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藤而上(常春藤名校与美国精英教育)/全球现场观察》是于时语对美国社会进行多年观察思考的成果。通过对美国精英教育体制与美国上流社会关系的层层剖析，他一针见血地点出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真相——21世纪“拼爹资本主义”（“遗产型资本主义”）的回归，令教育程度越发成为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上升通道的决定性因素，也即打破阶层魔咒的唯一途径。

《攀藤而上(常春藤名校与美国精英教育)/全球现场观察》呈现的是作者于时语对美国精英教育多年观察、思考的结果。进入21世纪的美国，伴随着“遗产型资本主义”的回归，知识教育资本的代际传承成为美国社会竞争的重要特征。作者提供大量图表、数据与实际案例，通过回溯常春藤名校的发展历史、爬梳常春藤与上流社会的关系、比较各个族裔教育程度与政策倾向以及分析美国“高考”制度细节内幕，提供关于美国精英教育犀利观点的同时，也给人以思考中国教育问题的空间。

引 言

第一章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美国社会的演变大势

 第一节 “拼爹资本主义”的再现？

 第二节 后工业化社会中的美国职场：蓝领中产阶级的衰亡

 第三节 大学教育与美国的“阶层划分”

 第四节 教不严，师之惰—美国的公共教育危机

 第五节 美国的社会婚姻分化和“选择性婚配”

 第六节 美国社会的智商异化

 第七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分化和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贬值”

 第八节 特权的复制和精英阶层的“世袭化”

 第九节 教育劣势与WASP 族群统治的终结

第二章 “学而优则仕”：美国政治精英是怎么炼成的

 第一节 “讼而优则仕”—民主党的精英道路

 第二节 “商而优则仕”—共和党的精英道路

 第三节 从“戎而优则仕”到好男不当兵—美国精英阶层的世风演变

 第四节 “生而优则仕”—漫谈美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象

 第五节 “健而优则仕”—美国精英与体育运动漫谈

 第六节 殊途同归—条条仕路回归精英教育

第三章 常春藤名校与美国“上层建筑”的“贵族群体”

 第一节 总统、大法官和中央情报局

 第二节 美国的“笔杆子”—“无冕之王” 和“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节 亿万富翁的温床

 第四节 不灭的理想主义：工会领袖和支教运动

 第五节 常春藤和好莱坞

 第六节 “常春藤国际”操控世界？

第四章 培养“主人”还是“仆人”？

 ——常春藤教育的特殊之处

 第一节 未来的政治、商界、社会领袖

 第二节 培养“主人”的“自由学科”教育

 第三节 社会关系之一：大牌教授、学生刊物和名人讲座

 第四节 社会关系之二：学生会社

 第五节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主仆”关系

 第六节 常春藤的“品牌效应”和一荣俱荣的社会资源

 第七节 体育运动与常春藤教育

 第八节 从“绅士丙等”到考试作弊—精英教育本身的演变

第五章 从“蓝血”贵族到凭才取人

 ——常春藤盟校招生制度的演变

 第一节 凭家世还是靠才能？

 第二节 如何量化学生才能？—美国“高考”的创始者

 第三节 先天智力还是后天成就？—美国“高考”的演变

 第四节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五节 学业标准PK“个人素质”

 第六节 校友子女特招政策

 第七节 美国的社会竞争

 ——高校招生“少数民族加分”还能延续多久？

 第八节 分数面前，人人不等？—最新一轮美国“高考”改革

第六章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美国精英教育竞争的低龄化

 第一节 《虎妈战歌》和美国社会的焦虑

 第二节 “地毯老鼠竞赛”

 第三节 “重点中学”和美国公共教育的痼疾

 第四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常春藤“预备学校”的变迁之一

 第五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常春藤“预备学校”的变迁之二

第七章 美国儒林外史

 ——名校入学竞争白热化之下的众生相

 第一节　常春藤名校录取率和录取标准趋势实录

 第二节　招生办的“间谍战”和“战略性录取”

 第三节　“提前录取”游戏后的“上马”“中马”和“下马”

 第四节　庞大的美国“高复”行业

 第五节　0.002 分之争—中学“校元”引发的天价官司

 第六节　“教育移民”和“高考移民”

 第七节　有钱能使鬼推磨—高价“雷锋”

 第八节　升学咨询公司“包装”的抄袭作家

 第九节　从“四好学生”到“N 好学生”—美国中学的“荣誉膨胀”

 第十节　高考作弊和哈佛校园内外的骗局

第八章 从常春藤到华尔街

 ——犹太人征服美国的艰难路

 第一节 美国的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哈佛”

 第二节 “滑腻的蠹鱼”—常春藤盟校的反犹历史

 第三节 从“共产主义第五纵队”到彻底征服常春藤

 第四节 从常春藤到征服美国上层建筑

 —前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家族个案

 第五节 居安不思危：美国犹太人的智力退化？

 第六节 华人能够效法犹太人的成功吗？

第九章 常春藤名校的招生录取程序综述

 第一节 教皇选举般的“灰箱”

 第二节 学业成绩之一—学业指数

 第三节 学业成绩之二—综合评价

 第四节 学业成绩之三—名校的学业成绩分类

 第五节 洋洋大观的课外活动成就

 第六节 难以捉摸的“个人素质”评分

 第七节 “额外因素”和总评录取

 第八节 “后门”和边门—Ｚ名单、备取名单和转学申请

 第九节 再析“灰箱”—哈佛大学的招生面谈内部指南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主要参考资料

2010年10月，美国华盛顿特区韩裔教育总监李阳熙(Michelle Rhee)在任满之前黯然辞职，是美国公共中小学教育危机的一个写照。李阳熙2007年6月就任之后，在当时华盛顿市长芬提(Adrian Fenty)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推进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最醒目的便是打破根深蒂固的“大锅饭”和论资排辈，将数百名不称职的教师炒了鱿鱼，原先在全美几乎排名倒数第一的华盛顿公立学校学生的成绩也获得相当的改善。李阳熙因此成为闻名全美的风云人物和教育改革明星。

李阳熙的改革自然也开罪了利益相关者，特别是靠公立教育系统吃饭的黑人职工，以至于占华盛顿多数人口的黑人对她“倒戈”，殃及支持她的芬提市长在连任初选中败选，李阳熙也因此与赢得初选的继任市长交恶，不得不挂冠求去，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大挫折。

教育改革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显得更加迫切。美国尽管具有全球最先进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并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利益，但是其小学教育质量和产出的相对地位却不断下降，成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丧失、蓝领中产阶级衰亡的重要内因，从长远角度来看，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是一个威胁。

以中美汇率的长期争议为例，明眼人都知道，即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至多只是改变美国消费品的进口来源，美国就业情况不会有多少改善，这是因为美国蓝领阶层的现有教育和技能，并不具有与亚洲许多新兴工业国家竞争的能力。

这一情况并非由于美国的高工资水平造成。例证是工资水平不相上下、社会福利更多的德国依然维持了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出口增长的最主要对象正是中国。事实上，德国工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是这一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是美国国运的基石。《纽约时报》曾强调：教育是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真正动力。美国是普及公共教育的世界领袖，从而培养出平均教育程度全球第一的劳工阶层，成为世界经济领袖。然而，今非昔比，美国的公共教育不仅在横向国际的对比下显得日渐落后，就是在纵向历史的比较下也开始出现倒退之势：正在成长接班的年轻一代的平均教育程度，逐渐低于“婴儿潮”中诞生的父母一代。1980年，美国学龄青年的高中毕业率达到80％，而据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曼(James Heckman)所言，2000年这一高中毕业率已经减退到了74％。在教育上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是美国立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状况，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按照前国际货币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印裔教授拉扬(Raghuram Raian)的看法，美国公共教育的停滞倒退，甚至触发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拉扬向德国《明镜》周刊指出：美国房产泡沫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客们无法通过改善教育来提高下层阶级停滞不前的收入，只好通过宽松的房贷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还在竞选总统期间，奥巴马就在改善教育方面大肆许愿。但美国公共教育的僵化和低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一大弊病是历来吃大锅饭的教师队伍内部缺乏竞争。但是教师工会是民主党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施主，强烈反对引进“自相残杀”的行内竞争机制。借共和党执政期间经济停滞而卷土重来的奥巴马，难捅自己阵营内的这个马蜂窝。华盛顿教育总监李阳熙“出师未捷身先去”，颇有杀鸡儆猴的作用。庞大的美国教育工会势力同时发动全国性的“大批判”，对常春藤康奈尔大学出身的李阳熙进行妖魔化，以保护自己成员的既得利益。

P37-38

引言

197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 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畅销书《教育过度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以大量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生“供过于求”，其数量超过了美国经济对知识型劳工的需求。不仅许多人为了读大学推迟四年进入劳工市场成为得不偿失的个人决策，国家输送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获得的实际社会效益也是负面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受到“越战”时代大学生可以延期服役的刺激，更是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两个重要现实。

第一，这是“二战”后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全盛时期。美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国家。因为缺乏旧欧洲大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分野，美国的公共教育很早就基本实现了“有教无类”。

美国最早的公立中学—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甚至比哈佛大学还早一年成立。1900 年，只有一成美国青年读完高中。到了1970 年，高中毕业生达到学龄人口的八成。这种发达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工业革命之后，为制造业提供了素质不断提高并且一直领先世界的高质量劳动力。同时，美国完善的工会运动和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为大批蓝领劳工提供了足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高薪。当时美国工业已经进入自动化的萌芽时期，但相对于这一庞大的中产阶级“劳力者”，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心者”在工资收入和职场需求上都不享有很大的优势。

第二，这反映了“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在各级政府的投资补助之下和“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福利主义浪潮中，大学教育尤其是蓬勃发展的公立大学学费低廉，极大地增加了中下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65 年，耶鲁大学教育学家威廉· 德韦恩（ William Clyde DeVane）撰写《20 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一书，如此描绘美国高等教育的“锦绣前程”：

大学民主化的强劲趋势已经发展到这种阶段，在许多州，也许不久将包括整个联邦在内，免费的高等教育会被视为每个人的权利，而政府的责任便是提供这样的免费教育。

这一由政府提供免费大学教育的大话，听起来简直像社会主义宣传。但是在当时有它的具体社会背景，而并不使人觉得是天方夜谭。这是由于美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均贫富”措施，尤其是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制度等，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二战”末期，面临大量军人退伍、重返社会的前景，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美国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资助复员军人接受高等教育。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为战后美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工资和待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美国广大蓝领产业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他们的下一代中，许多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公立大学的建立和扩展，大大降低了高等教育的社会门槛和费用。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在“伟大社会”的口号下，对社会下层和少数民族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包括由联邦政府对贫困学生提供大量的助学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大量大学毕业生，超过当时美国社会的实际经济需求。

半个世纪以后，整个美国社会及其教育事业却出现了与以上两位学者所述截然相反的现象。

首先，曾经领先世界的美国公共教育体制出现了重大危机，尤其是严重的教育质量问题。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2012 年测试，在34 个发达国家中，美国中学生的数学成绩只居第27 名，科学知识第21 名，阅读能力第17 名。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进入劳动年龄的新一代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倒退的局面。

其次，是德韦恩教授预言每个美国人都会享有免费高等教育的未来，彻底成为镜花水月。在通货膨胀长年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大学学费却持续飞涨：1985—2011 年，大学教育费用的增长指数，几乎是平均通胀指数的5 倍（498% ： 115%）！而各种政府教育补助却大致遵循通胀指数的增长。如此，不仅下层人群日益望洋兴叹，连美国大学的最主要生源—中产阶级都叫苦不迭，进而成为近年所谓“中产阶级挤压”（squeezed middle）的主要因素。当年秘密对《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案件内情的“深喉”—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二把手，绝对属于美国的中上阶层—2005 年终于现身曝光，居然也是为了“补贴”外孙上大学的费用。“免费的高等教育”并未“被视为每个人的权利”，相反，根据奥巴马2007 年11 月在艾奥瓦州的竞选演讲，2001—2010 年这十年中，有200 万美国学生因为高涨的学费而被排除在大学门外。

更重要的是，与《教育过度的美国人》描述的“得不偿失”相反，大学费用的高涨恰恰反映了高等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的飞升。在各种全球性和美国特有的社会趋势之下，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成为美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罗斯福总统“新政”以来逐步建立的“ 软美国”福利主义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下层人群的社会上升机会（upward social mobility）日趋减小。对绝大多数美国平民而言，大学教育是进入中上阶层的唯一通道，因此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分水岭。据《华盛顿邮报》：到2007 年，相比只获得高中学历的人，美国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的平均收入超过前者两倍。前总统克林顿用韵语说得更通俗：“学多少料，赚多少票。”（ What you earn depends on what you learn.）

据《经济学人》周刊引用的统计数字，按照大学教育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排名，美国和英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坐了头两把交椅。借用中国20 世纪60 年代初“考上大学穿皮鞋，考不上大学穿草鞋”的流行语，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进得了大学的才有资格成为中上阶层，进不了大学的永居社会底层。

展望未来，这一因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决定的社会鸿沟只会越来越宽。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自动化背景下，美国低学历蓝领中产阶级的沉沦，是个无法制止的大势。2013 年，牛津大学两名学者弗雷（Carl Frey）和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对美国职场进行了一项详尽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未来二十年，美国全部702 种职业群体中将近一半（47%）的职位“有极大可能被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最安稳的则是“高技能兼高薪”的职业。大学教育尤其精英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美国高等教育事业内部本身不断加剧的强烈分化。这一体系的最底层，是两年制的公立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再往上便是各州公立和私立的普通四年制大学，接着是不同程度的“重点大学”（selective colleges），最高一层，便是以8所常春藤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顶尖名校（most or highly selective colleges）。可以从“投入”和“回报”两个角度简单描述一下这一内部分化现象。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的最新研究，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竞争性的强化和学生质量的提高，仅仅限于以常春藤大学为代表的顶尖名校。其他绝大多数大学的教育质量要么持平，要么明显下降。教育投入是个最突出的例证：2006 年，美国最顶尖的1% 的大学在每个学生上的年度花费是92000 美元（实际超过全额学费），而普通大学则只有12000 美元（大多由学生学费承担）。这样显著的教育投资区别，自然造成教育质量，以及毕业后社会机会和报酬的巨大差距。例如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毕业率在97%以上，而一般州立大学还不到50%（一半以上一年级新生最终没有获得毕业学位）。

从宏观角度而言，霍克斯比的研究结论完全符合美国整个教育体系的演变。普通美国大学教育，是每况愈下的中小学教育的延伸，其质量自然无法提升，导致后文提到的美国职场上大学毕业生的“贬值”现象。而美国的精英教育则持续领先世界，历年诺贝尔科学和经济学奖项大多花落美国，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从学生家庭支出的角度，美国高等教育的分化也非常明显。普通大学学费的高涨，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巨大负担，美国大学生贷款总额超过1 万亿美元，这一天文数字大致相当于近十年伊拉克战争的全部费用，从而成为房贷危机之后另一主要的债务危机。并且，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说法，这一学生贷款债务正在成为许多人“美国梦” 破灭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的是，近十年来，几乎所有常春藤大学都取消了贷款制度，代之以直接资助。

哈佛大学带头，耶鲁和普林斯顿纷纷跟进，不仅将完全免费再加生活补助的贫困生标准上限提高到家庭年收入65000 美元（2011 年数据，此后每年上调），而且对一般中产阶级学生资助的标准也大幅提高，获得资助的家庭年收入上限达到20 万美元，大约75% 的在校学生因此获得不同程度的资助。尤其是年收入在6—18 万美元之间的父母，每年为每个在校子女学费和食宿的总支出，只占税前总收入的1%—10%。据《大西洋月刊》统计，在这样广泛的资助下，2013 年哈佛大学本科学生平均4 年的个人总费用是53910 美元，即每年不到13500美元，这低于大多数州立大学尤其外州州立大学的费用。

在个人回报上，常春藤教育更是无与伦比。除了美国近二十年来绝大多数新亿万巨富是顶尖名校毕业生这一事实之外，据《华尔街日报》引用的详尽调查，1972 年分别进入常春藤与公立大学的毕业生在1986 年的平均工资差距是15%，而1982 年入学的，这一差距达到39% ！各种迹象表明，这一差距只会有增无减。本书第一章引用的一个图表（图1.7.4）便显示，即便是排名第25 名的名牌大学，其毕业生收入依然比哈佛、耶鲁毕业生少几乎40%。

从社会总体而言，“常春藤盟校”等美国名牌大学代表的“超级精英教育”支配美国“上层建筑”的传统日益牢固。据统计，12 所美国顶尖私立名校的校友占了美国企业界领袖的54% 和美国政府重要领导岗位的42%。对比之下，美国上层精英中只有25% 在州立大学接受教育，而美国全国州立大学学生的总数，超过十来所私立名校校友的数量几十倍。

仅一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本科入学的新生总数就超过了“常春藤盟校”的“老三大”也即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新生总和，其录取人数更超过“老三大”总和两倍。这一举世闻名的州立大学与常春藤盟校各自的学位在美国社会“含金量”孰高孰低，由此一目了然。名校校友支配美国上层建筑的传统不仅长盛不衰，而且变本加厉。从老布什总统开始，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总统一直是常春藤校友。2004 年和2012 年两届总统大选，分别是耶鲁校友小布什与克里，以及哈佛校友奥巴马与罗姆尼之间的“常春藤内战”。

总统之外，耶鲁大学本科和哈佛商学院企管硕士毕业的小布什总统虽然在言论上迎合南部共和党草根基础的反精英主义，实际却通过大法官任命，在历史上首次将三权分立的美国最高法院变成几乎清一色的常春藤门面。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和哈佛法学博士奥巴马总统除了完成最高法院的彻底常春藤化，其内阁和亲信更是充满了常春藤精英。以至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 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如此总结“美国今天的统治阶级”：

在常春藤学校受的教育；主张凭才择人；小心谨慎而又野心勃勃；来自SAT（美国大学入学标准考试）高分考生；开放和多元。

按照这样的总结，时下的美国简直可说在实行“常春藤专政”。总之，美国的社会大势是社会竞争逐渐集中到教育竞争，而教育竞争的重点，则日益表现在“常春藤名校”升学竞争的白热化。在美国常用的一个形容词是，这种竞争达到了血淋淋的“割喉”（ cutthroat）程度。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激动，也绝不亚于范进中举。1999年出版的描述美国“高考”历史的名作《大考试 》（The Big Test）最后总结说：“美国人对名牌大学入学的痴心，已经超越了理性的界限。”

十余年之后，这一疯狂程度的愈演愈烈与常春藤盟校录取率的急剧下降继续形成尖锐反差。名校升学竞争“超越理性”的一个标志，便是竞争从高中向初中、小学以至学龄前延伸的趋势。引用美国《大西洋月刊》半华裔半德裔的著名作家陆赛静（Sandra Tsing Loh）的观感，对于大批“常春藤发烧友”家长，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 常春藤入学竞赛”从幼儿园便已经开始。这里的调谑成分不计，的确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家长因为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不惜早早送孩子上一年学费几万美元的贵族幼儿园。陆赛静自己就曾经在洛杉矶地区为了给女儿寻找“高度竞争”的幼儿园而“大打出手”。

美联社2006 年3 月报道：纽约市私立精英中学的学费超过了哈佛大学当年的学费。令人吃惊的是，尽管这些私立中学如此昂贵，大量学生家长仍然趋之若鹜，不仅腰缠万贯的富豪家庭，甚至家境不宽裕的中产阶级父母也勒紧裤带将子女送来，以致“生满为患”，居然还有长长的备取等候入学名单。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小班教育和一流的师资，最重要的还是这些私立精英中学长期形成的声望，提高了毕业生进入美国常春藤盟校等一流名牌大学的机会。

本书将交替使用传统的“常春藤盟校”和作者专用的“常春藤名校”两个名词，这里先确切定义一下。众所周知，“常春藤盟校”（IvyLeague）指的是美国东北部历史最悠久的8 所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康奈尔有部分纽约州州立成分）。但是从本科招生人数和新生入学录取率而言，麻省理工学院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也属于这样的顶尖档次。本书中的“常春藤名校”一词，便专指常春藤盟校再加上麻省理工和斯坦福，总共10 所大学。在这10 所大学中，又有5 所竞争最激烈的“重中之重”，也即“常春藤盟校”中的“老三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加上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这5 所顶尖大学的字母缩写，便是美国优秀高中生耳熟能详和梦寐以求的HYPMS 或HYPSM。

以具体数字来说明一下“梦寐以求”。2013 年，HYPMS 5 校总共招收了7115 名本科新生，除去大约10% 的国际学生，再除以本年超过330 万的美国高中毕业生总数，得出不到0.2% 的比例，也即每1000 个高中毕业生中，进入上述5 所顶尖大学的不到2 个。再加上剩下的5 所常春藤盟校，每1000 个高中毕业生中能够进这10 所“常春藤名校”的不到5 个。

美国所谓的“一流”（first tier）大学，当然远远不止上述10 所“常春藤名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南方哈佛”之称的杜克大学和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这两所学校的本科新生录取率绝不亚于若干常春藤盟校，加州理工的入学竞争还常常激烈于麻省理工。本书描述名校录取竞争，除了若干例外，以及加州理工学院所独有的理工专长和高度亚裔比率，其他特征基本上都适用于这两所大学。

按照《纽约时报》，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美国名牌大学入学竞争的白热化，提高了整个美国大学招生过程的竞争性，以致美国所谓的“二级”（second-tier）大学的入学竞争也日益激化，在难度上颇有向一些一流大学靠拢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本书描写的美国“高考文化”，除了针对顶尖名校，也日渐适用于美国一般“重点大学”。

回到一流名校，不妨提及研究生院居美国前茅的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是名校之所以出名，乃是“物以稀为贵”。芝加哥大学的本科新生录取率常常在20% 以上，而公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本科录取人数巨大，2013 年超过14000 名。这都显著降低了学校本科学位在社会上的“含金量”。最好的例证，是后文会讨论的《纽约时报》调查数据，100 个同时收到哈佛和伯克利大学录取通知的美国高中毕业生中，98 个会选择上哈佛！

即使在一些常春藤校园里，也有“正牌”和“副牌”之分。例如录取率早就低于10% 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录取率曾经在四分之一左右的哥伦比亚大学工学院，虽然同是哥大本科，却大有“嫡系”和“杂牌”之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一般本科之间，从录取率到学位的“含金量”，也有不小的距离。

另外不能不提美国军方的三所士官学院，即历史悠久的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以及“二战”后新建的空军学院。它们长期以来也被视为美国顶尖大学，而且上学的一切费用由联邦政府也即纳税人负担。但是“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越战”开始后，美国上层社会“好男不当兵”的风气日深，自由派主导的常春藤校园尤甚。例如哈佛大学从“越战”时代直到2011 年，一直不许五角大楼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进驻校园。遥遥无期的“反恐战争”又加剧了军校毕业士官完成大约5年“卖命期”后马上复员转业的趋势，同时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代表的“非科班出身”军官比例不断上升，而西点等士官学院本身日益“平庸化”（美国海军学院某英语教授的评价），美国朝野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开始纷纷质疑继续靠纳税人支付这种昂贵士官教育的必要性。这些历史和社会原因显著降低了军校在优秀高中毕业生眼中的分量和竞争力。

顺便说明一下美国大学的排名次序问题。从老牌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到近年的上海交通大学的调查，这一类的世界大学排名次序和方式多种多样，基本上都是基于一些量化的指标，特别是教授和研究生院的研究发表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本书关注的题目—以美国高中生为主体的、每年大学本科申请人眼中的美国名校位置。“申请人总体”的具体选择，才是名校入学竞争程度的决定性“市场因素”。表0.1 引用的是哈佛大学学者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基于对3240 名优秀美国高中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详尽调查，做出的美国名校“市场排名”。

本书的另一目的，是回顾美国犹太人如何从被常春藤名校歧视排斥的弱势群体，发展成这些校园中教授与学生人数比例最高的代表。并且，通过这一过程，犹太人成为遍布美国“上层建筑”的强势族群，并且通过强大的游说集团，常年把持美国的中东政策，导致华盛顿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同时，近年来，以中国大陆移民子弟为代表的美国亚裔成为常春藤校园的另一上升族群，他们是否能够重复犹太人通过征服常春藤而主导美国社会的成功道路，进而影响到未来的美中关系，是本书提出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