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冬天，母亲患了神经失常症，正在慢慢康复。父亲的生意时而濒临破产，时而略有起色。那个冬天，国际举重锦标赛在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一天晚上，父亲接到电
话，说要邀请他做大赛裁判员。尽管报酬极其微薄，父亲还是接受了这份象征着尊严的工作。当他再次穿上在国际举联工作时的运动衫，便不再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按摩师，也不再是巧克力厂辛苦劳作的工人。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哪怕只有几天。父亲从卧室里找出一本证件—上面有国际举联发给他的资质证书。证书上有父亲的照片，那时他还没有遭受这些年来移民生活的磨难。照片中，他脸上挂着苏联高级官员特有的那种超然的自信。这张照片我见过很多次，有时候还趁父亲不在家，偷偷拿出来仔细端详。想到照片上的人和父亲曾是同一个人，我心里觉得暖暖的。
接到电话几天后，我们收到国际举联寄来的正式文件。我和父母凑在餐桌前，浏览参赛者名单。苏联代表团的名单中，赫然印着谢尔盖·费德连科和格雷戈里·齐斯金的名字。母亲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见到他们了，是不是他们要看到我们家了。仅仅在一周前，医院的人来到家里，把母亲裹进一床橙色的毯子，绑到轮床上就送往布兰森医院。几个月来，母亲因患上瘫痪性焦虑症，浑身乏力，连最基本的家务也做不了。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靠煮鸡蛋和下立顿鸡汤面勉强填饱肚子，厨房的地板上已经积起一块块黏糊糊的脏东西，角落里也落满了灰尘。母亲说：“上帝啊，可不能让谢尔盖看到家里这个样子。”
我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从桌边一跃而起。我满屋子跳着，一边跳一边唱：“谢廖扎，谢廖扎，谢廖扎，谢廖扎要来啦！”
父亲叫我安静一下。
“谢廖扎，谢廖扎，谢廖扎！”
母亲站起来，把扫帚递给我。
“你要是坐不住，现在就扫地。”
“谢廖扎要来啦！”我对着扫帚唱道。
离开拉脱维亚的五年前，父亲在里加迪纳摩体育馆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业余健身班。那时他是迪纳摩的高级行政人员，负责翻阅文件、管理预算。之前父亲曾是优秀的大学校队运动员和VEFb 无线电厂出色的足球教练。尽管是犹太人，父亲却深得上级赏识。所以当他和同事格雷戈里·齐斯金（他也是犹太人）开始办健身班时，上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想，要是好的话，这个班有可能会发现举重人才，最不济也能捞点外快。
每周一、三、五晚上六点到九点，父亲和格雷戈里打开迪纳摩体育馆的后门，那帮热情高涨的学员就进去锻炼。学员主要是犹太大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员，大多想在尤尔马拉海滩上一展健壮的肌肉。他们算不上出色的运动员，但都能按时来上课，对训练结果也很满意。父亲和格雷戈里负责为他们制订训练计划并监督他们完成。平时，父亲不是忙着看没完没了的文件和冗长的报告，就是向迪纳摩的领导和来访要员做正式汇报。对他来说，这个健身班是个很好的调剂，可以让他暂时从苏联繁琐的行政职责中逃脱出来。而且办这个班收入也不错，除去给迪纳摩领导的那部分和给门房的几卢布，父亲和格雷戈里每人每个月可以多赚三十卢布，相当于我们三居室公寓房租的两倍还多。
这个班父亲和格雷戈里办了好几年，各方面一直都相安无事。领导拿到自己那份钱就什么也不说了，只要迪纳摩各队能拿到好名次，这么好的一件事，没人会来搅和。而那几
年，里加迪纳摩可谓顺风顺水：维克托·吉洪诺夫的曲棍球队屡创奇绩，后来他被提拔到莫斯科，又加入红军；伊万琴科成为总成绩达到五百公斤的首位中量级举重运动员；那时它的篮球队和排球队在欧洲也颇具威名。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注意父亲的健身班。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那时有些犹太人开始移民，父亲的一些学员也申请了以色列签证。由于迪纳摩代表克格勃，部里就开始有人猜疑了。他们向父亲的一个领导指出，在健身班学员和申请出国签证的犹太人之间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联系。这个领导请父亲和格雷戈里到他办公室，告诉他们这种怀疑。他说这会给他们所有人带来麻烦，里加迪纳摩体育馆要是发起反苏活动，那可不好。那个领导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盘问父亲。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但他们都知道，接下来，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现在健身班已经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为了避免被上级叫停，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它的官方职能，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换句话说，他们最好能发现举重天才。
那次和领导谈话后，父亲向格雷戈里提议，明智的做法其实是把健身班停掉。反正钱已经挣到了，当时我父母已经决定离开苏联，而这种事是会引起大麻烦的。格雷戈里虽然没有移民计划，却也没兴趣去西伯利亚，所以他也同意父亲的看法。两个人决定，月底前就把健身班停掉。
第二天，父亲发现了谢尔盖·费德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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