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夏天
张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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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开车来到休斯敦的克里夫兰，在这一带的农场区里迷了路。我已经第三次经过那个门口的邮箱上铸着一只金属小鸽子的农场，确认手机上的谷歌地图无法找到我要去的地方。最后，我干脆关了语音导航，把车停在路边，想等有车经过的时候询问一下。如果问不到，再给她打电话。
一些灰白的、边缘泛着紫色的云朵流散在天空中，雨后的小路微微发亮。从10号高速下来，途经一个废弃的铁路岔道口拐进农场区以后，就置身于这密实的绿色和宁静之中，路边风景或者是围栏后平阔的草地、房屋和牛马，或者是安静地摇曳在微风里的荒草和大树。路上经过的民房大都很美，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层，但清洁素朴，房前屋后种满了任性生长的美丽植物，但也有几处房子残破失修，肮脏、歪斜，看了让人丧气。我想到如今置身此地似乎并非出于我自已的意愿，而是受她那位远隔万里的母亲的驱使，或者说是她母亲的意志加上我母亲的意志。有时候，在我给家里打电话的固定时段，她母亲也守候在电话旁。“你一定要去她的大庄园去看看她，你们离得那么近！”她母亲不止一次对我叮嘱。我确认她的家大概就在距离我一两英里的地方，因为我从刚刚经过的农场信箱上看到的号码和她的住址号码十分接近，我只是找不到入口。站在路边等待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好几年前她的样子，是我们一起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胡同里，要去某个地方或者只是饭后随便走走的情景。她总是会走在稍微靠前一点儿的地方，像是带领着我。于是，她的样子也总是我从侧面或后面一点的角度看过去的样子，通常是在黄昏里或是夜色里，她在那一小段我们都刻意保持的距离之外，高高的，温柔里隐藏着美人特有的甚至是无意的傲慢……过去，偶尔，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影子会奇怪地重叠起来。所以，她如今住在这样的地方——一个被围栏围起来，布满荒草，散发着泥土和牲口味道的地方。
三年前，我对国内的朋友说，我再也不想和这充满猫腻味儿的生活打交道了，我要走了，走了就不会回来。我到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开始了新生活。新生活茫然又紧张，我在实验室里经常工作到凌晨，累得像狗，但我没有后悔，因为就像我所说的，生活拼一点儿总胜过憋闷，胜过经历了可怕的失败之后等待着另一个失望以及那种无可救药又不可控制的对自己渐生的轻蔑。我知道她住在休斯敦，离我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但我一直没来找过她，也没有和她联系。记着她母亲给我的她的电话号码的纸条一直放在我存放支票本和护照的那个小铁盒里。尽管我知道也许我终究得和她联系，却一直推迟着行动，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我拿起电话，拨那一串简短的号码，似乎疏远太久，重续友情的心也淡了，而某种隐约的、晦暗不明的忧虑又总是困扰着我，使我宁可举步不前。有时候，我和母亲打电话，她会提到又碰到了她母亲(这很正常，因为她家就住在我家楼下)，她母亲则又向她追问我是否去找过她女儿了。我想，她母亲也许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急切地希望从我这边听到点儿什么。
她比我大两岁，高两届，我们曾在同一所高中读书。我去北京读研究生时，她已经在那里的一家银行工作了。我们时常碰个面，一块儿吃饭，饭后去哪儿随便走走。她长得非常美，在我们家乡的小城，她是众人皆知的美人。即使到了北京这么一个浩瀚的城市，她也还是美得出挑。可我竟从未动过追求她的念头，尽管后来我想到也许我有机会这么做。她似乎坦然地把我当成弟弟看待，面对这样的坦然，我觉得求爱就像一种亵渎。而且，我认定她不会属于我这种人，一个瘦弱而又一无所有的人。我甚至觉得她不会属于任何我见过的男人，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走在她身边会显得顺眼。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也看见过比她长得更漂亮的女人，但我从未见过比她更动人的女人。当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她有了男友，而且男友就是她那家银行的行长时，我却又觉得这并不那么出乎意料，像她这样的女人，似乎最后难免会落到一个那样的男人手里——阅历丰富、有权势或有财富但也有家室的男人。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关系淡漠了。我从未见过她的男友。再后来，我听说她出国了。好像有一段时间，她的经济状况不怎么好，她母亲还曾经跟人抱怨她出国是走错了一步。但她和一个美国人结婚以后，她母亲就变得骄傲而且高调了，喜欢把“美国”挂在嘴边。于是，我们知道她在美国德州住在一个大庄园里，那位美国丈夫是一掷千金的大农场主，他们有自己的奶制品加工厂，他们还生了混血宝宝……流言总是十分精彩。我的女性亲属和邻居们提起她出国这件事，都会露出了如指掌的神情。“一开始就是被那个行长送出去的，”她们说，“怕她坏了他的事。”“刚开始还给她寄钱，后来什么都不给了，等于把她骗出去，甩了。”“也算她幸运，找到一个美国人愿意娶她。知根知底的中国人谁愿意娶她啊……”她们的同情里总是夹杂着鄙夷，鄙夷里又夹杂着嫉妒……这些年里，她曾回来过一趟，但我当时在北京，正忙着办到美国来的手续，没见到她。后来，我母亲和姐姐描述说，她嫌弃家里冷，带着那个混血小男孩儿住在酒店；她大冬天穿着裙子，还戴帽子，走在街上特别打眼，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可惜那个混血小孩儿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看，不像洋娃娃，像中国人更多些；他们不喝家里的自来水，只喝商店买来的纯净水……现在，当我在离她生活的现实很近的地方，这些流言，饭后的无聊谈资都显得遥远、荒唐。在小地方，人们总是这么谈论他们不了解而又感兴趣的东西，夸张、杜撰，夹杂着无知的无畏和各种复杂的情绪。无论如何，这里都不像是住着她母亲夸耀的一掷千金的大庄园主。这里住着一些农场主，从院子里停着的泥泞的拖拉机和皮卡看，他们是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有的富裕，有的贫穷。
终于有一辆车经过，我朝车里的人招手。车子在路对面缓缓停下来，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下车走过来。他戴着宽边牛仔帽，穿着橡胶雨靴，皱巴巴的衬衫扎在牛仔裤里，走路时歪着肩膀，就像从电影《断背山》里走出来的人物。我向他打听她的农场，告诉他农场的主人叫汉森。
“汉森的农场？”他叹气般地问，皱着眉头看我递给他的那张写着详细地址的纸条，“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印象。我也是前不久搬过来的，我以前住在阿拉巴马……这里的邻居还不熟悉。不过，从这个号码看，应该就在附近。”
“我也这么想。前一个号码和后一个号码我都看到了，唯独没有这个。”我说。
“真是古怪！但有可能你经过了农场的后门，所以看不到信箱牌。”他说，把帽子抓在手里。
“有可能。无论如何，谢谢你。”P1-3
从短篇小说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开始自觉地专注于微观化、内心化的叙事表达，尤其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内心意绪的精妙书写。的确，无论外在的现实如何千变万化，社会矛盾如何层出不穷，最终都会转化为人们内在的生存感受。着眼于人的内心世界或主观情感，通过特定情境或特定故事的演绎，从中凸现尘世间的各种浩波巨澜，这既是文学表达的一种策略，也是短篇小说所拥有的特质。
但是，在日常而琐碎的微观生活中，要将不同个体的内心意绪表达得异常鲜活且又耐人寻味，也并非易事。为此，作家不仅要拥有摆脱既定经验的束缚、扒开各种生活皱褶的能力，还要洞悉人际之间种种交流所包含的复杂信息。小说毕竟是一种立足于“关系”的叙事，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离不开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的碰撞，这是小说内在张力的要求使然。然而，说到“关系”，它又涉及到人际间极为繁富的交流规则(人与物的关系，在小说中通常也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这些规则总是隐藏着人类诸多的心理动机和复杂信息，折射出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特质。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戈夫曼就曾指出，人类社会就像一个舞台，当一个人具备了充当某个角色的条件时，他就会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尽力去扮演这个角色，并通过种种情境的设定，努力引导或控制别人，使别人对他形成某种特定角色的印象；为了在别人面前实现某些角色，有些人甚至还会采取一些特殊的心理策略。同样，对于他人来说，人们也会通过各种交往信息以及特定的交流方式，对其所属角色进行综合判断。
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既体现了人际交流的社会规则，也反映了人们交流的内在动机。用戈夫曼的话说，当某位女学生希望在寝室里提升自己的魅力指数时，她或许会利用不同的朋友频繁地给她的寝室打电话，从而在群体中形成自己被外界高度关注的角色形象。不过，对于作家而言，他要关注的重点，未必只是这个女学生的行为本身，而是这个女孩和同寝室其他人员的心理变化。只有这些心理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角色变化，才是小说的重点，因为它触及了不同个体内在的生存感受，甚至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张力。
由于受到文体的限制，短篇小说的写作在面对日常而琐碎的微观生活时，很难对人物关系的来胧去脉进行详实的叙述，作家们只能着眼于“关系”本身，并通过这种“关系”直击人物的内心感受，从而呈现那些微妙而又复杂的人性面貌或精神镜像。这也是如今的短篇小说越来越注重内心化叙事的主要缘由。在短篇叙事中，很多作家处理各种人物的“关系”时，最看重的，往往就是对彼此心理变化状态的捕捉，所以他们常常采用人物视角，从人物自我的内心感受出发，步步推衍人物的生存境遇、命运变化乃至人性真相。用戈夫曼的话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角色引导或控制，但它所要抵达的，终究是人的生存或人性之境。
张惠雯的短篇小说就是如此。她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某个人物的内心化视角展开叙事，且尤为专注对人物内心意绪的精临细摹。她的很多短篇小说，都贯穿着某些忧伤的情绪，时而无助，时而无奈，时而孤寂，时而苍凉，但它们皆因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起，最终又常常化为作者对命运的诘问。在《梦中的夏天》中，张惠雯以“我”为视角，叙述了少年时代的邻家姐姐辗转到美国之后，却沦为破落农场里贫穷主妇的故事。而这只是小说的外壳。小说的核心在于“我”拜访这位邻家姐姐时彼此的内心感受，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自尊的边缘行走，一举一动之间，无不展示了欲望时代里的命运错位。作为“我”心中曾经的女神，如今的邻家姐姐无疑是孤苦的，窘迫的，无助的，这种人物关系的颠覆性变化，给彼此的内心都带来了难以言说的感伤。然而，面对偶像的坍塌，“我”又分明感受到欲望现实的吊诡，以及命运的无常。
迟子建的《最短的白曰》同样着眼于一位肛肠科医生的内心感受，呈现了物质生活背后的虚空与心灵无依的苍凉。小说虽然只是叙述了主人公在外诊途中的一段乘车经历，但是，随着人物心绪的流动，我们渐渐地看到他那无奈的生存处境：母亲怨怒，儿子吸毒，妻子迷恋物质，情人忙于生意，自己的“外快”虽然捞了不少，但生活还是处处都不那么“走心”。在返程的车厢里，他无意中与一位青年技工进行了交流，并从中看到了这位年轻人“走心”的一面。无奈的是，那是别人的生活。在冬至这天，在一年里最短的白日，对他来说，所有的亲人都已将他遗忘，只有外诊医院的紧急电话催促他重返旅途。
苏童的《玛多娜生意》是一篇看似热闹的小说。它以一个旁观者“我”作为叙事视角，叙述了有关庞德复杂而又混乱的日常生活。在“我”的眼中，庞德无疑是个最善于定义并掌控交流情境的人；然而，简多娜显然比他更有能力引导交流情境。所以，在巨星玛多娜的光环之下，面对简多娜和桃子，庞德一次次被剥夺了掌控交流情境的权力。如果用戈夫曼的话说，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他们都渴望扮演巨大的成功者角色，引导并控制着周围人群的交流。有趣的是，现实秩序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的，穿梭于控制和逃离之间的庞德，最终还是在浮华的梦想和喧嚣的时代里不断走向迷失，只有“我”见证了这一切。
南飞雁的《皮婚》主要以穆成泽的内心感受展开叙事。它精妙地呈现了人们对现实婚姻乃至机关生活的疲惫之态。无论是穆成泽，还是付晓冉、王雅琳，他们似乎都是被各种秩序牢牢掌控的人；为了反抗这种被掌控的情境，每个人都或明或暗地辗转在几个不同角色之间，穿梭于无序与无奈之中，为利益，也为情感。然而，在经历了各种无序的挣扎，我们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或碰撞，既谈不上有多少浪漫和激情，也说不上有多少功利和欲望，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只是对疲惫生活的小小反抗。
范小青的《你的位置在哪里》和朱辉的《然后果然》都是借助错位的情境，揭示人物角色定位遭受破产之后的尴尬和困顿。《你的位置在哪里》通过某单位职员顶替领导参会的故事，演绎了不同单位内部大同小异的机关生活。在上级要求之下，每次会议都需要有人顶替领导，以至于替会者最终被当成了领导。戈夫曼认为，对于众多表演者而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信息的控制，决不能让观众获得任何有关正在被定义的情境的破坏性信息，即剧班必须保守秘密。每一个剧班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秘密，可以分为“隐秘”秘密、“战略”秘密、“内部”秘密。而事实上，这种秘密在剧班内部可以被轻松掌控，但是，在更大的现实情境中，错位也就在所难免。所以，当替会者滑出了本单位(即“剧班”)之后，就会不断被定义为真实的领导，他的角色因此发生了严重分裂，其生存处境也会变得十分尴尬。
朱辉的《然后果然》从一次错位出发，展示了生活中一连串的错位。在……桂花的心理。白衣男子作为少女内心的幻像，身份不明，角色不清，但他在夜晚的河边不断出现，一次次击打着周桂花的心魂，使她在革命化的伦理语境中，终于体会到纯真而浪漫的情感。雷默的《祖先与小丑》围绕着死亡与出生，以“我”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变化。在那里，父亲的死亡是短暂的，却又是漫长的，它构成了母亲、“我”和妻子的长久思念。当这种思念转化为儿子的出生，似乎完成了生命的延续，也实现了生命的轮回。
胡迁的《大象席地而坐》是一篇别样的小说。作品通篇都是讲述“我”的无所事事和随心所欲。他总是以另类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存在，却又不断被各种无意义的虚空所袭击；他因一头席地而坐的大象牵肠挂肚，仿佛看到了彼此的卓而不群；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摧残和毁灭，以致于他最终发现了大象的断腿？在这篇小说中，席地而坐的大象，准确地指陈了“我”内心深处的残缺或疼痛。
晓苏《父亲的相好》和张翎的《都市猫语》均洋溢着某种人性的温情。这种温情，不是基于外在的怜悯或同情，而是源于人物内心深处的理解和抚慰。其中，《父亲的相好》以一个晚辈的视角，叙述了父亲的婚外之情。从年轻时的轰轰烈烈，到后来的彼此牵挂，在“我”的视角中，父亲与李采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了欲望，也超越了功利，仿佛有着亲情般勾连。作者的用力之处在于，他呈现了一位甘于隐忍、内心宽广的父亲，也展示了一位坦荡而善良的女性。张翎的《都市猫语》虽然叙述了一对打工男女的艰辛生活，但在两只流浪猫的彼此纠缠之间，两个人的内心也由潜在的抵触，开始变得逐渐柔软，直到最后，茂盛坦然地接纳了小芬。这篇小说的魅力在于，他们的交流很少很少，却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读懂对方，这或许就是苦难所赋予他们的生命质色，并使他们理解到：抚慰比伤害更能维护人的尊严。
次仁罗布的《强盗酒馆》也是一篇充满了温馨气息的小说。一座草原上的小酒馆，收纳了无数散漫的灵魂，也呈现了草原人的胸怀和信仰。随着一尊佛像的丢失，酒馆似乎出现了短暂的失衡，但最终仍然回归快乐的轨道。小说的视角虽然局限于“我”的所见所感，但“我”的眼光中所呈现的各种生命情态，仍洋溢着藏民们特有的生活情趣。龙仁青的《唐僧肉》是一篇充满童趣而又不乏感伤意绪的小说。它以童年的视角，叙述了姥姥夹杂在城市与草原、藏语与汉语之间的晚年生活，呈现了姥姥面对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之间不断错位的尴尬，当然也展示了姥姥对生命的豁达与超然。所有这些，都因为童年视角的天真和纯朴，被轻轻地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薄纱。
王方晨的《花事了》继续营构着老实街的往事，仿佛奈保尔笔下的《米格尔大街》。所不同的是，王方晨更加迷恋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人情，沉醉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扯扯拽拽，不像奈保尔热衷于对小镇人物的传奇化表达。在《花事了》中，老实街已在城市改造中不复存在了，但在叙述者挽歌式的表达中，老实街的邻里生活依然活色生香。小说围绕编竹匠女儿的婚事，将老花头、老常、张小三等人的各自心事纳入市井之中，借助旁观者的观察和推测，叙述得有声有色。老花头为编竹匠女儿做媒失败了，编竹匠女儿作为老实街的中心人物也开始褪色，充满了烟火气的老实街，终于在高杰的运作之下成为记忆，只是这份记忆，依然让那些曾经生活于此的人们永远都无法真正地离开它。
高君的《小拜年》以“我”的视角，叙述了世俗伦理中纷繁复杂的亲情关系。它聚合了情感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展示了作为伦理中的人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角色。它是一种前台的叙事，却由亲情牢牢地控制着后台，与单纯的角色表演和情境引导并不一样。这或许就是中国式的日常生活，由家族伦理层层包裹起来的生存境况，使我们每个人在角色掌控上都需要东奔西突。武歆的《长命锁》叙述了一个底层青年的畸形情感生活。对于自我角色的引导和情境的控制，小利显然缺乏这种能力，所以他只能将生活搞得千疮百孔。田瑛的《尽头》是一个有关寻找的故事，支撑这个寻找过程的，其实是“他”的一种执念。尽管寻找的结果彻底颠覆了寻找的意义，但这份血缘亲情依然成为盘桓在人物心里的坚石。
置身于特定的社会伦理之中，其实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角色意识，即使是最庸常的人，也不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言行，也都受制于自我角色的影响，并在这种角色的支配下，与世界保持着特定的“关系”。小说家不仅要对这种“关系”保持着特殊的敏感性，还要对这种“关系”的千变万化所催生的人物精神面貌有着微妙而精妙的捕捉。作为短篇小说，无论它是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还是呈现某个片断，甚至是一个故事的横截面，都是为了展示某种“关系”变化的内在效度——凸现那些繁复的人性或精神质地。正因如此，如今的短篇小说常常以某个人物作为叙述视角，并借助内心化的叙事来探究那些广袤而丰饶的人性，抑或错位的生存与命运。
2017年10月于杭州
《2017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主编洪治纲经过近一年来的追踪、翻阅、遴选和甄别，从数以万计作品中挑选出部作品。从短篇小说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开始自觉地专注于微观化、内心化的叙事表达，尤其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内心意绪的精妙书写。的确，无论外在的现实如何千变万化，社会矛盾如何层出不穷，最终都会转化为人们内在的生存感受。着眼于人的内心世界或主观情感，通过特定情境或特定故事的演绎，从中凸现尘世间的各种浩波巨澜，这既是文学表达的一种策略，也是短篇小说所拥有的特质。
“2017花城年选”由何建明、向继东、谢有顺、洪治纲、杨晓敏、卢翎、陈世旭、王幅明、陈惠琼、朱航满、周所同、吕达等诸多名家编选，为您的海量阅读择优助力。丛书囊括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等10种年度精选图书。
洪治纲编选的这本《2017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是短篇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