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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出生在周五晚上七点之前。一切完美。小巧结实，完完整整，体重五磅多一点。她闻起来有一股切好的苹果片和椒盐脆饼的味道，就像是她刚从那个咸咸的世界降临到这里，天真无邪。
但助产士很担心。“就孕龄来说，她偏小了。”她说道，“怀孕期间有什么麻烦或者问题吗？”
我想问，心碎算不算。和一只善良的狗狗而非她的父亲同床共枕，这会有影响吗？
“另外，”助产士继续说道，“她看上去有点黄疸症状。”
“那是遗传了希腊血统的缘故。”我妈妈插嘴道，“我们都黄。”
助产士终于把她递了过来，那个软乎乎、皱巴巴的小东西。沾着血迹，脏兮兮的。她并不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娃娃一样温和地微笑着，而是一个真的宝宝，我的宝宝。
我闻着她身上的味道，一条直接而明快的突触路径直通大脑深处，每个神经元都在向邻居们窃窃私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她，是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硬编码。动物通过味道辨别自己的后代。但对于我来说，这就像魔法一样。我想，闻她的味道引发的欢欣感如同第一次吸食可卡因所带来的纯粹的愉悦。子宫外的生命开始几个小时后，她开始闻起来不那么像苹果了，更像是一种元素，比如锡或者铁。更加实际的东西，像是园艺工具或者旧硬币，从黑漆漆的土壤中一跃而起，落在我的掌心。
经过了对这个孩子几个月来的期待，躲过了急于想透露她性别的超声医师宽泛的提示，在不幸的荆棘中独自入睡，祈祷着跳过孕期，直接进入母亲的角色——终于，她来了。像个小足球一样的小人儿，裹在我的臂弯中，自己呼吸着，发出微弱的声音。她在忙着活呢。在她柔软的头发边缘，在她软软的头骨下，我发现了一个淡粉色的草莓状胎记。
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中，我清醒地躺着，呼吸着她的气息，为我旁边蜷缩着一个小人儿的身体而震惊不已。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从哪来的。生物学的意义上，我明白。我懂基因组、微光、理查德·巴克纳的音乐、DNA卷曲的螺旋。但那些都无法解释她的存在。她的出生再平常不过（每分钟有二百四十五个婴儿出生），但同时又是令人惊掉下巴的奇迹，足以令一切物质利益黯然失色。一无所有。然后，哇，她出现了。
我没有睡觉。我无法入睡。我不想错过任何瞬间。要是她叹气了怎么办？或者噘起她的嘴，或者张开手指，或者举起胳膊？
一直到快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还醒着。这时，一位面容和善的护士走了进来。看到我醒着，做着典型的新父母行为——闻着宝宝的味道，他似乎毫不惊讶。他颇为随意地对我说，他们想带她去护士站做几个检查。凌晨三点做检查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很显然，我的孩子非常健康，做几个检查能有什么坏处呢？
我所知道的只有健康的宝宝。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会对着一列安静而微微散发着香草味道的玩具娃娃咯咯笑上好几个小时。它们有着腼腆的笑容和精心塑造的塑料头发。我把它们抱在怀里，轻轻拍抚，在它们小小的塑料耳朵边上低声哼唱。它们没有哪个发过烧，或者出过荨麻疹。就连婴儿时代的耶稣（自古至今最著名的宝宝）也是个健康的小人儿。圣婴温柔又宁静。
护士向我保证，立刻把她送回来。没有了她，我感到茫然无措。我操纵着病床，把它抬起来又放下，心神不宁，等待着我的那颗定心丸。一个小时以后，护士空着手回来了。“我的孩子呢？”我问，声音就连我自己听来也是异常惊慌。
他给了我一个若有所思的眼神，半是同情，半是安慰，然后说：“我们还得再多做几项检查。”走到门口，他又说：“过几分钟医生会来跟你谈谈。”我还对医院一无所知。一位医生天亮之前就会出现在我的床边，我当时懂得太少，还不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我想象的未来孩子可能面临的威胁都是外在的。穿着灰色运动衫在操场边游荡的陌生人，在锋利的岩石上磨损腐烂的秋千绳，无处不在的汽车，冷血无情、目光严酷的杀手。这些是我能想象的可能性。疾病从来不在我的焦虑范围内，弯曲的脊柱，凹陷的双颊。就算它曾经进入过这个范围，我可能也一无所知。严重的疾病，危及生命的疾病，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不存在这种可能。我可能会说：“如果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它怎么可能发生呢？”（P6-9）
哈芬真实地记录了我们为抵达幸福而必经的崎岖山路。
——《出版人周刊》
《幸福》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它是关于生命和爱的，提醒人们去抓住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书单》
哈芬重温了她真实的治愈之旅，在这个过程中，被挽救的不只是她的孩子，还有她的婚姻。
——奥普拉·温弗瑞
《幸福》完美地呈现了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子关系和伴侣关系。
——苏珊·奇弗 （美国畅销书作家）
在阅读格雷西骨髓移植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地心碎，很久没有在读一本书时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了。
——亚马逊读者评论
我喜欢哈芬为消解某些时刻的悲伤而注入的幽默。
——Goodreads读者评论
描述真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在这些书页所记述的旅途中做了很多记录：起先是给未出世的孩子所写的信，然后是博客。我尽量不归因于语言，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除非我逐字逐句地记录下他们的话语。在一些地方，我选择使用化名或修改了典型特征细节。但我并没有把他们混为一谈。当我写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他是谁，不管我有没有用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我们在达勒姆照顾过的每一个孩子的名字，也知道每一个死去的孩子的名字，我记得你们。
最后一个想法和希望：格蕾西的移植完成以后，布莱恩的姐姐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需要干细胞移植才能活下去。不幸的是，布莱恩不能像加布里埃尔对格蕾西那样给梅琳达配型，但洛杉矶附近一位好心的小伙子则为她提供了配型。这位年轻人拯救了梅琳达的生命：我们也可以为别人做到这一点。我敦促这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去注册成为骨髓干细胞捐献者。注册的方式简单无痛，只是在嘴上轻轻一擦，就有可能在不损害自己健康的前提下延续别人的生命。
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苏西因为我对往事记得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充分而埋怨了我好多年，我们去过的派对、吻过的男人、八卦过的女生、去东南亚的旅行。我记得我们在东南亚待了十个月，在苏门答腊和巴厘岛的一条小船上，苏西的卷发间落了一只拳头大小的蟑螂。我记得自己当时吓得说不出话，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喊“大虫子，苏西，大虫子”。我记得，我们去了派对，在那里和男人接吻，八卦其他女生（我们还没那么有远见和老练，去亲吻女生和八卦男人）。但大多数细节都模糊不清，或者干脆烟消云散了。
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酒鬼，恰恰相反，我很少喝酒。也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忆，其实我非常想记得。只是因为我的大脑全被局限在当下。我是个即兴演员，接受的训练就是关注此时此地。就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和一群朋友在新墨西哥度年假。其中两个人正在门廊一个昏黄的灯泡下写东西，他们中间放着一只绿色的花瓶，插了四支菊花。其中一个朋友用的是闪闪发亮的金色钢笔。她是欧洲人，很有钱，用的一切都闪闪发亮，还总喜欢把它们送给你。另外一个朋友用的是一截铅笔头，上面有着咬痕，黄漆几乎都掉光了。这位朋友是美国人，聪明过人，身无分文。伴随着他们的笔落在纸上的声音，蟋蟀也加入进来，合奏出一曲节奏多样的晚祷。要是你让我下周再描述一下这个时刻，我可能会记得蟋蟀。其他部分——金笔、铅笔头，甚至是因为好朋友齐聚身旁静静陪伴而弥漫四周的满足——都会消迩无踪。
我的记忆会捕捉那些闪光、漂亮又毫不费力的东西，而让其他部分飘散而去，关注细枝末节。比如，我记得遇见苏西的那天晚上。我和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开着车，沿着狭窄蜿蜒道路驶向北加州一座山顶的校园。苏西行走在中间的车道上，身材苗条，顶着一团波涛汹涌的卷发。我们停在她身边，提出载她一程。这个我已经久闻大名的女生突然活生生地坐在我的汽车后座。我转过头打招呼，她的脸庞不时被路灯照亮：唰，高颧骨，唰，红扑扑的爱尔兰肤色，唰，友善的双眼。又大又友善的眼睛。
我不记得我们在1991年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却清楚地记得，1987年一个秋夜里苏西的样子。
记忆顽固不化，善于修正，变幻无常。我将要告诉你的都是经过扭曲、充满偏见和欲望的回忆，正如任何历史一样，全是我的一家之言。时间以回溯的形式塑造事物，常常把它们修改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我试着记住一切重要的事情，即便是那些我不想记得的事。我反复阅读一直以来所做的记录，但即便是这些记录，也是观点更多于事实。最重要的是，我试着找到一种方法，来讲述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属于我的故事。
希瑟·哈芬著的《幸福》讲述了当他们在纽约相遇时，希瑟是从北加州而来、怀抱着嬉皮梦的自由表演者，而布莱恩是一名严谨的老师和作家。两人很快被彼此极端的个性与才华吸引，坠入爱河。然而生活总是与想象千差万别，他们无时不被迥异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困扰，最终走到分岔路口。喜欢孩子的希瑟欣喜地宣布她怀孕的消息，而布莱恩却没有做好成为父亲的准备，两人终于决定分开。希瑟回到家乡，孤独地等待孩子的出生。谁知女儿格蕾西一出生便患有罕见的致命血液病。
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总要在面临抉择与挣扎时才能发现模糊的答案。
希瑟和布莱恩谨慎地再次牵起彼此的手，希望共同面对命运给出的难题。种种艰难席卷而来，医生宣告格蕾西的唯一希望，将是来自手足的骨髓移植……
《幸福》来自希瑟·哈芬的真实经历，情感真实饱满，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生子的心路历程。希瑟·哈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有杰出的才华，文笔精彩动人。
希瑟·哈芬说：“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不论是健康、财富、或看似不会间断的幸福。”这是一个关于爱情、亲情和勇气的故事，两个曾经相爱，却被相处而撕裂情感的人，却因为出世女儿的罕见血液疾病，再度用爱将手紧紧牵在一起。
《幸福》记录了希瑟一家与罕见血液病抗争的过程，其中饱含着对生命、家庭有深沉的思索，唤起人们对生活的体悟和对生命的热爱。
希瑟·哈芬用她的经历告诉人们，无论遇见怎样的挫折，历经多少艰辛，哪怕失去了一切，家庭都将会是我们最后的港湾，带给我们爱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