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是德国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哈贝马斯生于同一时代，但他既不保守，也不让人难以揣测。恩岑斯贝格尔是目前德国健在的最重要的诗人，是你从来没读过的最重要的战后作家。

在《动荡(亲历20世纪60年代运动)》中，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回顾了1967年至1970年，一千天的柏林革命期间发生的故事。这是一段在疯狂的时代，不幸而狂热的爱情故事。1966年，他与俄罗斯姑娘玛利亚·亚力克桑德罗娜·马卡洛娃在巴库认识了。他觉得她非常有魅力。她当时想离开苏联。玛莎和他1967年结婚。他们离开柏林去了美国，后来又回到巴库和欧洲。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著的《动荡(亲历20世纪60年代运动)》讲述：偶然在地下室发现的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的日记，促使八十五岁高龄的恩岑斯贝格尔重新串联起他生平所经历的东西方重大历史事件。他在20世纪60年代两次深入探访苏联、古巴、柬埔寨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记录下与赫鲁晓夫、卡斯特罗、西哈努克、杜布切克、聂鲁达等众多政治领袖和文学名人接触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

足球战争、布拉格之春、德意志之秋、越南战争、尼克松访华……前所未有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冲击，高涨的学生思潮、工人罢工、妇女运动，甚嚣尘上的反战呐喊、个性解放、反主流文化……作为一个“舒适的左派”，恩岑斯贝格尔用自己十年来东西方游历的经历，为我们展现出了彻底震撼世界的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

推荐序 “动荡”的时间简史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

二○一五年 前提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年 回忆动荡

一九七○年 此后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尽管地址不完全正确，那封信还是被投进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 挪威。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文字中没有的字母使用起来总是有困难。我无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为那是一个缩写：Comes。信上写着：“亲爱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给我写信的人叫吉安卡洛·维戈雷利，署名是罗马《欧洲文学》的杂志出版人和主编。这时我才想起，我与他是一年多前结识的。在意大利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并不少。他的抱负、智慧，以及与各党派间的良好关系帮助他赚到了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十分清楚。他用这些钱成立了一个协会，取名为“欧洲作家协会”。不怀好意的人将他与黑帮老大或马戏团团长作比，但这并不十分合情合理，因为他的举措是很有功绩的。在冷战期间，周围并没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积极和愉快地跨越敌对双方的障碍，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鸿沟。为此，他曾经组织过一些“西方”和“东方”作家的交流会。

现在我的手中拿着他给我的邀请信，这是一场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见面会。我并不清楚我怎么会在维戈雷利的邀请名单上。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感觉是，作家们来自许多国家，他们中还有好几位名人。维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列宁格勒这个并不在附近，而是在很远的东方的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禁区的话。原因之一是曾经有一支德国军队在20年前包围、占领了这个地区，并造成极大的饥荒；原因之二是雅尔塔会议给这座城市拉上了一层幕布，且不能被轻易地揭开。柏林墙两侧的情绪是敌对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层对两大阵营对峙升级而恐惧的毒药。

德国，当时是两个被保护的国家，一边是温吞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一边是“地区”。我对这个地区并不抱什么幻想，给我打预防针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早期读过的文献：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还有就是在弗莱堡耶稣会成员的帮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维特，他像食人者吃婴儿那样仔细研究了两册《辩证唯物主义》。在冷战期间，是他的“活体解剖”出来的东西给了我启发，但我缺少的是书中也没有完成的“验尸”。我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边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不是在卫星国，而是在俄罗斯，那个很长时间以来只被称作CCCP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于是就有了八月的某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乘坐苏联的飞机并降落在列宁格勒。让-保罗·萨特、西蒙·波伏娃、娜塔丽·萨洛特、安格斯·威尔逊、威廉·戈尔丁、朱塞培·翁加雷蒂和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已经到达。东方的客人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伊利亚·爱伦堡、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波兰的耶日·波特曼和匈牙利的提波尔·戴瑞。东德当时也有人参加，汉斯·科赫，据说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的秘书。英格博格·巴赫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乌韦·约翰逊坚决不愿与东德和俄罗斯的官员在一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有那么几个联邦德国的人参加会议，因为外部世界对我们在政治上的隔离正在逐渐消失。但是请哪位德国人呢？马克斯·弗里施或许是合适的人选，但他是瑞士人。不是还有已经出名了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吗？四七社的奇迹已经在莫斯科传开。官方讨论会的论题：“当代小说的问题”并不使人感到为难。但为什么是我，这个从未写过一本小说的人呢？我想，对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们估计不会碰到在纳粹时期的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左派”，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那里的风俗习气。因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苏联作协，所以我们被视为代表团成员，也就可以算作是国家贵宾。我们被安排在这座城市最高级的酒店：欧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铺着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气烧得过于热的浴室中，托着庞大的浴缸的是狮爪形状的铸铁底足。甚至还有摆放着棕榈树的玻璃温室。房间内陈旧的华丽装潢，吊灯和沉重的书桌，已经不再是给像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或是后来的高尔基，或马雅可夫斯基等这样的人使用，而是迎来了一批新阶层的客人。

有一个小报亭出售各种语言的报纸，但我只能读懂《新德国报》《团结报》和《人道报》。而其他报纸，我连它们的名字都无法识别。那是蒙古语、亚美尼亚语和塔吉克斯坦语吗？我还是信赖《真理报》吧，因为，尽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还是能读懂头条新闻，而且也能猜到会有什么报道：产量的喜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坏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图的愿望根本没有人能理解。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地图感兴趣。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使得他们感到惊讶了。只有间谍才会寻找这类国家机密。

为了由领队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我组成的这个“代表团”，他们委派了两位陪同，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件幸运的事。尽管这样的向导主要工作是翻译，为外国人提供帮助，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保护客人，甚至还要保护国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上头当然期待着他们关于这些外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报告。列夫·金兹堡是一位沉着冷静、学识渊博的德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只是临时接受了这项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波加特叶夫，似乎也不热衷于执行公务。意识形态词汇被他像讨厌的苍蝇一样赶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对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鄙视，而我却在想，是否他们给我们安插了奸细。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下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揣测是错误的。

P1-8

“动荡”的时间简史

向以鲜

1956年5月13日：玛莎父亲法捷耶夫自杀

读完姚月所翻译的汉斯这部年代回忆录或局部自传《动荡》，我的心真的动荡起来。

从哪儿说起呢，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他在诗作《严重的时刻》(陈敬容译)中写道：“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此刻即这一刻，亦即任意一刻：谁在世上某处死！

那就从“此刻”说起。

就从《动荡》女主角玛莎(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马卡洛娃)的父亲法捷耶夫说起。

由于特殊的地缘及政治原因，中国人对于苏俄文学的了解，尤其是近现代的苏俄文学，有时远胜于对本国文学的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大多能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大批苏俄的作家和诗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马稚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富尔曼诺夫、绥拉菲莫维奇等，随口就可以举出一大串。在这些辉煌名字中，小说家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可能不是最明亮的，但却是最沉重的。人们对法捷耶夫的《毁灭》(原名《十九人》)和《青年近卫军》耳熟能详，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表面上看来，法捷耶夫的写作相当顺利，他是斯大林时期的风云人物，从20世纪30代开始，一直处于苏联文坛的核心地位，担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领袖，同时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就是这样一位拥有显赫地位和名声的作家，却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决然走向毁灭——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饮弹自尽。这样的惨烈结局，似乎应了鲁迅那句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法捷耶夫的死，死于良知、压抑、觉醒和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他的光芒和黯淡都来自斯大林们(包括赫鲁晓夫)所代表的苏联政治生态。法捷耶夫虽然身居要津，却常常处于服从与背叛的剧烈内心冲突之中：他热爱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却又不得不接受苏共中央的决定，一方面批判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这种心灵的煎熬所带给作家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法捷耶夫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怕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斯大林，又怕又爱。  法捷耶夫自杀之前曾留下遗书，但这封遗书并没有在他辞世之时公之于世。直到34年后，也就是1990年，法捷耶夫的遗书才为世人所周知。从中，我们知道了当年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极力否认遗书的存在。法捷耶夫在信中呜咽地控诉：“我终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自负而又无知的党的领导人扼杀，现已无法挽救。那些靠伟大列宁学说起家的暴发户们使我彻底丧失信心。即使他们以列宁学说发誓，也使我难以信任，因为他们可能比暴君斯大林干出更坏的事来。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任何意义。在生活中我遇到的是卑鄙、谎言、欺骗与诽谤，因此我犹如从邪恶中渴望得到解脱那样乐于结束人生。”在遗书中，法捷耶夫请求人们把他埋葬在母亲的墓旁。但是，作家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把他裸露着可怕枪洞的尸骨，埋在了新圣女修道院陵园。

……

在一个世界性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汉斯所经历的一切，如同一个时代的标本或切片，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所折射出的一切，对今天，对未来，都具有相当大的参照价值。一个世纪老人，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真实，这种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在这段动荡的时间简史中，我们不仅能触摸到世界变革的脉搏，也能听见汉斯热烈的心跳。

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汉斯是少有的，曾经深入接触和了解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古巴)的人，并以此对著名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一些言论提出过质疑。显然，汉斯有着自己独立的观察和认知。汉斯不仅是一个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社会学者。他身上流淌着古老而又新鲜的、集诗意与哲学于一体的日耳曼血液。

201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辞世。离汉斯第一次在古巴见到卡斯特罗，已整整逝去了48个春秋。

一切事物，只要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就先天被赋予了“动荡”的生命。正如汉斯所说：“你想要得到的回忆，只能采用一种形式：拼凑记忆。只是，我应该怎样将主观和客观的动荡区分开呢？”

——2016年冬天于成都石不语斋

恩岑斯贝格尔与格拉斯、瓦尔泽齐名，是德国战后文学”圣三位一体”之一。

——菲利普·奥特曼，《卫报》

恩岑斯贝格尔是德国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哈贝马斯生于同一时代，但他既不保守，也不让人难以揣测。恩岑斯贝格尔是目前德国健在的最重要的诗人，是你从来没读过的最重要的战后作家。

——大卫·布莱克本，《伦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