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干货
——2002年诗歌一瞥
看着你的照片，我哭了：
我与我的老年在镜中重逢
莫非你某个眼神的暗示
白发像一场火灾在我头上蔓延
——寒烟： 《遗产——给茨维塔耶娃》
一个现今的诗歌读者最明智的选择是闭嘴，只读而不说，那不但是愉悦的，简直还充满快感。因为在霸道或者粗蛮的喧嚣里面，做旁观是最有意思的。而如果你一旦想说出，那必定是尴尬的：你要引据和评论的，可能正是你内心中最不愿认同的，你必须要予以批评指摘的，可能又是最快意的东西——我们的时代已经把诗歌的行文和对这行文的理解语境彻底分裂了。你说它是好的，可能会被它戏弄，你说它是坏的，可能更会被它戏弄。你倾向“知识分子”趣味，你会被说成“买办”，你选择“民间”趣味，又会被说成与市场和庸众“合谋”。你赞成精神的“上半身”，会说你假惺惺，你称赏肉体的“下半身”，又会说你堕落，你两边的都喜欢，又落个“没立场”……但这还无所谓，更尴尬的，是你很难把自己的评价与态度一以贯之下去，因为“形势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去年的编选经历还犹在眼前，但去年的观点今年就变成了旧皇历。这就像海子的诗里说的，“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风的前面还是风。”只能忙不迭地往前赶。不过有一点是令人乐观的，因为据说现今社会流行的最新人类是叫作“布波”的一族，“布波”是“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的结合体。这让我感到得意，因为我曾引用了一位青年诗人的一句“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作为去年选本序言的题目，这话如今怕是要“应验”了，因为小布尔乔亚虽然有和现代诗歌背道而驰的一面，但至少与传统诗歌也有“近亲”或同源的关系；而波希米亚则纯然是诗人的异体同构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他们差不多是真正“现代”的诗人的代名词了。当诗歌与流行文化之间不再是纯然的敌人，而充满了某种敏感的共振性关系的时候，你还能阻挡它与时俱进的脚步吗？
这当然带有玩笑的性质——所谓“布波”的说法有可能已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产物。所以我在那序言题目中还是给它加了“问号”。我承认这是不无“滑头”或暧昧的态度，但事实上也的确表达了我内心的犹豫和矛盾：我欢呼诗歌在现今出现的繁兴，但又对这狂欢般的热闹深怀纳罕；我赞赏写作者因为生活的压抑，而对诗歌中艺术民主的近乎幼稚的狂热追求，我赞美这样的勇气和激情，因为我痛恨在艺术的范围里、在诗歌的领域里也滋生着无聊和莫名其妙的优越权；我赞美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而对“职业化的知识分子”的专业优越感深恶痛绝，尤其是这种“专业的优势”实际上还是借助过去腐朽的学术文化或艺术体制而获得的，是不公正的“霸权”；我赞美“民间”的自由艺术精神，文学的主体和创造权利，永远是任何权威所无法垄断的，在我们的时代，民间精神首先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尤其是一个诗人，他的任何有可能对艺术的民主化产生推动作用的行为——哪怕是表现了“无法回避的粗鄙”时——都应该受到尊重，但如果把“民间”就等同于粗鄙，再把粗鄙转换为一种特权，一旦“民间”了，粗鄙也成了一种当然的优越和“前卫”的品质，那无疑也是无聊和可耻的。
所以我怀着这样矛盾和恍惚的心情，在兴奋和疑惑的交错之间完成了这个选本，并记下了如下的这些片段的感想。P28-30
张清华的写作，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语言、心智、美学品格的个人成长和历史成长，深刻而热烈地扩展了中国当代诗学的影响力和存在感。我本人常常从他的思考和写作借眼力和感受力，反观自我和世界。
——欧阳江河
这是富于洞察力的、敏感率性而又内敛节制的文字。宏远开阔又精细入微的解析与清越温润的语言相得益彰，充满内在的张力。张清华的批评使我们同时意识到诗歌自身的高贵和脆弱，必持以珍爱养护之心才能出入其间，并与其倾向沉默的本性相匹配。
——唐晓渡
星星与诗歌的荣光（总序）
梁平
《星星》作为新中国第一本诗刊，1957年1月1日创刊以来，时年即将进入一个花甲。在近60年的岁月里，《星星》见证了新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当代中国诗人的成长，以璀璨的光芒照耀了汉语诗歌崎岖而漫长的征程。
历史不会重演，但也不该忘记。就在创刊号出来之后，一首爱情诗《吻》招来非议，报纸上将这首诗定论为曾经在国统区流行的“桃花美人窝”的下流货色。过了几天，批判升级，矛头直指《星星》上刊发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草木篇》受到大批判的浪潮从四川涌向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覆没，4个编辑——白航、石天河、白峡、流沙河全被划为右派，并且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等地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1960年11月，《星星》被迫停刊。
1979年9月，当初蒙冤受难的《星星》诗刊和4名编辑全部改正。同年10月，《星星》复刊。臧克家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重现星光》一诗表达他的祝贺与祝福。在复刊词中，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记住了这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朴素的表达里，依然深深地彰显着《星星》人在历经磨难后始终坚守的那一份诗歌的初心与情怀，那是一种永恒的温暖。
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那是汉语新诗最为辉煌的时期。《星星》诗刊是这段诗歌辉煌史的推动者、缔造者和见证者。1986年12月，在成都举办为期7天的“星星诗歌节”，评选出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当选。狂热的观众把会场的门窗都挤破了，许多未能挤进会场的观众，仍然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倾听。观众簇拥着，推搡着，向诗人们“围追堵截”，索取签名。有一次舒婷就被围堵得离不开会场，最后由警察开道，才得以顺利突围。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优秀诗人们所受到的热捧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当红明星。据当年的亲历者叶延滨介绍，在那次诗歌节上叶文福最受欢迎，文工团出身的他一出场就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化动作，甩掉大衣，举起话筒，以极富煽动性的话语进行演讲和朗诵，赢得阵阵欢呼。热情的观众在后来把他堵住了，弄得他一身的眼泪、口红和鼻涕……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诗歌岁月，《星星》也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而增添别样的荣光。
成都市布后街2号、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这两个地址已经默记在中国诗人的心底。直到现在，依然有无数怀揣诗歌梦想的年轻人来到《星星》诗刊编辑部，朝圣他们心中的精神殿堂。很多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上午时光，都会被来访的读者和作者所占据。曾担任《星星》副主编的陈犀先生在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星星》诗刊编辑曾参明，尚未年老，就被尊称为“曾婆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她热忱地接待访客，慷慨地帮助作者，细致地为读者回信，详细地归纳所有来稿者的档案，以一位编辑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仿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温暖着每一个《星星》的读者和作者。
进入21世纪以后，《星星》诗刊与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一道被提名为成都的文化标志。2002年8月，《星星》推出下半月刊，着力于推介青年诗人和网络诗歌。2007年1月，《星星》下半月刊改为诗歌理论刊，成为全国首家诗歌理论期刊。2013年，《星星》又推出了下旬刊散文诗刊。由此，《星星》诗刊集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于一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种类最齐全、类型最丰富的诗歌舰队。2003年、2005年，《星星》诗刊蝉联第二届、第三届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颁发的国家期刊奖。陕西一位读者在给《星星》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直到现在，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一提起《星星》，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
2007年始，《星星》诗刊开设了年度诗歌奖，这是令中国诗坛瞩目、中国诗人期待的一个奖项。2007年，获奖诗人：叶文福、卢卫平、郁颜。2008年，获奖诗人：韩作荣、林雪、茱萸。2009年，获奖诗人：路也、人邻、易翔。2010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大解、张清华、聂权。2011年，获奖诗人、诗评家：阳飏、罗振亚、谢小青。2012年，获奖诗人、诗评家：朵渔、霍俊明、余幼幼。2013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华万里、陈超、徐钺。2014年，获奖诗人、诗评家：王小妮、张德明、戴潍娜。2015年，获奖诗人：臧棣、程川、周庆荣。这些名字中有诗坛宿将，有诗歌评论家，也有一批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他们都无愧是中国诗坛的佼佼者。
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诗集、诗歌评论集出版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策划陆续将每年获奖诗人、诗歌评论家作品，作为“《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整体结集出版，这对于中国诗坛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这套书系即将付梓，我也离开了《星星》主编的岗位，但是长相厮守15年，初心不改，离不开诗歌。我期待这套书系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期待《星星》与成都文理学院共同打造的这个品牌传承薪火，让诗歌的星星之火，在祖国大地上燎原。
2016年6月14日于成都
张清华所著的《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是一本2010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张清华的自选诗集，收录了近年来作者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比较全面地展现出张清华诗歌写作的历程和成绩。本书对张清华的诗歌作品做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整理，是一本质量较高的诗歌作品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张清华所著的《新世纪诗歌－－一个人的编年史／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是一部诗歌理论文集。本书中所收入的是从2001年到2014年期间，作者在做“21世纪文学大系”年度选本时所做序言的集合以及4篇关于新世纪诗歌话题的访谈。单篇地读来，它们是每一年度的扫描或简介；但连起来读，它们便成了一个编年的简史，就会彼此联系地生发出更多有意思的情境，便会获得某种奇妙的互文性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