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经济学专业人士，经济学初学者，政府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对经济、货币、经济史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从经济变奏窥千年历史风云，从白银命运解东西转折分流！

著名历史学家吴思、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德斌、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等倾力推荐！

徐瑾著的《白银帝国》抓住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现象，生动地勾画出中国千年经济史的演变路径，内容不仅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深入国家政治、财政、金融制度等领域，也对中西大分流这样的重大议题有精彩的讨论。此书面向大众，将小说、戏剧里隐含的信息与严肃的学术著作巧妙融合，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丰富形象的传统中国经济史图景。

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时间跨度近1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自16世纪40年代起，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开始向“白银帝国”演变，并创造了繁荣盛世；而在18—19世纪，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系统时，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白银帝国”逐渐走向末路。

《白银帝国》正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从白银货币化到银本位，从纸币的失败到中国对白银的依赖，从中国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到受制于西方经济体系，本书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此外，作者徐瑾将更多目光投向了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开始的纸币试验，以及中国在全球金本位大势之下对白银的固守，探讨中西大分流和中国银本位对后世带来的影响。所以，这既是一部中国货币史，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窥探。

千年中国货币史，彰显的不仅是白银的循环和社会的更替，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是人性的投射。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朱嘉明序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总 论 白银的诅咒

第一章 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

 货币起源

 白银的东西命运

 金银博弈

 金银复本位的失败

 金银复本位不是乌托邦

第二章 宋元：纸币试验

 唐宋变革中的纸币试验

 北宋交子与纸币的诞生

 南宋钱荒与疯狂的会子

 钞票的没落与马可·波罗的局限

 通胀的教训与白银的崛起

 1262年：贾似道买公田与威尼斯卖债券

第三章 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

 洪武体制的建立与突破

 发钞救不了明朝

 禁不住的白银

 白银货币化与西门庆们

 李约瑟之谜在明朝

 白银流入与明朝灭亡

 中国钱与丰臣秀吉

第四章 晚清：混乱中崩塌

 币制混乱的清朝

 “黄宗羲定律”遭遇“马尔萨斯陷阱”

 朝贡生意经与天朝心态

 从朝贡到条约

 入超、热钱、世界失衡

 1840年：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

 复盘：帝国银荒因何而起？

 外国银洋在中国

 用白银丧失货币主权？

 甲午战争：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

 江户时代中日的不同传统

 从磅亏到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大热潮

 白银为何再次胜出

第五章 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

 洋银行来到中国

 钱庄在20世纪的兴衰

 “京钞风潮”中的中国银行

 天时地利的“废两改元”

 从《白银收购法案》中走出的法币

 通胀的尾声与启示

后记

附录一 延伸阅读

附录二 东西货币金融大事记

参考文献

北宋交子与纸币的诞生

宋元之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使用实物货币，其中中国依赖金属铸币，西方依赖贵金属铸币；宋元之后，随着纸币的登台，东西方货币路径出现了明显的分岔。

白银在宋代的作用比起唐代有所加强，无论官方记录还是文人笔记，白银出现的频率其实有所增加，白银在民间的使用可谓广泛，不少记录都有酒器为银的记录。日本学者加藤繁曾以货币机能为中心考究唐宋时代的金银，他认为唐宋时代是中国金银货币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他的研究表明，唐宋之际，金银已经具备货币职能，但主要是官方和上层使用，宋代却比唐代更甚，无论是军奉、边籴、军赏等官方支出，还是私人领域的贿赂、赠遗、布施、谢礼等使用，白银货币地位加强，普通民众也加大对于白银的使用。

然而，白银在两宋的使用仍旧有限，北宋年间白银往往更多作为商品使用，北宋时期参加王安石变法的沈括就说过金银为器具而不是货币，“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而南宋时期白银确实具有不少计价功能，南宋笔记《云麓漫钞》中记载，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饭食，亦可不吃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考察历史，白银的全面货币化发端于宋，金在其中分量不轻，但是白银更为普遍的使用仍旧需要契机，此刻的货币试验的主角是纸币。

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

不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元代宝钞，这背后体现为纸币与金属货币尤其是白银的竞争，更是皇权意志与民间市场的博弈。事实上，纸币在中国历史纠缠了数百年，延续了几个朝代，其中不少故事在今天读来宛然犹在眼前。关于宋元明三朝的纸币试验，其失败最终反过来印证了白银的价值；换个角度而言，纸币在中国的出现以及陨灭，事实上恰恰为白银的最终货币化铺平了道路。

当西方在金银之间徘徊甚至过渡到金本位之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旧离不开“钱”的作用，这往往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这一现象已经足够令人吃惊，毕竟中国唐宋时代的生产力对比世界并不低下。但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同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那就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交子——按照今天的网络用语来说，这不科学。确实，这看起来并不符合一般的货币规律，因为一般纸币被认为是货币发行的较高阶段，是金银复本位之后出现的形态。

那么纸币在中国的故事到底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呢？为什么数百年前纸币会在中国诞生呢？

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有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最早确实在1000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另一方面，也以案例形式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环境与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其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宋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辉煌的文明，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即多达一亿，是汉唐两倍有余。“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代的“坊市封闭”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导致了城市生活的急剧繁荣与空前自由。宋朝的经济繁荣不仅超过惯常认为盛世的唐朝，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超过欧洲的稀少时间窗口。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发展出后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这也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策转化，商税的征收也更加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帝国曾经的顶点。北宋年间贸易繁荣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随着造船等技术发展，开始于汉代从港口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公认在宋达到顶峰。宋与数十个国家开展贸易，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后人难以想象。此外，更不用说宋、辽、金与西夏且战且和数百年间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贸易（榷场）外，还有各类民间交易以及走私。这些交易规模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比较普遍的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羊每年就高达数万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于从河边买人契丹羊的费用为40余万缗。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但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度化，北宋时期的税率保守估计已经达到10％，当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发达使得宋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其中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的产物与象征。

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比起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

P77-80

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

源远流长的中国货币史，是一种超级复杂的系统，包含着众多子系统和因子。其中，白银白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一种与物理世界的“量子纠缠”类似的“白银纠缠”。这里所说的“白银纠缠”包含两个含义：离开白银货币，中国货币历史根本无法书写；而没有对中国货币经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白银货币也绝无说清楚的可能。徐瑾女士所撰写的《白银帝国》，考察了从960年建立的宋朝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间跨度近1000年的细密经纬货币史，并描述和诠释了其中那根“连绵不绝”、隐匿无比和充满“纠缠”与“纠结”的银线。

（1）“白银纠缠”发端于何时？中国自战国到两汉，大体以黄金为计算标准。究竟白银货币在何时开始成为其中的重要子系统或者主要的因子，并没定论。据学者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成十足的货币”。彭信威先生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基于白银在货币体系的比重或者权重。

宋代相较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发生了人口革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手工业革命和都市革命，以至其被中外史学家认为是从古代历史向近代历史转型的分水岭。相比唐代，宋代的货币需求发生了爆炸性增长。所以，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满足，导致宋代货币经济体系的高度繁杂性，以及各类金属货币和各种纸币交叉并存。其中的金属货币有铜钱、铁钱和贵金属的金与银；纸币至少有全国性范畴的交子、钱引、关子、会子，还有诸多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纸币。国内不同区域的货币需要交换。还要注意到，宋代属于开放经济，势必与周边国家的货币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虽然北方的辽国、西夏和金国，南方的东南亚诸国，都有自己的钱币，但是只有宋钱（主要是铜钱）可以成为周边各国接受的“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宋朝疆域之内，还是宋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同币种之间需要“汇率”，而汇率则需要有基准货币或者本位货币。例如，交子曾以铁钱为本位，会子曾以铜钱为本位。但是，铜和铁终究属于贱金属，加之多次发生钱荒，所以，能够作为基准货币的唯有贵金属。很可能因为黄金过度稀缺，在纸币通胀的压力下，相对丰裕的白银脱颖而出，白银的地位甚至超出了黄金，且成为国内外通行的通货，这似乎是一种自然过程。徐瑾注意到了钱穆先生所言的“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的观点，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在白银作为主角最终登上中国货币舞台之前，从宋代开始曾经有一段并不算短的纸币试验。这一宏大的纸币试验构成了中国金融史的转折点，甚至正是这一试验，最终奠定了中国货币白银化的基础”，进而得出了宋代因为通胀引发白银崛起的结论。

在宋代，社会上到底流通着多少白银，已无从知道。但是，白银不仅已经进入普通民众生活，而且政府税收中钱数减少，银数增加，“用银而废钱”已是大势所趋。对此，当时的史书已有清楚的记载。白银已经具备了货币职能。至于白银的来源，无非是中国本土和国际贸易的流入，很可能后者大于前者。伴随宋代白银经济的崛起，“白银纠缠”得以发端。

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权臣贾似道（1213—1275）。面对战争频繁，楮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却无力筹集粮饷，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期望以此减少楮币的发行，平抑物价，解决军粮匮乏，挽救军事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是，因为官僚和地主集团的反对与腐败的吏治，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弊病丛生，百姓深受其害，最终以失败告终。自宋代以来，主流史学界将贾似道列入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之中。徐瑾在书中评价贾似道时，写了这样一段话：“贾似道的悲剧似乎在于在一个没有充分商业环境的社会推行一种不对等的商业交易，他的公田法堪称当时的农耕文明的失败试验品。即使南宋已经属于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但在旧有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其实他并不能拥有更多的选项，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经济选择。”说到底，贾似道只看到了浅层的土地危机和粮食危机，并试图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而不知道深层原因来自金融危机及其背后的白银力量，最终成为“白银纠缠”的牺牲者。

……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中国和美国经过“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的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这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胀，再一步步陷入高度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始A终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无论如何，由于法币的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本书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其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来说，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很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斑，而且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台湾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撰写的《银线》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朱嘉明

2016年9月27日于台北阳明山

本书并非我一直想写的书，甚至其最后形貌，也与我最初设想大为不同。

然而，本书又是我迄今为止最为吃力也最为用心的一本书，从动笔到完成有三四年的时间，中间也一度放弃，直到重新找到勇气与信心继续。

这本书的源起，某种程度是上一本《印钞者》的延续，但是体系显然更为复杂庞大。《印钞者》的主题是中央银行与金融危机的历史，书中写英格兰银行，在比较东西经济制度的同时，我发现在东西经济大分流之下，其实早就出现了货币与金融制度的大分流。简而言之，欧洲中世纪金银铸币并用，中国则在宋元明进行各类纸币试验，这已经是极大的不同。在地球另一端，地理大发现带来美洲贵金属，虽然欧洲人最初梦想找到的是“黄金国”，但结果是白银的数量与影响都远远超过黄金。就这样，白银不仅流入欧洲，中国也通过贸易汲取了世界白银，完成了自身的白银货币化。随后发展方向则近乎相反，白银的大量发现使得欧洲发生了价格革命，过多的白银也使金银复本位制度发生了倾斜，多数国家放弃复本位采用了金本位，最终发展出现代银行纸币制度。至于中国，则从此陷入这种神秘的白色金属中不可自拔。

上述错综复杂而又互为镜像的历史棱镜，令我非常着迷。历史学家或许更关注王朝更迭，而经济史学家更在意GDP之类的比较，对于货币，二者则明显重视不够。说来也不奇怪，即使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多认为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如此一来，金融史目前仍旧存在不少空白之地，我有时候难免觉得，不能简单责怪货币战争或者跟风阴谋论（甚至简单反对货币战争）之类的书籍占据市场，原因委实是经济学界与历史学界对金融史都涉足甚少。

好奇一直是我的阅读与写作动力，也是我的天性。我对白银与东西货币制度的话题很好奇，好奇彼此间的区别与变化，好奇表面现象之外的机理与动力学原理，也好奇其结果与潜在影响。于是这本书，从白银的传记开始，记录其在中国的前世今生——从上古时代发展到20世纪，成为一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货币史。循着一层层往昔的化石最终探寻下去，这本书的篇幅和所耗费的时间也超出了我的预期，构成了对往昔帝国金融、经济、政治转折的历史追问。

如何追溯白银乃至中国货币史的历史真相？我最初想通过不同材料的对比完成量化统计，比如计算中国白银流入数量。随后，在实践以及思考过程中，我发现已经存在一些类似的工作，有的可能具有突破性，有的只是可有可无的补充。或许，树立一个数据标杆是切入某个领域的捷径，但并不是我最欣赏的方式。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探索复杂性与模糊性背后的逻辑。最终，我仍旧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式，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寻求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整体逻辑以及更好的解释。

经济学更多是一种方法论，有一种简洁的逻辑凌厉感，而历史则不同，自有一种真实的壮美与尊严，无须太多演绎与附会。近些年批判国人信仰缺失的声音每每响起，姑且不说这些批判是否正确或者偏颇，我总是隐隐觉得，历史其实是中国人的集体宗教，今日诸多问题的求解，注定需要回溯到过去的时间之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写作对于我即是如此。我过去常常开玩笑说，不了解一件事，就去写一本相关的书吧，所以本书也是我在金融史领域的一次跋涉。过去这些年，我保持每年一两本书的出版速度，朋友见面往往感叹我的效率，其实这一方面源自职业训练，要求快速对财经事件做出反应，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原因则是积累，过去的书不少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但是本书不同，金融史既是我近些年感兴趣的新领域，又因话题之大与涉及之广，促使我不得不付出额外努力，写作过程难免缓慢甚至停滞。

正因如此，本书写作过程之久及工作量之大，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涉足领域越多，时间越长，阅读材料就以指数形态翻升。某一题材有太多的资料，对于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一种赐福同时也是一种重负，稍有野心，就会感到这种基于丰富与复杂要求的压迫感。一位备受尊重的中国历史学家感叹，自己在列举参考资料时曾经如何努力显得其不失过分宽泛。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心有戚戚，跨学科的金融史更是如此。由于本书涉及的年代久远、范围广阔，太多资料需要补充，参考书目中所列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仍旧有太多未完成的阅读在前方延展，构成未来的兴趣延伸点。我有时候甚至会想，如果把想看与需要看的资料全部看完，是否会双目泣血，而且，如果起初知道这本书需要投入如此之多，我是否还有勇气开始。

经济人在意机会成本，人生最大的成本在于时间，毕竟生命短暂，那么就应该将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上。每当念及投入三四年时间完成与现有学界论文和流行读物有所区分的一部作品时，我难免反思这件事本身有多大意义，或者自己的工作究竟有没有附加价值？中途甚至几次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写作也几次停顿停摆——困难不仅仅在于工作或者生活的打断，甚至有时单单想到这一主题的宏大，就足以让我丧失一半信心。幸而，最终仍旧是主题自身的宏大与迷人，把我重新召唤到书桌边。

金融史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甚至走在路上的人不少也是误入歧路。但是如果有幸遇到有趣的主题，我也期待赋予其新理解。从长久来看，一切人世努力都不过是时间的遗迹，可以选择怀疑或者相信其机制。最后，我还是选择相信这些努力的价值，毕竟执念是人生前行的动力之一。

这本书以金融和经济切入，其实涉及财政、军事、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我也因此涉足不少原本陌生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我往往抱以敬意，我的路过，也许只是偶然，错漏之处，还请读者海涵。其间得到各位师友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帮助——比如韦森老师和刘海影先生等，他们从写作之初就给予不少支持，而且多次通读全书并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而蔡孟翰、维舟、赵鹏、止庵等在出版之前的最后关头仍旧不吝给予诸多宝贵意见。此外，蒋永军、朱丽君、孙琦等中信出版社编辑在《白银帝国》成稿之前就给予极大肯定，在出版过程中更是竭尽全力，查漏补缺。他们的努力，让我避免了不少低级错误。我对此心存感激，难以一一道谢，在此一并感激。

写到这里，听起来好像是略带酸涩的诉苦，然而并不全然。这本书临近结束的几个月，我都在工作之余的晚上修改。正如此刻在上海午夜的灯下敲字，窗外偶尔闪过一二车灯，远处的江边隐约传来鸟鸣与轮渡声，隐隐然有种雕塑快要成型、破茧而出的激动，也涌出一些几乎不敢相信的感触，而这感触竟然是甜压过苦。就像一个日本小说家谈及自己做甜点与写小说的辛苦时所言，“看过我的小说，吃过我的甜点的人，等于品尝了我工作的辛苦和愉快”。

于是，事情就这样成了。或许正如行为经济学的规律一样，我们对记忆中往昔幸福与否的判断，往往不取决于过程，而更多取决于结束的方式。

下次，我应该尝试写一本小说，或者做一盒巧克力。

从本书提供的视角看去，熟悉的历史世界呈现出自己的侧影。东西并列，轮廓分明，清晰而有神。好看。

——吴思 著名历史学家、《潜规则》作者

在这部《白银帝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徐瑾以她优美的文笔、翔实的史料、宽广的视野，在中外历史的对比中讲述了中国千年货币史，发人深思，促人警醒。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朱嘉明 著名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白银帝国》抓住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现象，生动地勾画出中国千年经济史的演变路径，内容不仅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深入国家政治、财政、金融制度等领域，也对中西大分流这样的重大议题有精彩的讨论。此书面向大众，将小说、戏剧里隐含的信息与严肃的学术著作巧妙融合，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丰富形象的传统中国经济史图景。

——马德斌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学者

徐瑾女史视野独特，文笔了得，以白银斑驳游离之脉络梳理了中国货币史，纲举目张，甚为聪明。检点千年以来从金属货币到朝廷，再到体制的威权与利益变迁，可以从中体验人性与观念的冲突。好的逻辑，才会有好的故事。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