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3岁时，过继给无子的伯父，但他并未由此过上有双重母爱（生母和伯母）的幸福生活，相反，他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生父为生活所迫外出谋生，施洋从小就跟着留守在家的伯母、生母、婶母上山砍柴，种瓜种菜，小小年龄，就要学着生火做饭，卖菜卖果。9岁时，才得以跟着父亲读了些《四书》、《五经》。10岁时，父亲染病返乡，不但不能挣钱养家，还要额外支出些钱看病买药，这一年祖父、祖母、伯父等相继弃世，施洋的家中，更趋贫困。
施洋的生父毕竟是读书人，又多年在外闯荡，知道家中欲翻身，儿子必须读书。于是倾其所有，将施洋送到距家十里外的一处私塾。可怜施洋年已11岁，才算正式入学。他非常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每日鸡鸣即起，走十几里山路上学。这一路上人烟稀少，荆棘遍地，坟墓时现。白天都见不到几个人，何况有时学晚了还要走夜路。私塾的教师多次和施洋说可以晚点来，但施洋向学心切，从不迟到。有时起晚了，会忍不住急得哭起来，饭也不吃，跑去上学。学了一天，回家路上，还要拾薪砍柴，背回家中。施洋，就是这样一个好学、懂事的贫苦农村孩子。
施洋读书之刻苦，在当地已传为佳话。据传当年施洋家穷得已点不起油灯，晚上只得跑到村里一座叫隆兴观的道观中读书。冬天朔风怒号，寒气逼人，施洋冻得不行，便想了一个法子：削了一根又光又滑的圆木棍放在脚下，边读书边来回搓动木棍取暖。这真是可以和悬梁刺股等传说一同载入励志故事。
到了施洋14岁时，家中更加穷困。已到了“饔飨莫给，日不举火”的悲惨地步。施洋一边读书，一边要帮助家中汲水灌田，排水砍柴。一边要侍奉二位伯母（伯父有一妻一妾）并照顾伯母所生两位妹妹，还要照料生病的父亲和自己的生母。这样的读耕生活，他一直过到17岁。也就是说，一直到17岁，施洋都未出过县境，性格上也是“寡言笑”，都说他是个木讷之人。又有谁能想到，这个贫穷的农村青年，数年后会成为一个口若悬河的知名律师呢？
施洋18岁时完婚，岳家家境要略好一些，夫人郭氏也颇贤良，在岳家和夫人的资助下，施洋终于走出大山，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堂，学习蚕科。听起来像个新式学校，实际上当时科举未废，这所学校校风并不好，学生大多是来混文凭的。想象一下如今考不上大学的学生上的一些学校，对这所学校的情形即可思过半也。施洋却是这所学校的一个“特别学生”，只念过点四书五经，从未接触过近代科学的施洋，只是初入学的第一学期成绩中等，此后每次考试均列最优。1910年毕业时，名列“最优等第一”，也就是全校第一名。
施洋在校几年，不仅学业大有长进，为人处世也变化颇大。他不忍心也不甘于花老婆的钱，每逢假期，就奔走于郧阳乡间做些小买卖。据称“每当假期，辄未在家中安居一日，跋涉四方，手足胼胝，形容憔悴。”施洋祖上是做过商人的，他血液中虽有此遗传基因，但运气欠佳，从未发财，只能是挣点蝇头小利，聊胜于无。但从中锻炼了为人处世的才干，倒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收获。
施洋毕业后，在郧阳待了一段时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他待在郧阳没有机会，又没有钱，只得返回家乡。
P4－5
这本书是根据我给同学们讲课的讲稿写定的。
虽说我是历史专业毕业的，但近些年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法的学习与研究上了，已出版相关著述四十余种，也算是中国内地出版相关书籍最多的人了。
书出多了，多少有了点虚名。朋友，朋友的朋友，都把孩子送来，让我给讲讲课。实在是掰不开面子，只好如《围城》中所言，“大胆老脸、低头小心”地讲起课来。真讲起来，深感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脱离学科教学单讲什么学习法，效果未必好。而要结合学科教学，我当然只有讲自己的老本行历史了。
听课的同学大多是高中文科生，绝大多数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如同学工科的同学要泡在实验室一样，学文科的同学要泡在图书馆才行。但和同学们沟通后发现，即便是这些好学生，阅读面也远远未打开。毕竟让现在的孩子分心的事情太多了，很难踏踏实实地静下心来读书。
怎么才能让同学们读书呢？开书目吗（尤其是什么“指定书目”），恐怕只会让人生厌。还是得让同学们自己感兴趣，自己想看书才行。
为此，我选择了一个不仅是90后没想明白，就是我这个60后也没真正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要革命？汪敬虞先生曾讲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详见所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史的主轴，或许就是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不革命，为什么反革命。这个主轴钻进去了，中国现代史也就开始入门了。一次课讲一个人或一件事，先说说基本史实，说时尽量贴近今天的现实；再聊聊基本判断，即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分析（在上课时这一段当然是互动的，有问有答，成书行文时就都糅在一起了）；接下来再讲讲延伸思考，最后告诉同学们这节课的依据是源自哪些书。某本书为什么值得一阅。通过说一说、聊一聊、想一想、读一读这几个环节，同学们逐渐听了进去，开始主动找书看。阅读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都比以往有所进步。这对一个文科生来说，当然比仅是知道点什么时候的“那些事”，收获要大一点。事实上还有“习题”环节，但做不做，做多少，悉听君便，更谈不上考核和打分了，所以在此就不列为一个环节了。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我杜撰了两个词语：一个是“历史样本论”，一个是“历史不确定论”。
所谓“历史样本论”，是说从繁杂的历史人物中抽出若干人作“样本”，只对这一“样本”负责，不轻易由此推出什么结论。这是受我一个做商品检测工作的亲戚的启发。当我问他凭什么说某批商品合格或不合格时，他回答说：“我们从不轻易下这样的结论，只对手头的样本负责。”诚如吴承明先生所言：“少讲规律。规律过于概括，反不如说明事实和经验对人有用。”（《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8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历史研究中早有“个案研究”之说，但与“样本论”似有细微的差别，简单说吧，个案研究更侧重特殊性中的一般性，而“样本论”则更看重一般性中的特殊性。
所谓“历史不确定论”，是说要与历史教科书多年来的“历史确定论”反其道而行。告诉人们历史的发展是有许多不确定性的。这种不确定性，既表现在当年的历史客观过程中，更表现在今天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过程中，留英归来的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余瑞璜先生在教儿子学习量子力学中关于波函数的统计解释时，说“这本来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基本问题。”使儿子当即悟到“即使是经典名著上讲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解决了的问题，也不一定是对的，我可以有自己的见解。”（《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470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并终于成长为美国布鲁克海文研究所研究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物理学家。显然，这种不迷信教科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学习方式，或许更有利于有才华的学生成长。我很同意钟启泉先生的观点：
随着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这一辈人将面对的是来自别的国家同龄人的竞争，而不仅仅是在一个教育系统里面出来的人而已。（《体验新加坡：27位留学生眼中的中新教育差异·序》，朱默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如果在课外听课或看书时，仍是课堂教学或教科书的翻板，那又有多大意思呢？
或许是觉得多少还有些进步吧，同学们，甚至“旁听”的家长们，都纷纷要求我把讲过的课整理出书。有同学说，她把笔记给同学看，同学都很感兴趣，连问：“从哪来的？”“网上有吗？”有家长说：“老师您出书吧，出了我一定买。而且要买两本，一本孩子看，一本我看。”
正是因为有同学们、家长们、朋友们的鼓励吧，我试着和出版社联系了一下。没想到社里很快就给了回信：可以出。这又逼迫我在文献上、语言上、思想上再下功夫，以期让讲稿更升华一层。当然，再怎么升华，这本书的正编，充其量也只是个给中学生讲课的备课本，不是给专业人员看的。而附编，更只能算是几篇“下水作文”吧。我是特别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先写这种小文章。
最后，我要感谢听课的同学和家长（恕不一一列名了），感谢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当然，更要感谢本书的每一位读者！
丁晓山
2015年11月于
首都师范大学
写在前面
正编
一、公益人物、知名律师为什么要革命——以施洋为样本
二、“富二代”、留学生为什么要革命——以彭湃为样本
三、都当军长了为什么要革命——以贺龙为样本
四、“自由撰稿人”为什么要革命——以柔石为样本
五，富家子弟、清华教授为什么要革命——以闻一多为样本
六、农民为什么要革命——以陈先瑞为样本
附编
一、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局
二、“西安事变”的经济意义
三、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开拔时期的经济问题
四、“边币”的故事
五、那时的“货币战争”
六、“皖南事变”后的陕甘宁边区
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财经工作方面的一个考虑
八、中原突围前后的经济困境
九、也说“打土豪”、“分田地”
十、“吃糖咽菜”与“缺衣少药”
后记
为什么要革命？
这是一个几十年前从没想过，也无需去想的问题。因为答案在历史教科书中早已写明：旧中国饿殍遍野，疮痍满目，工人都在酝酿罢工，农民都在等着暴动，士兵都在盼着兵变，就是读书人，也都在寻找机会奔往光明、奔赴延安。党只要拿根火柴“嚓”地一点，革命的火焰便会熊熊燃起。
这是一个几十年后开始思索，并颇感困惑的问题。原来并非共产党人振臂一呼，人民群众便都积极响应——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还是期盼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想也不愿革命。原来农民“暴动”的最初动机，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而是可以实实在在地得些财物。所以一些农民“暴动”时，不仅举着梭镖，还拿着麻袋；原来奔赴延安的人中，也有的仅是因为“听说延安男女关系有趣”，原来……
在历史上，“革命”曾是极具魔力的一个词语。革命，显然是正当的、合法的。而当下“革命”一词，早已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事实上，岂止是已变得不那么神圣，反倒是有点贬义，有点嘲讽了。前辈那种“惟有革命是救中国的出路”（李大钊语）的认识，那种“革命一定要‘革之又革’”（冯玉祥语）的急迫，今日之人，已实难理解。
海内外某些学者早就说过，辛亥革命没有意义——推翻了满清，军阀混战或许更糟；土地革命没有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正在走向快车道，不革命或许更好；“文化大革命”当然更没有意义，那是中央都有决议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网上一些帖子早已提及，一些知名的革命史实都是假的，狼牙山五壮士是假的，南泥湾其实是种大烟，不是什么“陕北的好江南”，邱少云是假的，雷锋也是假的……
如何评价这类“革命虚无论”和“革命虚假论”，不是我这支笨拙的笔能够胜任的。我只知道，前辈为了救中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探索，绝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我只知道，先烈为了理想和信仰，牺牲了个人前程，牺牲了亲人家庭，乃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是泰山不移的历史事实。
为什么要革命，是以一个问号开始的，到结尾时依然是一个问号。历史要发展，就离不开革命。革命并非只有过去式，还应是现在式和将来式。所不同的是，中国的革命，似乎总要付出更多的鲜血和生命，而前辈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一定会留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正能量。
丁晓山
2016年10月于
首都师范大学
在丁晓山著的《为什么要革命》中，六位不同身份、背景和经历的风云人物参加革命之历程，代表性地诠释了“为什么要革命”这一中国革命史的主轴。本书既饱含时代特点，又富有中国特色。
丁晓山著的《为什么要革命》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分为六个章节，从六位不同身份、背景和经历的风云人物为什么参加革命之历程，诠释了“为什么要革命”这一看似古老的命题，从而肯定了先辈们为了救中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与探索的积极意义。本书语言流畅，故事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