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英国政治家、演说家、作家,二战期间,通过鼓舞人心的演讲,坚韧不拔的意志带领英国人民赢得了胜利。同时,他的许多演讲都具有散文诗的品质,充满了激励人民面对危难的语言。1953年丘吉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温斯顿·丘吉尔著,陈钦武译的《我绝不与这个世界妥协(丘吉尔演讲集)》收录了丘吉尔毕生经典的演讲稿与他亲自撰写的人生经历,360度无死角地窥探丘吉尔璀璨夺目的人生,为政治军事爱好者研究丘吉尔提供了上帝的视角,与此同时,此套书更能激励正在奋斗,具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永不放弃和如何成就非凡人生的秘诀。
温斯顿·丘吉尔著,陈钦武译的《我绝不与这个世界妥协(丘吉尔演讲集)》全书共分为五章,从五种不同角度,联合演讲时的政治背景,叙写演讲的技艺与魅力,并运用充满力量的语言激励听众与读者的斗志,因此,它不仅是一本教你如何拥有好口才的实用书,也是一本激励青年人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与挫折不断攀登和永不放弃的励志读物。
下议员们刚刚听过这位大臣的演讲,这位大臣立意对他的演说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演说文已在报纸上发表,演说时的声调既温和又稳健,无论是这位大臣还是他的政界朋友都不打算对它提出批评或是对某个部分提出质疑。也的确如此,我们把修正稿的缓和与刚刚做过的十分刻薄的演说对比一下,得出如下结论:修正稿的缓和就是这位大臣的政界朋友同他上司之间的缓和,而演说中的刻薄则是他自己的,所以避免这种结局是困难的。有人向我提议,总的来说,如果这位大臣只改动修正稿不去演说,而不是光演说不改动他的修正稿,这样也许会更好。倘若要我这样做,我不会介意这位大臣的任何评论。我想,基于最有名望者的经验,他的名望已经给下院的记录增光添彩,国家面临紧急时刻(可以说,不包括实际的侵略举动),尽管这样,无论如何也不应该限制或避免议会讨论的完全自由。再者,我认为布尔人不要认为这位大臣的言论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世界上没有人像布尔人那样接受如此多的口头同情,而几乎没有实际援助。如果我是布尔人,我希望到战场上去作战——我不会受任何同情话的欺骗,尽管有成百个大臣在这话上面签字,我也不会上当。这位大臣在农场着火的问题上喋喋不休。现在我不是建议讨论农场失火的道德规范问题。我认为大臣们应当向后看,关注这样的事实:对人道的思考不能阻止德国军队在巴黎市区扔炸弹,不能不让那个大城市的市民挨饿,以至吃老鼠、吃粗劣粮食的地步,以迫使驻军投降。我敢说,陛下的政府在制止战场上的将领采取最后五六十年中由欧美将领率先运用过的战略战术,我不完全同意一方面背信弃义,一方面又野蛮攻击。根据我所目睹的战争,我认为,同其他特别是有国民参加的那些战争相比,这次在南非的战争,总的来说贯串了人道主义和非凡的慷慨。加纳冯自治城的大臣已经注意到一位将官的情况,虽然我反对此刻在那些报效国家的将领们的个性上大做文章,因为我本人了解布鲁斯·汉密尔顿将军。大臣阁下曾怀着仰慕之心把那位将官作为布鲁斯·汉密尔顿加以描述的。没有证据证明在国王陛下所有的军队中几乎没有官兵像汉密尔顿将军那样具有善良的心,或较大的勇气,否则,我感到不能面对下院听众进行演说。
正是那位大臣,反对党的领袖,就这次战争结束后在南非推行的政策提出了异议。据我理解,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对这一问题的分歧,在于陛下政府预计在双方的敌视结束后,在充分的代表权给了这些国民之前,将会有文官政府介入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位大臣,反对党的领袖认为,假如军政府作为临时措施继续存在,而文官政府又插不进来,这些代表性的体制将会尽快确立下来。我希望我绝不会误解这位大臣的意思,假如我误解了,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纠正我,为此我会感到十分内疚。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恭恭敬敬地请求下院允许我审查这些可供选择的建议。我不希望自己去制定法律,把我的观点强加给这位大臣。在这种情况下,最后10个月里我大量游历了南非。那时,我想在下院全盘托出积在我心中的想法。
首先我愿意回顾一下,找出我们参战最初的原因。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参战与扩大公民权有关系,我们开始与布尔人谈判扩大德兰士瓦人的公民权。我所说的德兰士瓦人,是指全体德兰士瓦人,不是指首批移民。那时,那里的英国人比布尔人多2.5倍。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月中,每一列火车都载满了英国臣民,他们竭力逃避冲突。正因为这一原因,南非侨民才流落世界各地。对我来说,似乎战争结束后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原来的动机,就是带着这一动机去谈判才决定打仗的。假如我要制定什么条款,我就得让下院拟定原则,规定他们不能把任何代表性的体制扩展到德兰士瓦人那里。更危险、更可笑、更无意义的做法是让一个毁灭国家的政府凌驾于它残余的人口之上,凌驾于那一特殊部分的人口之上。我想,无疑,在最后开火与举行首次选举之间不会有意见分歧,这里必定会有一个可观的间歇,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政府必须插足其间。
我请下院考虑:文官政府、军政府二者之中,哪一种最有可能导致国家的恢复或者阻止国家的发展,并最有可能促进分散人口恢复原状。我知道有一批大臣希望代表性的体制会直接在军政府后面出现,然而我想他们不会彻底认识到,这种军政府将会是多么令人讨厌。我对英国官员最尊重,我听到他们遭到像来自某些大臣演讲的抨击时,感到非常遗憾和恼怒。(P3-4)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被人们普遍称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他的逝世受到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哀悼,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至今依然是大不列颠极负盛名的儿子。有关他的书籍和文章发行量之大有增无减,公众想获得对他更多的了解,如饥似渴、贪得无厌地阅读他的著作。每年,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云集布兰海姆、查特韦尔、布莱顿和伦敦内阁作战部参观访问。“丘吉尔”的英语形容词Churchillian和(Churchilliana都已列入权威的新版牛津英语大词典。皇家海军战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名字还成为香烟的商标以及大厦的匾牌。电影、电视系列片以他的生活为题材,甚至伦敦的音乐也把他的生活谱为主旋律。他的书籍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他的画作在拍卖行里高价出售;他的语录成为警世箴言。
然而在他著述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演说却至今未能集成出版。这本书正是他演说的集结。我忠心感谢卡赛尔的安·鲍伊德,她第一个建议我做这项工作,并不断给予我热情鼓励和帮助。柯蒂斯·布朗的迈克·肖在这方面也竭尽了全力并倾注了智慧。我还要向剑桥的耶稣学院戴维·雷诺深表感谢,他曾以温斯顿·丘吉尔为主题和我作了多次令人难忘的谈话。他坦诚相见,这与他知识分子的慷慨同样令人钦佩。克莱尔·康德拉关键时刻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最后,我再次感谢谢林达学院。
DNC(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纽黑文
1988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