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影子的人》是谢宝光个人的精神史,无论是“没有地址的生活”,还是“词与物”,其中诸多篇什基本上是他的生活与精神路线图。
谢宝光的散文写得冷峻而客观,画面感极强,触及了社会历史与当代生活。首先是个人的精神抱负与社会担当,在个体的本能和对冰冷世界的观望中,完成了个人的“内化”与叙述;然后以“他者”“局外人”“异类”的表达,实现了文本的诗意与悲怆互为映照的关系。在《我在皋塘村》中,作者以“我”的视角描摹在皋塘村的所见所闻。虚虚实实,以夜晚这个小切口进入,抵达更广阔的空间。接着,对一个梦进行详尽的书写。其中还讲述了另一个人的故事,都与“我”对日常生活的解读有关。至此,“我”作为一个隐形人(其实芸芸众生也是隐形人),其生活状态可窥一斑,无聊、灰心、颓废,隐形在众生之中。在场主义散文的目的是“去蔽”,而“去蔽”是为了更好的“敞亮”与“本真”,谢宝光在这种“敞亮”与“本真”中强化了个人的自觉与对人性的勘探。
《捡影子的人》是一部散杂文综合作品集,包含《没有地址的生活》《词与物》《别人的城》三部分,多为作者谢宝光自己的人生经历、生活感悟,富有哲思。从大学毕业到步入社会,职场的转变与锤炼,写作一直是他没有放弃的。《词与物》部分,言简意赅,文风清逸,叙事性强。作者文笔优美,直抒胸臆。表达了对生活充满热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很多内容值得借鉴和学习!
捡影子的人
我一个人在一条通往山里的路上走着,走在各种树和圆鼓鼓的坟墓中间。离开镇子几百米,文明就远去了,灌木丛里随时可能有一只花斑虎扑过来,撕咬我。如果任由想象放肆,它肯定得安排一场惨烈血腥的搏斗场面,或者是发生一段荒诞的人兽友谊也未可知。那天下午,我就这样在黑森森的山里不切实际地虚构着,走着,后面跟上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发亮的东西,等他走近了我才看清是一个不锈钢盆子。盆子是文明的象征,烟盒也是,我在草丛里发现了好几个利群牌子的空烟盒,干瘪,裂开,亮着不甘心的猩红色,和周围安静的草木显得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还有我和那个眨着亮光的盆子,盆子上面悬着一张不清不楚的脸,脸速度很快,赶到我前面两米的时候,朝我侧转了一个小角度,好像要确认一下我是谁。我们互相确认了几秒钟,发现谁也不认识谁。那是一张被时光磨得黑兮兮的脸,上面盖着一顶棉绒绒的军绿色帽子,帽檐上卷,形成一个尖尖的槽。两侧的肉使劲往里缩着,几根粗硬的须从下巴和别的部位蹭出来。倒退四十年,这张脸或许会有点像我的。现在它就像那几个空烟盒,混淆在一片茂盛的虚无里。他告诉我他刚从镇上卖完两捆白菜回来,卖了五十多块钱,他在这几个字上强调了一下,呵呵笑着。在渺无人迹的荒林间,在随时可能有野兽出没的地方,白菜和他手里的盆子是多么遥远和陌生的事物。甚至连我也是陌生的,只有往回走上五百米,回到那个叫吴村的小镇上,我才能找到我是谁的证据。
我在镇上一间杂货店的楼上写作。我好像只有写作才能成为我,否则我仅仅是某个人的丈夫和另外一个人的父亲。儿子不到一岁,在学走路,有一次他蹲下身子,伸出手要捡什么东西,地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他自己的影子。他在捡影子,影子是弧形的,黑的,有颜色就是存在的,可以捡起来玩的。我看见他一次次试图像捡起一张卡片似的捡起自己的影子。结果是,他一次次歪歪扭扭躺倒在地,哇哇地哭了起来。很多年里,我就是这样,在纸上捡着自己虚无的影子,把自己从逝去的时光中捡回来。写作如同一场黑暗中进行的救亡运动,我在不断建造和解救自己,让自己的骨骼和血液清醒,危险在于,它易于在俗世的层面淹没掉自己。我不太关注身体之外的物象、风俗、伦理常纲,甚至,我不太会说话,不会喝酒,有过几次正儿八经的社交经历,酒桌上是政府领导和企业界精英,他们说着一些空空荡荡的话,就把冒着啤酒泡的杯子举过来,说干了干了。我也只是轻微抿上一口,便把自己埋到角落里,偶尔轮到自己说话,嘴里跑出来的也是一些偏僻的生冷的只言片语。两年里,换了好几个工作,有的是自己辞职,有的是被炒鱿鱼。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无处栖居的游魂,活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东飘飘,西荡荡,就扎在了自己在纸上酿造的虚无里。 我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基本的生存能力,妻子时常告诫我要把一半交给现实。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像只不闻世事的虫子,居住在书的核里,从巴特到海德格尔,从维特根斯坦到本雅明,从舒尔茨到科塔萨尔,从勒克莱齐奥到马丁瓦尔泽,来回穿梭着,浸泡在斑斓多姿的意象里。骨头一天天泡软,剩一个空壳,在现实物事的缝隙间行走。偶尔扯嗓子吼几句,抖掉身上一些麻木多余的尘屑。我提前过着一种老年人式的生活。在一条巷子里,我看见一辆废弃的拖拉机,锈迹斑斑,只剩几根零散骨架,支撑着它喘息的灵魂。灵魂是有声音的,我坐上去,它就吱嘎吱嘎地说话,说着一种晦涩难懂的语言,语言里有铁锈和柴油的味道。我煞有介事地听着、观摩着,屁股下没有坐垫,是一个铁框,铁框下是空掉的油罐,下面连着一架柴油机和一条褐色的粗链带。这个部件大概就是拖拉机的心脏,只要它活着,拖拉机就能够开动。但开动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个岁暮老人奔跑又能追到什么额外的价值。我不是岁暮老人,我的心脏还强有力跳着,我应该做点什么让自己更鲜亮,比如说追逐啦、挣钱啦、找份安稳的工作死心塌地做着啦,然后将自己放逐在牧羊人的那则寓言里。但不管下一秒要做什么,我首先得从垂垂老矣的拖拉机上下来。
一段时间来,我在一条时而热闹时而清冷的街上活着。听不懂这里的语言,估计将来也不会懂。赶集时,我就出来游荡。一个彪悍的湖北男人在向一个更彪悍的屠夫推销刀具,月牙形的刀在早上九点的光照下一闪一闪地落下,一块猪肉骨头碎成两瓣。怎么样,还利索吧?利索是利索,就是贵了。随后就是一段漫长地讨价还价,在吵吵嚷嚷的繁杂集市上,各种关系紧张地发展着:湖北男人恨着屠夫,猪肉恨着刀,街道恨着人,人恨着鬼天气,我的妻子在恨着我。几天前,我把嗑完的瓜子壳晒了房间一地,她咬着牙狠狠地骂我,要和我分居,这件事导致我们至今相向无话。我在恨什么呢?几天来,我都在构架一个文字,狠狠地抽了近十包烟,也没有搭建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朋友说语言仅仅是工具而已,但仅仅是工具吗?否则谁是卡夫卡?谁又是博尔赫斯?五十米之外,有人在盖房,盖房多简单啊,水泥、钢筋、石头、砖、沙子、水泥、搅拌机,材料都齐了,按程序走,一块块垒起来就是,全是体力活。但建筑仅仅是这么简单?如果一切创造只是数学上的公式,埃菲尔铁塔又如何而存在?巴特好像说过:实用从来都只会掩盖意义。普通住房讲究实用,家居而已,衍生不了任何可供探索的意义。文字也可以讲究实用,不过以这种方式操作的人大多成了心灵鸡汤的布道者,他们是《读者》之类杂志的常客。成不了克洛德·西蒙那样精怪的作者,至少我也会离经叛道。就像往常,我总是沿着吴村镇那条溪流的上游走,现在我故意偏离习惯性的轨道,人往右一折,朝下游走去。下游肯定有上游没有的事物,比如一颗斜斜伸入溪水上空的香樟树,它的侧枝侧叶全部集中于上方,和香樟的主干垂直。下午多么安静,天多么蓝,香樟树多么古怪。更古怪的是一个在下游浣洗衣裳的妇女,我问她为什么不去上游洗,上面的水肯定比这里干净。她头也不抬,冷冷地丢下一句:不去上面。我又想,为什么非要去上游,上游复上游,何处不是上游,就像道路复道路,旅行的方式又岂止是在路上?通过想象照样可以完成,说不定完成地更奇谲、更丰满、更有戏剧色彩。
我爬上小溪边一个高坡上的废墟房,久无人居,残墙断垣,数不清的被阳光洗白的蚊子在废墟上飞着飞着,如仙如鹤。爬上墙,临高而立,三米外是一个破损的窗牖,像是一个旧画框,画框里正好是那个埋在花花绿绿的衣服堆里搓洗一只袜子的妇女和几棵枯瘦的树。
P29-32
无人野径
这条野径隐蔽在我所在小区的后山上,丛林密实,枝条旁逸斜出,很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严格来说,它甚至不是一条路,或者说,它并不打算把自己发展成一条供众人朝拜的路。它是被临时裁剪出来的,而媒介,仅来自与山上逝者血脉相承的几个人的足迹。
山是坟山,荒冢倚卧纵横,无人问津。几年前,一条通往城市中心的隧道从荒山体内穿凿而过,再早几年,一个楼盘在山下嚯嚯生长起来,这样推窗即坟的“山景房”,让不少购房者皱眉侧目,绕道而行。
这座山,包括这条无人野径,没有被这座城市的任何一本词典收录。它们从时代刁钻的味蕾间滑了下去。
有一天,我在山林间穿行。顺着这条粗鄙的野径,我抵达了另一座安静的城市——它由上百座陌生人的坟墓组成,墓的形式多样,有的堂皇,有的桷朴,有的甚至没有墓碑,只是隆起一小钵土,像山发出的一声老迈的干咳。或者,干脆以一具素色棺椁代替了格式化的坟墓,赤身荒林,独对风月。我走过时,双手合十,生怕打搅到他们。
山的海拔不足百米,城市在山麓延绵,逶迤其间的野径,起于无影,归于无踪。它只是简单地将山上与山下串联起来,将阗静与喧嚣、将荒芜与烟火、将死与生串联起来,但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人们不关心。它也只呼吸,不呈现意义。
我很希望自己的写作是这样一条无人野径——不指望它通达何方,也不期待沾上太多足印,不兜售廉价的诗意,不以灵魂做交易,不问众生喧哗。只是在着,无关地在着,素颜、执拗与恒久地在着。
比如野径,潦草而安详。没有地名指示牌,不被山下的法则承认,无人,山上只有树叶与羽翅在颤动。
这样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