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
我出生后，妈妈带着我依然住在外奶奶家。不久，大舅和二舅都相继成家了。大舅虽然身体不太好，但长得高大帅气，所以找了个家境还不错的媳妇。大舅妈张氏长得小巧玲珑的，很漂亮。大舅成家后，在大舅妈娘家的帮助下，在芦店街上租房子开了家小饭店，大舅偶尔也接些裁缝活儿。二舅比较老实，会修房子、支灶台等手艺活。二舅妈叫李享兰，比较老实贤惠。起初，我们和舅舅们一起生活，没有分家，吃饭时在一起，但分开住。
我3岁多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也是在外奶奶家出生的，所以小名叫小外子。慢慢地，小外子也1岁多了，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俗话说：“穷怕亲戚富怕贼。”外奶奶和舅舅们可怜、同情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但舅妈就有意见了，经常冷嘲热讽，在背地里嘀咕。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就与舅舅们分开，另起炉灶了。
那是1936年秋天，我5岁了，弟弟也2岁了。那时生活条件苦，物资匮乏，没有什么零食之类的东西，所以小孩子都特别馋。看着外奶奶家的院子里那棵大枣树上结满了红彤彤的枣子，我和弟弟都特别想吃。在我们的一再央求下，妈妈找来竹竿打了几个枣子下来。这事正好被大舅妈看见了，她走过来伸手一下把妈妈手中的竹竿夺过去，扔在地上，狠狠地说：“哪来的馋猫！怎么能随便摘人家的枣子？”
妈妈解释说：“孩子馋了，想吃个枣子，我就打了几个给他们解解馋。”
大舅妈不依不饶地说：“嫁出去的丫头泼出去的水。想吃枣子，到你们杨家去啊。你都出嫁了，还住在娘家。给你一碗饭吃就不错了，还想吃枣子？我看你是吃了五谷想六谷！”
妈妈辩解道：“我在这里没吃闲饭，还干活做事情呢。”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动手打了起来。二舅妈、小老舅听到后，连忙过来劝架。大舅妈仍不依不饶，诅咒妈妈说：“出嫁了还住在娘家，我看你穷一生，过肩褂子脱不掉了。”外奶奶闻声赶来，她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我和弟弟也吓得直哭。最后，外奶奶对妈妈说：“给你们一点田地，你们就另过吧。还住那半间房子，重新开一道门。日子分开了过，矛盾也许会少些。”
就这样，会些瓦工活的二舅帮我们支了个锅灶，爸爸又出去买点油盐回来，我们就和舅舅们分开过了。
分开过以后，外奶奶见我们的日子过得艰难，经常瞒着舅妈们，偷偷送点粮食过来。
那时，生活真的很艰苦。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年只有一斤油，不仅用来炒菜，晚上还要用来点灯。烧出来的菜，一点油腥味都没有，晚上一般是舍不得点灯的，总是摸黑。那时候，能吃上一顿白米饭、有油水的菜，就是最幸福的事了。有一次，外奶奶让我到芦店集上去打油，还嘱咐我中午的时候就到大舅家开的饭店里吃饭。我记得，舅妈给我盛了一碗米饭，还将顾客吃剩的菜都端过来给我吃，那顿饭我吃得好饱、好香、好幸福。
为了给我们弄点好吃的，妈妈也是想尽了法子。有一次下大雨，田里涨水了，妈妈就去放水。看到田地边的水塘里有一些鱼虾和黄鳝，妈妈就到塘里去抓，她看见右脚边有个东西在动，以为是黄鳝头，就用铁锨将其铲下，结果却把自己的大脚指头铲掉了一截，顿时血流不止。妈妈又疼又伤心，坐在田埂上哭了起来。当她傍晚回到家里时，外奶奶怪她回来晚，孩子都等着急了。妈妈说：“孩子好长时间没见到荤腥了，想弄点鱼虾给他们吃。我以为是黄鳝头呢，谁知竟是自己的脚指头。”
外奶奶听了，特别心酸，悄悄地抹眼泪，我和弟弟也抱着妈妈痛哭起来。
二舅和小老舅听到哭声后，赶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后，都说：“这样困难，还是在一块吃吧。”
妈妈忙推辞说：“不了，不了，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好。”
那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穿衣就更提不上了。那时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是爸爸用讨来的铜钱买的白土布由妈妈亲手缝制的。没有鞋子穿，一年四季光着脚丫，冬天天冷，脚都冻烂掉了。我因终年赤脚，脚长得特别大，小老舅常常喊我“大脚丫头”。
日子实在艰难，农忙时妈妈就在地里忙活，农闲的时候她有时与爸爸一道出去讨饭。有时候爸爸讨回来一根油条，我和弟弟都抢着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6岁多的时候，就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了，如帮舅舅家放牛、拾柴、砍草、提水、煮饭、洗衣服、带孩子等。记忆最深的就是背着孩子放牛了。我6岁多的时候，二舅家的小桂姐出生了。不久，每次去放牛，二舅妈就让我把小桂姐背在身上。外奶奶心疼我，下雨的时候就不让我背小桂姐了，怕我滑倒摔跤，跌坏了。
有一天，天气燥热，要下雨了。牛发野，乱蹦、往外跑，但我不敢松开手中的绳子，因为舅舅对我说过：“要把牛绳子攥紧了，否则牛挣脱绳子逃跑就追不上了。”牛像发疯似的往前跑，我则死死地抓住牛绳不敢松，就这样，牛把我顺地上拖了很远很远，手上、胳膊上、腿上的皮全都蹭掉了。牛跑了，二舅怪我没用，说：“放牛都放不好。”外奶奶听了，叹口气说：“她还小啊。”妈妈则心疼地说：“我的伢真是苦啊。还好你命比较大，不然早被牛踩死了。”
我的童年既有苦难的伤心回忆，也有一些甜蜜快乐的回忆。
那时，我有三个要好的小伙伴，她们是小二子、小侉子、小马子。我们四个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玩耍。我们经常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谁被抓住了，总是要罚唱歌的。大家经常唱出各种各样的民歌小调，久而久之，我也能唱出一些歌曲来。
爸爸常年在外讨饭，学了不少门歌。肥东那一带讨饭的人，经常是靠唱门歌讨饭的，即来到人家门口，根据人家的情形，唱一些吉利的话，人家听后就愿意施舍一些剩饭剩菜给乞讨的人。爸爸在外面听得多了，回到家后，也会唱一些给我和弟弟听，我觉得挺好玩的，就跟着哼唱起来。
P7-9
本书的倡议者是陆勤毅、侯露、裴章传和我。2014年春，我们4人联名向合肥市人民政府并吴春梅副市长提交了一份建议信，建议为著名庐剧艺术家丁玉兰撰写一部传记类图书。
中共合肥市委、市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合肥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丁玉兰这样一位地方文化艺术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倍加关注。很快，吴副市长代表合肥市人民政府批示同意为丁玉兰著书，并给予课题资助。
如何真实、准确地再现丁玉兰的庐剧人生？在与丁玉兰反复讨论、商议后，我们一致认为，从历史学的视角、以口述的方法，采写和整理丁玉兰8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想所言。《我的庐剧人生——丁玉兰口述史》就是这样一部如实记录丁玉兰艺术人生的著述。
历史学视域下的口述史著述，没有完备的标准和系统的理论框架，但是，口述史不是文学创作，不是“演义”“戏说”，也不是道听途说。口述史的基本要素是真实。口述者（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而非传闻的事实事实说，采写者、整理者对口述者的叙述如实记录，不必做任何情感的渲染。口述者实实在在地“叙事”，采写者、整理者原原本本地记录、整理，“情”和“理”自在其中了。同时，口述史的采写、整理不仅仅是做记录和看似简单的文案，而是基于历史学思维下的研究工作，倘若采写、整理者缺乏对当事人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了解和深切思考，记录与采写就不会有“筋骨”，“口述”也难觅历史感。可以说，历史学研究的功底直接影响着口述史著述的质量。
本书的采写、整理者段金萍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曾参与撰写《安徽通史·新中国卷》《中国历史读本》和《合肥通史·当代卷（1949—2011）》等。从2016年3月开始，段金萍对丁玉兰连续采访近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又花费数月，对采访记录进行整理、排列、归纳，并参考相关的资料，核对、订正相关内容，吸纳审读者提出的建议，又补充采访丁玉兰，于2016年底完成了丁玉兰口述史的采访、整理工作。
为使这本口述史更能透射出历史的光影，采写、整理者还将口述者的历史背景按口述者的经历，分时期地给予简介，便于读者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个大致的了解。此种写法在口述史著述中十分鲜见，或许是一种尝试和创新吧！
陆勤毅教授和我先后审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口述者丁玉兰和采写整理者段金萍吸收了这些意见，再度给予补充、整理。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和安徽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对本书的采写、整理和出版给予了支持。合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春梅自始至终关心、支持这项工作。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编辑胡莉为本书出版辛勤劳作！合肥市庐阳区民政局退休干部杨杰是本书的联络员，为口述者与采写整理者之间的沟通，不辞辛苦。还有更多的庐剧爱好者和丁玉兰的“粉丝们”也都积极支持，翘首以盼本书出版。在此，谨向所有为本书编写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沈葵
2017年11月
如果说融合了多种地方戏曲精华而成的京剧是中国的国粹，那么诸多根植于当地文化土壤的地方戏曲则是当地文化的代表。庐剧就是流行于合肥方言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地方剧种。合肥，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曾称庐州，庐剧因此而得名。合肥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两千多年的城市史，《史记》《汉书》对合肥皆有记载，并称合肥为南北货物输会之所在，《汉书》更将合肥与寿春合在一起，列为当时全国八大都会之一。合肥历来处于中国经济、文化的连贯东西、融汇南北的重要节点上，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合肥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并深得文化交流之利，庐剧才得以应运而生并广泛流传，成为合肥历史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每个剧种在不同时期都有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丁玉兰就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庐剧的代表人物。在中共合肥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的支持鼓励下，在丁玉兰先生和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的庐剧人生——丁玉兰口述史》终于付梓出版。这是合肥文化事业发展史上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丁玉兰，著名庐剧表演艺术家，安徽庐剧艺术的名片和标志性人物，为庐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庐剧艺术“皇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丁玉兰的庐剧艺术传遍了江淮大地，家喻户晓，为万千百姓奉献视听大餐，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丁玉兰的庐剧甚至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不止一次观看过她的精湛表演，并给予鼓励和赞许。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丁玉兰仍然活跃在庐剧艺术舞台和庐剧艺术传承与传播的事业中，她是为庐剧艺术而不断进取、不断追求、不断升华的人。正是因为以丁玉兰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持之以恒地追求、探索和创新，庐剧艺术才能由小到大，由粗归精，由简及繁，由信马由缰到有序、按章地发展起来，成为合肥地区乃至江淮、皖中地区的代表性戏曲艺术，成为具有合肥地方文化特色的戏曲剧种，甚至成为合肥地方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能够拥有自己独特的戏曲剧种，这在全国并不鲜见，却也并非每城皆有。有此，当是令这座城市的人们十分惬意而又引以为豪的事，也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识。因为，它映衬出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更揭示出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合肥，恰是这样一座令人神往、让人钦佩的城市。庐剧成了合肥这座城市的文化韵味。
当今时代，伴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文化艺术传播媒介层出不穷，人们汲取文化艺术营养的途径、方式和手段更加丰富、便捷，作为传统戏曲艺术的庐剧，无论在传播方式、手段等方面，还是在受众面上，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冷落的状况。但是，文化是一座城市无法抹去的遗传基因，与城相伴，直到永远。所以，作为长期植根于民间的传统地方戏曲，庐剧在新时代的历练过程中，创新发展，一定会走出一片新天地。对此，我们每个合肥人都满怀信心！2016年，传统庐剧剧目《秦雪梅》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新年戏曲晚会，再一次续写着合肥地方文化艺术的辉煌。
合肥，是正在建设中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是“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梦想所在。当今的合肥，正处在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转型发展的时期。打造凸显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大力开展庐剧振兴工程，是合肥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新编大型庐剧《东门破》，入选第二届安徽文化惠民“精品大戏”，新版庐剧《孔雀东南飞之焦仲卿妻》走出合肥、走出安徽，赴上海、武汉、绍兴等地巡回演出，传播了庐剧艺术，也传播着合肥地方特色文化。今天，庐剧艺术正在以不断创新的勇气，承接着文化传播和文化繁荣的重任，成为合肥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支日益强大的力量。
我们相信，庐剧艺术大师丁玉兰和更多的中青年庐剧艺术家，一定会按照党的十九大“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的号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陆勤毅
2017年11月
农历丁酉年秋收时节
段金萍采写整理的《我的庐剧人生——丁玉兰口述史（精）》是著名庐剧表演艺术家丁玉兰的口述史。庐剧作为流行于安徽尤其是合肥一带的地方剧种之一，是合肥文化的重要代表，被誉为庐剧艺术“皇后”的丁玉兰则是庐剧的标志性人物。这部口述史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图文并茂地将丁玉兰的从艺经历、艺术活动、表演技艺、代表剧目等完整地记录下来。本书对于读者了解庐剧、了解丁玉兰，乃至庐剧的传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段金萍采写整理的《我的庐剧人生——丁玉兰口述史（精）》是一部如实记录丁玉兰艺术人生的著述。
丁玉兰，著名庐剧表演艺术家，安徽庐剧艺术的名片和标志性人物，为庐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庐剧艺术“皇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丁玉兰的庐剧艺术传遍了江淮大地，家喻户晓，为万千百姓奉献视听大餐，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丁玉兰的庐剧甚至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不止一次观看过她的精湛表演，并给予鼓励和赞许。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丁玉兰仍然活跃在庐剧艺术舞台和庐剧艺术传承与传播的事业中，她是为庐剧艺术而不断进取、不断追求、不断升华的人。正是因为以丁玉兰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持之以恒地追求、探索和创新，庐剧艺术才能由小到大，由粗归精，由简及繁，由信马由缰到有序、按章地发展起来，成为合肥地区乃至江淮、皖中地区的代表性戏曲艺术，成为具有合肥地方文化特色的戏曲剧种，甚至成为合肥地方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