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亮著的《吃的风度》述说餐桌边的中国人情。收入的《先生的餐桌》,述说钱锺书、杨绛等知识分子在作者家中聚餐的情景,天津《今晚报》2017年4月发表后很有影响。
《吃的风度》作者父亲是北京著名翻译家,母亲擅长烹饪,因此作者有深厚的美食经验,广泛的文化修养。本书是饮食文化主题散文集。以人物故事的手法,描述文人饮食趣闻、京都饮食名馆,赏析南北饮食风味,议论中西饮食风情,侃侃而谈中国餐桌边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舌尖上的乡愁。
《吃的风度》有意在文章中贯通中国饮食美学知识。作者将这些知识,作为调料,适当加入文章中,不生硬,不灌输,不硬劝,让读者在闲谈之中听君一席话,如读百卷书。
为什么蔬食第一?何者是百菜之王?文人菜是哪帮?增鲜法是什么?吃鱼最讲究什么?吃蟹最好怎样?“红嘴绿鹦哥”是什么菜的外号?武松连喝十五碗的究竟是什么酒?荼何时开始叫茶?为什么说礼仪之邦首先是饮食之邦?什么话体现了中国饮食美学的基本原则?什么是钱锺书杨绛夫妇口中的“杜家菜”?
施亮著的《吃的风度》在记人、记事、记书的趣谈中,向读者介绍了中华饮食国学的常识。本书人物有古有今,有中有外,有精英有平民,有街头小百姓有书斋大学者,被作者拉倒餐桌边欢聚一书,同桌共餐,同心共欢。
经过了新时代一阵阵革命波澜的荡涤,多数规矩已经成了乌有笑谈。到了现代,我们家庭的饭桌上几乎是再没有什么餐饮的礼仪或规矩了。不过,这些年人们又开始注重餐饮礼仪。我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就有一段描写,某会所的一位英国贵族出身的礼仪小姐,专门训练一批富豪的“绅士派头”,让他们懂得国际性高级宴会的礼仪。这些轶事,是以前我从一个朋友处听来的。他讲着那些曾经当过红卫兵的大款们,一举一动都受到洋人礼仪小姐的批评,却又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她的调教,那些细节是颇含某种历史性讽刺意味的。当然,那种在重重礼仪性束缚下的吃喝,滋味是很难受的。一位外交官就对我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参加那些外交宴会,吃的时候要注意举止风度,且边吃边谈话时,头脑要高度清醒灵敏,唯恐说出什么不妥帖的话来。特别是由于所处的外交场合,餐桌上更不能冷场,彼此都是互相没话找话说。此时哪里顾得上品尝美味佳肴?一顿饭时常拉长至三四个小时,更是让人疲惫不堪。他坦白地说,我其实是并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宴会的。它是一种工作,并不是享受。因为,那些繁文缛节的饮食礼仪,限制了人的自由天性,自然也不能给食客带来快乐。
我读赵珩先生的《老饕漫笔》,文笔清雅,趣味盎然。此书颇得饮食文化之精髓。其中有一文《说恶吃》,作者认为,“恶吃”可分三种,一是不应人馔的环保动物;二是胡吃海塞,奢靡无度;三是饮食环境的恶俗。我很赞成他的观点。吃是一种文化,而真正体现其文化蕴藉的,并不见得就是吃喝者可享受稀有昂贵的食物,或身处富丽豪华的环境,更在于其具备毫不藻饰的怡情悦性心境。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了,人们开始注重精致的饮食,宴会也特别多。我也参加过几回所谓高档的宴会,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觥筹交错,艳姝名士,排场豪奢,有时身后还站着成排的侍者,但是,未见得就能使得筵席中的客人们尽得雅趣,反倒有附庸风雅之嫌。虽然是主客频频敬酒,彼此常是没话找话,或说着连篇废话,彬彬有礼后面却掩盖的是百般无趣,这样的吃喝实在是一桩苦事。还有一些场合,主人为了烘托气氛,就拼命鼓动人们以闹酒为乐,自己也豪饮纵酒,一醉方休,以为主客尽显醉态甚至是丑态,便是最大乐趣。这就是真正的恶俗了。可惜这种“恶吃”“恶喝”,竞成为吃喝场上的风气,更是可悲可叹。
其实,“吃的风度”未必就是中规中矩,斯斯文文;也不见得是非要设什么繁文缛节方能体现其风雅。文人们时常不耐烦那些礼仪限制,更追求通脱放任的情趣。民国时期,文人间“吃小馆”蔚然成风,大都是邀集三五好友,在有特色的小饭馆里品尝一些较精致的佳肴,互相畅聊一番,更追求随意的氛围与兴味。我看到有回忆鲁迅的一文,写鲁迅与一位学生同路回家,遇一饭摊,便一块儿吃那饭摊制作的荞麦条子。鲁迅幽默地说,就是皇帝老人也未必能享受到如此美味。这亦是另一种优雅。谁能说这位文豪因在饭摊上大嚼平民粗食,便失却了他的风度呢?我亦见何志云君回忆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一桩趣事,说是一群作家去西双版纳采风,到傣族的露天排挡去吃夜宵。汪曾祺老人喝着啤酒,就着烤小鸡,笑得跟孩子一样,还模仿着杭州话,跷一跷大拇指说:“哉!真哉!”汪曾祺先生的童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风雅,既不靠循规蹈矩来维持,也不依恃财富权力而显摆,这是一种毫不藻饰的天生气质,也是一种人格。
我以为,风度是人的内在修养及素质的体现,“吃的风度”亦是如此。(P2-5)
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写饮食文化随笔最为精湛的,有周作人与梁实秋两位著名作家。周作人的《知堂谈吃》散文集,由钟叔河先生选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此书的文化价值,就在于编者所言:“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对待现实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态度。”其实,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的独特价值也在于此,也就是作者谈饮食文化的过程中,所寄托的那一份思故土、怀故人的深挚情感。这两本书,都是我很喜欢的。时读时新,时读时有味。虽然,从中体验的仅仅是“耳食”与“目食”的心理效果,但更多的却是对“世味”的品尝。
而在当代写饮食文化随笔的作家中,我比较钦服的是赵珩先生。他的两部随笔集《老饕漫笔》与《老饕续笔》,写口腹之物,记风物人情,述历史掌故,文笔典雅,情致隽永,可说是有着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品,我也很喜欢读。我在此书里,有多篇文章引用他的作品,亦在此向赵先生遥致敬意。
还有,饮食烹饪文化史专家邱庞同先生所著的《饮食杂俎》,也使我颇受教益。书中丰富的史料,详尽的考证,让我从中得到关于古代饮食烹饪史的一些粗浅知识,这里也向邱先生表示感谢。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撰文认为,中国文化中饮膳为世界之冠,世所公认。但其中却有着另一番情味,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美术、戏剧、音乐有着相通之处,“使人生果得多情多味”,又称为品味。“故中国人生,乃特以情味深厚而陶冶人之品格德性,为求一至善尽善之理想而注意缔造一高级人品来,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点。”所以,赏菊,食蟹,品茗,饮酒,吟诗,这是古代士大夫文人们的美学品味,从中可得一种艺术通感的。而且,其中亦可寻觅某种蕴藉含蓄的艺术意境与文化氛围。
在西方文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
从西方观念看来,饮食烹饪应当归于科学范畴,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化学的分析研究引入食物构成、调味混合之中,也更加注重那些食品对人体是否有益无害。这种饮食观当然也值得我们汲取。但是,中西方的饮食观是有差异的。我在《小笼汤包之研究》一文写到了这个问题。美国人克里斯托弗·卡维什对上海小笼汤包可说是情有所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被美国记者戏称为“有史以来最书呆子气的美食指南”。但是,他所褒奖的卖小笼汤包最佳饭店“尊客来”的员工们却感到厌烦,他们并不认为卡维什是其“知味”者,双方难以沟通。
关键就在于,中西方之间的“知味观”是大相径庭的。
《中庸》云:“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这个“味”,其实也是品味。或可说是文化品味。所以品味并不单指口舌之味,更多包含了难以共享的情味。由于中西方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其口味体验也就不尽相同。 我写一些饮食文化的随笔,也不过十年光景。开始是给《深圳特区报》写,拉拉杂杂写了十几篇,其中的几篇如《北京的饭馆》《野蔬食趣》等却受到读者的关注,还被一些网站转载。以后,这些文章又被收人我的随笔集《前思后量》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与谈民俗文化的一些文章汇为一辑,谓之“知味知音”,这多少也是有点儿自夸,我哪里算得上什么“知味”之人?
伊尹言:“味之精微,口不能言。”知味也就是品味,也就是审美价值观。
其实,不仅中西方文化的品味不同,我们各自的品味也有所不同,其细微精妙处,确实是奇妙难言的,很难有统一认知。我自己的品味也说不上什么“知味”,不过是个“真俗人也”。不过,我却不顾自己的学识,浅陋与品味不高,以后仍然又写了许多篇谈饮食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文汇报》及《海内与海外》杂志上。其中《吃的风度》一文得到新闻媒体重视,被不少报刊与网站转载,其文之片段甚至被收入高考试题的参考资料里,这是既让我感到欣慰也觉得惶愧的。
前些时候,我的女儿施苹苹建议,可将这些谈饮食文化的小文汇为一集,再补写些文章,凑成一本书。我就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问隙中,又陆续写了几篇“食话”类的文章。这些饮食文化的随笔,信笔拈来,随心所欲,难免有芜杂之嫌,记忆中也可能有错讹,还望读者们多多给予指教。
顺便还要感谢一些报刊编辑们,比如《海内与海外》的编辑朱克石、《深圳特区报》的原编辑安裴智、《北京日报》的编辑李培禹、陈戎、彭俐,《文汇报》的编辑周毅等许多朋友。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下.我才有创作动力写下这些小文,也才可能有此书的产生。尤其是感谢刘茁松兄,他一直关怀着我的创作,曾经帮助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胡同》,如今在这部谈美食的散文集上又花费了很多心血,他的友情也是我写作事业的支撑之一。
2016年3月8日于白云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