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历史与现实，需要与可能
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应该迁都，迁到哪里这样的话题，有的还有很具体的理由和规划。最近又有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
兹事体大，不妨先看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哪几次迁都，成败如何，对当时和此后的历史产生过什么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还是夏朝、商朝，迁移是生存和发展的经常性措施，也是对付天灾人祸的有效手段，所以迁移和迁都相当频繁。其中见于明确的记载、影响最大的一次迁都应为商朝的盘庚迁殷。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商朝的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殷墟一带）。
关于盘庚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作过种种推测，不外乎躲避黄河水患、土地肥力减少、通过迁都“去奢行俭”保持一种比较节俭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为游牧民族的残余的习惯性措施。从迁都后盘庚发表的训词看，迁都之举曾引起贵族们的反对和恐慌，经过盘庚强有力的劝告和镇压才在新都安定下来。但此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再未迁移，以往那种不时迁都的历史从此结束。
公元前880年，周朝的首都由镐京（今西安市一带）迁至洛邑（今洛阳市）。这是因为镐京一度被犬戎攻陷，都城受到很大破坏，而且由于周天子势力衰落，此后也难抗御犬戎的入侵，只能东迁至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类因在军事上处于弱势，不得不以迁都寻求一时安全的办法以后还多次出现。如战国时楚国的都城由郢（今湖北荆州江陵）迁至陈（今河南淮阳），又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面对蒙古军队的入侵，金朝的首都由燕京（今北京）迁往开封（今开封），末年又迁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更严重的是，因国土沦丧，原有的都城已为敌方所占，要继续存在，自然只能迁都。如东晋建立时，西晋的首都洛阳已非晋朝所有，只能迁都于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立时，北宋的首都开封也已被敌方控制，只能以杭州为“行在所”（临时首都），一直“临时”了一百多年。
另一种情况，是权臣或军阀为了进一步掌握政权，迫使皇帝将首都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地点。如东汉末年，董卓强迫汉献帝由洛阳迁往长安，以后又迁至曹操控制的许（今河南许昌）。北魏末年，高欢逼朝廷由洛阳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唐朝末年，朱温迫唐昭宗由长安东迁洛阳。这类迁都，完全是夺取政权的先声，不惜以破坏摧毁原有首都为手段，造成巨大损失。
在和平时期的迁都则主要考虑国家的安定和某一方面发展的需要。如秦国的首都从平阳（今陕西宝鸡东）迁至雍（今凤翔），又迁至栎阳（今西安市临潼区北），最后迁至咸阳（今咸阳市西北），适应了东向扩张发展的战略。汉高祖刘邦已定都洛阳，听了张良和娄敬的建议后，立即迁都关中，并新建长安城作为首都。光武帝刘秀恢复汉朝（东汉）后，为了就近得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便于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础南阳地区的支持，定都于洛阳，而不是恢复西汉的首都长安。北魏孝文帝为了从根本上实行汉化，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迁至洛阳，使政治中心深入华夏文化的中心，将鲜卑人的主体置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明成祖朱棣在拥兵南下篡夺政权后，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虽然有巩固自己根据地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对抗蒙古的威胁——将首都置于接近边疆的险地，使国家不得不保证前线的军事实力。而清朝由沈阳迁都北京，完全是顺应了由边疆区域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
由于古代没有机械交通工具，运输相当困难，而首都又不可能完全服从经济布局，粮食和物资的运输始终是一大难题。由于主要的粮食产区在关东和东南地区，为了便于运输，首都的位置不得不逐渐东移，由长安至洛阳，至开封。元朝定都北京后，打通南北大运河，维护运河漕运，就成了朝廷的头等大事。此后明、清两代能在北京建都，都离不开大运河输送粮食的作用。
不顾地理条件和实际可能，盲目定都或迁都，不仅劳民伤财，最终也会以失败而告终。朱元璋由南方起兵，以应天府（今南京）为根据地，全国统一后，南京自然而然成了全国首都。朱元璋深知南京在全国的位置过于偏南，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他曾考虑过西安，但西安和关中残破贫穷；他考察过开封，又见连接东南的河道水浅沙淤，无法满足漕运之需。最后他决定在故乡凤阳建中都，规模比南京城还大。但在新都即将建成时，朱元璋又下令停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成功的迁都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趋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上百年、数百年的安定。即便如此，迁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只有国力强盛时才能应付自如。而且也可能引发政治分歧，甚至形成反抗或动乱。北魏孝文帝的南迁计划一开始只得到个别大臣的支持，只能以“南伐”为名造成既成事实，才勉强为大臣所接受。反对势力企图发动政变，连他的儿子也因公然逃出新都而被处死。而失败的迁都往往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越迁越弱，越迁越乱，以至覆灭。
那么中国是否到了应该主动迁都的时候？北京是否到了非迁出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现代化条件下考虑首都的合适位置，不同于传统的“天下之中”。北京尽管不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但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距离的远近已影响不大。何况全国的资源、人口、城市、产业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严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与地理中心或重心并不一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也是优劣兼具，至少不比“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差。
就自然环境而言，有人担心沙尘暴会愈演愈烈，环境污染和缺水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据各项统计数字全面评估，北京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并未出现明显的不利变化。如沙尘暴并非近年来的产物，也不存在愈演愈烈的规律。环境污染和缺水主要是人为原因，是产业分布不合理，不注意环保和节约用水的结果。通过工厂外迁，污染源治理，调水节水等措施，自然环境可以得到相应改善。
的确，近年来北京人口数量迅速膨胀、交通堵塞、房价高攀、古都风貌近于消失。但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通病，并非首都特有；有的则与高度集权的体制有关。例如，政府虽一再精简，实际上机构还是越来越庞大，事权越来越集中，不仅本身的人员越来越多，还使来首都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本来可以通过信息传输解决的问题，非得有大批人员、多次来往才能解决，光各地、各单位的“驻京办”就有很多人，动用很多资源。如果这样的体制和事权不改变，首都迁到哪里，哪里就会成为新的“北京”。而如果按这样的体制和规模迁都，新都的建设和旧都的搬迁都会需要太高的成本。
在体制改革、精简事权的同时，不妨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将有些本来应该在首都举行的会议和活动分散到地方上举行，本来应该设立在首都的机构或设施建在合适的外地。如现在的全运会轮流在各省市开，既减轻了北京的压力，也促进了各地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的发展。这类活动还应再增加。又如，可以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再如，有些中央或全国性机构可以临时或长期设在外地，如管理少数民族的部门不妨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轮流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办公，以促进地区发展。
采取这些措施，至少可以使北京的规模得到控制，并逐渐有所缩小，各种设施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维持数十年时间。到那时国力更强盛，再为一个比较小规模的首都选择最合适的地点，就比较从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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