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当达创作的《红与黑(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名译》被誉为欧洲现实主义批判文学，发表时引起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大轰动。书中言辞犀利，内容深刻，发人深省，情节跌宕起伏，虽以主人公于连的两段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实质上却是一部“政治小说”。本书于1999年入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书目。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将其推荐为个人理想藏书之一。

斯当达创作的《红与黑(全译本)(精)/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名译》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及两次爱情经历的描写，揭示了复辟王朝时期的波澜的阶级大博斗，反映了政治黑暗、教会腐败，贵族反动和资产阶级利欲熏心的广阔生活画面。于连的两次爱情动机都是以爱情占有为出发点最终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长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第四章 父与子

 第五章 讨价还价

 第六章 烦闷

 第七章 缘分

 第八章 小小风波

 第九章 乡野一夕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 鸡叫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第二十四章 省会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第三十章 野心家

下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第一步

 第四章 拉穆尔府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 风湿痛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第九章 舞会上

 第十章 玛葛丽特王后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 古剑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 争论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第二十八章 《曼侬·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第四十章 静退

 第四十一章 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书后附识

附录

 译书识语

 日译犹得五百字

过了一会儿，于连看到他们仨支着斧头，在那里密谈。看了半天，仍猜不出究竟，便踅到轮锯的另一边，免得自己给他们看了去。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会使他的命运为之改观，倒要好好想想，但觉得此刻无法审慎考虑，因为一心揣想着瑞那先生漂亮的府第会何等纷华盛丽。“这一切我宁可放弃，”他转念又想，“也不能降格跟用人一道吃饭；爸要是强迫我，我就去死。我手头有十五法郎八个苏的积蓄，还不如今夜就逃。走小路不用怕宪兵，两天就能到贝藏松，去入伍当兵；不得已，就越过边境到瑞士去。不过这么一来，前程就谈不上了，抱负也完了，更甭提教士这份位尊势重的美差了。”

与用共食的羞恶心理，在于连并非与生俱来的；为了出人头地，再难堪的事，他都肯做的。这种厌恶情绪，是读卢梭的《忏悔录》读来的；他就是凭借这本书，臆想着世界的千态万状。此书，可与拿破仑大军的《帝国军报》及《圣赫勒拿岛回忆录》鼎足而三，成为他的全部经典。为这三部书，他可以舍生忘死。别的书籍，他一概不信。听了老军医一句话，便认定天下其余的书，都是连篇累牍的谎言，都是宵小之徒以求荣进的杜撰。于连除了一颗炽热的心，还有一副常见痴子才有的惊人记忆。他看出，自己日后的出息，都要仰仗谢朗神甫；为了博得这位老教士的欢心，他把拉丁文《新约》背得滚瓜烂熟。默思德的《教皇论》，他也能背得。但无论《新约》，还是《教皇论》，要谈信仰，他都甚为淡薄。

索雷尔和他儿子，仿佛彼此有过默契，这天都回避着互不说话。黄昏时分，于连到神甫家去上神学课，对这项出格的提议，他认为还是保持谨慎，不露口风为好。心里想：也许是个骗局，要装得忘记才对。

瑞那先生在第二天一清早，就派人来叫索雷尔老爹。老头儿让人家等了一两个钟头才到，一进门就连连道歉，频频鞠躬。表示过种种异议之后，索雷尔才弄明白，他儿子将跟先生太太同桌用膳，遇有宴请，才单独与几位少爷在另外房间进餐。看到市长大人急切的心情，索雷尔本来就爱节外生枝，这时就愈发吹毛求疵，加上心里不无疑虑和惊异，便提出要看看儿子来后的卧室。房间十分宽敞，家具也十分雅洁，几个用人正忙着把三个孩子的床具搬进去。见此情形，这乡巴佬灵机一动，这次更有把握了，马上提出要看看给他儿子穿的衣服。瑞那先生打开写字台，取出一百法郎。

“你把这笔钱拿去，让你儿子上杜朗先生的铺子定做一身黑礼服。”

“万一我把他从府上领回去，”乡巴佬这时把客套礼数都忘了，“这身黑礼服还能归他吗？”

“那不成问题。”

“唉，那敢情好！”索雷尔拖长了声音说，“这里还有一桩事，要合计合计，就是你先生能出多少钱。”  “怎么！”瑞那先生吼了起来，“昨天不是已经谈妥了吗？我出三百法郎。这数目已经很高，甚至太高了点儿。”

“这是你出的价，我不否认，”索雷尔老头一字一句，说得更慢了。他突然福至心灵——只有对弗朗什一孔泰农民不甚了解的人，才会感到惊讶——眼睛直勾勾看着瑞那先生，补上一句：“咱们在别处，可以要到更多。”

一听这话，市长脸色大变。不过，他马上镇静下来。经过长长两个小时的钩心斗角，那是每个字都不能随便说的，乡巴佬的奸猾，终于战胜有钱人的机敏，因为阔佬不一定非诡诈才有活路。最后，有关于连新生活的诸多条款都一一谈定：年薪不但定为四百法郎，而且还得在月初预付。（P19-20）

《红与黑》和“卢梭情结”

傅铿

最近赏析傅雷译文全集修订者罗新璋先生相当古雅的《红与黑》的译文，便拿了一本英译本对照着读。对于罗译的“信、达、雅”，只能说是五体投地。我们从前看的是著名法文翻译家郝运的译本，他的儿子还曾是笔者二十年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于是便又想到了找同书的一些其他译本来看看。这一找不得了，居然找出了不下十个《红与黑》的译本。从一九四七年赵瑞蕻先生的译本，到最近郭宏安的译本等大家的手笔，中间还有许渊冲和王瑾泽另两位名家的译本。此外译林江湖上的好汉亮出尊姓大名的还有张冠尧、水木、魏裕和杨剑敏的译本，至于那些不知为何隐姓埋名的《红与黑》译本也另有一大把。

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听说过一部西方小说有十个以上译本的。即便是《神曲》，也不过是七八个译本而已。然而《神曲》是史诗，是出名的难以翻译，译本多还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在想，那么多人翻译《红与黑》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字拥有巨大的挑战性，还不如说是中国的读者和译者在心灵的深处都深深地被那种“卢梭情结”给迷住了。从“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特别迷恋卢梭的著作，从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到《爱弥儿》和《忏悔录》，几乎本本都是在进步青年中间相当流行的热门著作；无独有偶，这种“卢梭热”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法国青年中的时髦在中国的翻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左派都依然热衷于卢梭的思想，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现的新著《独行者的呓语》（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在法国更是人手一本，洛阳纸贵。然而在中国，卢梭的理论著作毕竟还是太艰深，《红与黑》动人的悲剧性故事情节则正好既轻松地弥补了深奥理论的空缺，又满足了跳越社会阶层之龙门的美梦。

行文至此，读者会问，何谓“卢梭情结”？在我看来，“卢梭情结”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的问题。卢梭认为由传统惯例所认可的特权构成了最不合理的不平等，是人间罪恶的渊薮：“人天生是善良的，是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成邪恶”。这种煽情的、对社会等级刻骨铭心的忌恨在近代不能不最先归功于卢梭，而且它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社会公平不仅仅是指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社会机会平等，还意味着人人拥有致富和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也应该是均等的，社会弱势群体则有权得到财富的社会再分配。任何社会等级制度，不管它们有多么古老，都是不合理的。斯当达将这种对等级制度的忌恨在《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身上刻画得淋漓尽致。于连最初对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的感情都根本不是所谓的爱情，而是冷静算计之下标志他的聪明才智的战利品，所以当他初次得手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的时候，心里的最大快意是扬扬得意，而绝不是那种得到终身异性知己的喜悦。斯当达在描叙瑞那夫人和于连第一次偷情后的心理时说“于连走后，使她神魂失措的云情雨意并未消歇，同时令她撕心裂肺的悔恨交迸也未中止”（为了体现罗新璋的神译，特将英译附上：Julien's departure did not in any way bring to an end those ecstasies which thrilled her in spite of herself，and those troubles of remorse which lacerated her）。此外，斯当达在描写于连两次和瑞那夫人及拉穆尔小姐幽会中，都让于连用一把梯子从窗口爬进她们的房间。这个“梯子的隐喻”不仅表明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爬升者，同时也象征着于连不惜任何人身屈辱，在社会等级忌恨的驱使之下，会用尽心计，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的梦想。

“卢梭情结”的第二种成分是对贵族的爱憎交织的情感。卢梭作为一个钟表匠的儿子，十六岁便逃离了家乡，后来遇上了一位比他大十几岁的贵族恩人德、瓦朗夫人，她把他收留下来，给他以系统的教育，并使他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沙龙之中。德·瓦朗夫人对于从小失去了母零的卢梭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身份。然而卢梭后来在贵族社会的沙龙中无时无刻不受到贵族的冷眼歧视。因而卢梭对于贵族的情感混杂着又恨又爱的复杂心理，既不能融入贵族社会，又脱离不开贵族的扶持。相比之下，同样受到过诸多贵族的侮辱的伏尔泰则没有卢梭那种对贵族的嫉恨或爱憎交织的情感。伏尔泰的策略是融入到贵族社会之中。《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锯木匠的儿子，从小也没有母爱；于连也是一个像卢梭一样聪颖过人的才子，最后在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之间还是更爱比他大十几岁的瑞那夫人，因为他实在感激瑞那夫人对他没有偏见和杂念的爱心。斯当达所刻画的于连形象留下了半个多世纪前卢梭的真实身世的痕迹。就连对于贵族的那份爱憎也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也有不同的话，那便是于连的野心恐怕比声梭更为雄伟，更为高大：于连的终极梦想是要做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将军（红色是当时法国军服的颜色），复辟时期的法国粉碎了于连的梦想，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教会里终日穿黑服的神甫。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贵族制度，但是“欺贫媚富”的势利眼在社会剧变的今天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欺贫媚富”则不过是卢梭那种对贵族爱恨交织情感的变相体现而已。

“卢梭情结”的第三种成分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亵渎神灵心理。于连内心的终极傲慢正体现在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甫，神根本就不在他心里。于连对他的恩人彼拉神甫坦白了他内心一丁点儿都不相信上帝，他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神甫完全是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斯当达在描叙于连的心理时毫不隐讳地告诉读者，于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拯救五个人，还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杀死一个人。卢梭本人曾为了个人便利而从天主教改信新教，后又从新教返回天主教。最后沦为既不信传统的天主教，也不宗奉新教。他在《社会契约论》里阐述了一种“最高主宰教”，认为那是社会团结所需要的宗教情感，成了现代世俗的“公民宗教”的鼻祖。至于于连，他恐怕连“最高主宰教”都不放在眼里。当他踌躇满志、将和拉穆尔小姐缔姻、得到了拉穆尔侯爵的封地、又升到了军队中的上尉之时，正是他性格中的这种亵渎神灵的高傲，像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人物性格中的弱点一样，导致于连因旧情人的一封书信而竟去枪杀旧情人，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笔者以为，斯当达所安排的这个最后结局主要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同情，而是象征着“卢梭情结”的种种炽烈情感最终必将导致个人的毁灭；至少是在当时法国的国情之下，这种“卢梭情结”导致个人毁灭的象征完全合乎社会的逻辑，乃至合乎历史的逻辑：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恰恰即是“卢梭情结”走过了头。

至此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于连有那么多的致命性格弱点，为什么他仍然得到读者普遍的同情呢？简单地说来，这是因为于连仍然是社会不公的一个牺牲品。于连是当时法国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弱者，他的出人头地的想望仍然受到贵族社会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的限制，使他感到受尽屈辱。同时，那个怂恿瑞那夫人写信、出谋划策陷害于连的维璃叶市新市长所代表的旧贵族也确实痛恨于连这个不择手段又毫无信仰的平民觊觎者，所以作为陪审员，必欲置于连于死地不可。再者，于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度翩翩的才子，那种天生我才而无用武之地的处境也赢得了法国和中国读者的广泛同情。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有形无形的歧视，要是机会确实是人人平等的，要是法律是公正的，那么于连的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因此，也可以说斯当达是在用于连的悲剧控诉当时法国社会的不公。斯当达的高明就在于，他笔下的于连使人产生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同情，而是混杂着某种可怜、可悲乃至可鄙的同情，以致说不清到底是同情，还是可叹。这比后来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男女主人公使人产生的那种单纯同情感似乎更有力量。

“卢梭情结”最容易在社会公平缺乏保障的社会之中盛行。美国的贫富差别在世界上恐怕是数一数二的，公司CEO的平均薪水是普通工人的三百多倍，而美国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少于一万五千美元）；然而除了那年华尔街拿了纳税人的钱乱发奖金引起民愤之外，美国人似乎对贫富差别的忍受力相当之大。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美国梦”所宣扬的，即是人人都有致富和成名的机会；确实还是有很多社会立法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此外，司法相对来说是独立而公正的。所以仇富心理在“美国梦”的诱惑面前大都消解了。没有人会对亚马逊的贝索斯、股神巴菲特或雅虎的杨致远产生忌恨或仇富的心理。

中国当前的仇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卢梭情结”的一个变种。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社会立法不完善。中国几千年来尚没有一个完善而独立的民法系统，以致老百姓总是要跑到老远的京城去诉冤或上访。这种诉冤或上访的传统本身即说明了司法系统的不独立，或者说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然而社会体制有其自身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乃至个体的一生中彻底改变。这里笔者只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读者会如此着迷于《红与黑》这样一本反映社会等级制度之不公的小说。笔者甚至在亚马逊网站上读到一位美国研究生的评论说，美国大学生中读英语专业的学生居然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斯当达的这部小说！

——原载《书城》二○一一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