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代表性作品。

聚焦中国社会热点的畅销图书。

梁晓声以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领悟和独到笔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层组成情况进行细腻分析和深意阐述。

虽然该书于20前出版，但是它的深刻内涵和独特价值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被稀释，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和警示意义。而且，此次出版，不仅对原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还增加了部分章节，更有现实感和可读性。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增订本)》中梁晓声对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老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中国农民工、中国当代“黑社会”以及中国“灰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图通过自己的笔触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中国社会的全貌。读者可以通过这部作品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常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于再版的补白

引言

第一章 当代资产者阶层

第二章 当代“买办”者阶层

第三章 当代中产者阶层

第四章 当代知识分子

第五章 城市平民和贫民

第六章 农民

第七章 中国农民工

第八章 中国当代“黑社会”

第九章 中国“灰社会”

第十章 关于国家和经济发展机遇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鱆或没有鲸，没有海豚。也好比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钱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和动作时，他们已然做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日“机会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掀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了的事。他们转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在那里倾家荡产，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的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怪不怪之事。王宝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阶下冈，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不能说交得“不明不白”。

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渚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免常生出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P23-25

关于再版的补白

一

老友电视剧导演李文岐，一直希望我能为他完成剧本《马永顺传》——我并非要趁书再版之际为自己做一次广告，以我目前的身体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写到此事，乃因联想到了另一件事——据我所知，有某国之中国问题专家撰文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关系“呈现撕裂状态，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大重要社会阶层，每有明显的互相嫌恶甚至敌视现象，而且每一方都同时反感另外两方……”。

我不能不承认，这位某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之社会关系状态是具有一定敏锐性的，绝非主观臆想。

但，他的结论，主要依据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涉及对于“文革”的看法，某些工人和某些知识分子，往往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并且确实的，也往往会表现得相互敌视。不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此种现象近年频发。

2000年前后由农村中青年而变为新时代工人的人——他们是今日之中国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又据我所知，基本上并不跻身于那种“敌视”关系；他们很超脱。

二

某些人只不过是某些人，一部分终究是一部分——据此得出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关系已处于“撕裂”状态，所依据的又仅仅是对特定之历史时期与历史人物的分歧或对立观点——即使往往呈现得相当敌视，就社会学的结论而言，肯定是引证不充分的。

回到马永顺的话题，参与讨论将这一曾是历届全国劳模、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人物的事迹怎样编创为电视剧的，不仅有我和导演李文岐以及几位演员朋友，还有文化知识分子。

几位演员并非无戏可拍闲得慌了，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事，都很忙；而几位文化知识分子，他们是界外人士，都不巴望将来挂什么“策划”之名——都是因为在某一次朋友间的聚会时有人谈起了，产生了敬意，于是下一次讨论一约，受敬意的驱使，特别情愿地参与了。

故可以说——每一位参与讨论的人，其意识里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是敬意使然。

我是在春节期间，每晚睡前，断断续续地看完了《马永顺传》的；印刷极普通的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距今18个年头了，21万字。

一位林业工人中的劳模的传，竟使我翻来覆去地看，联想了很多，很多……

三

二十世纪，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既古老又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城镇人口六七千万而已。

“文革”时期中国已有七亿五千万人口，城镇人口30％左右。那一时期的中国城镇，几乎皆破破烂烂，与大乡村的区别有限。

至2000年，中国已有人口十二亿九千余万，农村人口八亿，约占64％。

以上意味着，当卓别林的默片电影《摩登时代》中出现工厂里的流水线时，中国真正与机械车床“打交道”的工人群体还很少很少。

进而言之，1949年前后，在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两类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工人家庭者凤毛麟角。他们大抵出身于官宦、士绅、乡绅、商贾市民与农家；出身于清贫农家者，亦远多于工人子弟。不仅知识分子群体如此，革命干部及领袖群体也如此。

而这又意味着，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阶级两大群体，缺少先天的、血缘上的联系。比之于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接触工人阶级的机会少之又少。

于是情形是这样的——当1949年前后的老、中、青三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谈及父兄以及家族亲情时，即使出身“红色”家庭的人，往往也多是谈的市民或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再教育”，惯性上是将他们支配到农村去。

这使中国的近代文艺(主要指小说、戏剧和电影)中，工业题材的一向不多。我是文学青年时，仅读过《上海的早晨》和《铁水奔流》两部——大约是1949年以后仅有的两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电影和戏剧中能给当时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工人形象几乎没有。电影《风暴》例外——那是讴歌1949年以前在京汉铁路大罢工中牺牲的工运领袖林祥谦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文艺家成心疏远工人阶级造成的，而是由于工人阶级被戴上了“领导阶级”的桂冠，使文艺家们除了歌颂以外，委实不知该如何表现他们。

但这并没造成文艺根本忽略工人阶级之存在的情况——实际情况乃是，在诗歌、歌曲、曲艺、绘画(特别是宣传画)方面，至“文革”开始，歌颂工人阶级的作品是海量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工人阶级是“神圣的阶级”，这一不可动摇的地位被夯得很实。怎么会不那样呢？——一切发生在城市里的，标志着国家越来越向好的变化，全赖工人阶级的双手所创造。那些变化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知识分子的主体生活在城市，他们看在眼中，对工人阶级的崇敬大抵是发自内心的。

情况又往往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文化型的还是科技型的，在农村面对农民时，良好的前提下，感觉是亲；反之，感觉是悲；而在工……行业更加多种多样的工人，在中国仍是广泛受到尊敬的人。不管他们中哪一行业的代表人物，只要出现在会场上或节目现场的舞台上，仍会使人感到像解放军一样可亲可敬。特别是年轻工人，大抵还使人觉得可爱。中国的年轻工人们真是多才多艺啊，当他们身着各行各业的工装在电视中或网络上亮相并展现才艺时，总是能获得毫无水分的热烈的掌声，绝对不需要预先录制的喝彩。老一代中国工人的光荣，在那样的时刻，由社会各界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由衷地赠予了他们。

在中国，在那样的时刻，从社会阶层关系的深处，“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印证。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明白，自己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皆赖他们的服务而少了烦恼。他们所获之敬意，已退尽政治色彩的铅华，完全是社会学范畴的应得了。

老一代工人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不是在岁月中归于虚无了，而是被他们演绎得如凤凰涅槃了。

以我的眼看来，倘不论家庭，而论亲情维度宽于小家庭的大家族——那么，十之四五的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中国家族，概由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构成。若将在读的高校学子也算在内，比例会更大一些。在中国，在每年春节，亲情融融的家族聚餐的座次中，务工的或求学的农家儿女的言谈，不但将工农关系拉近了，也将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拉近了。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臭老九”，而是每一个家族都希望产生，一旦产生遂引以为荣的“香饽饽”。近年来，在长辈们心目中，一个被社会所认可的知识分子儿女，似乎与一个当官的儿女相比并不逊色了，因为当官的风险大了。

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根系在新几代知识分子那里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工人之家或新工人之家开始批量产生新型知识分子——祖父为农，父辈为工。

于是中国一部分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一部分新工人阶级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新型关系——2000年以前还是个别现象，以后将越来越是普遍现象。

这将是不再容易离间的。

更将是难以撕裂的。

读书真是一件好事，我感激曹锋、吴宝三两位作者所写的《马永顺传》。如果我没读到此书，大约不会有这篇杂感。

我感激马永顺这位已故的老劳模，字里行间的他的音容笑貌，使我一次次怀念起了我的父亲……

2017年2月5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