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全译本上)》是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后期的一部作品。《复活(全译本上)》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托尔斯泰创作的《复活（全译本上）》是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做了无情的批判，暴露了俄国国家机器反人民的本质，揭露了俄国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否定了整个俄国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复活（全译本上）》的基本思想。它以深刻的描写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主要人物表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力

“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官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的话，“走，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踩着急促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穿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吵闹的男牢房。在这些牢房的通气窗I＝I里，处处都有许多盯着他们的眼睛。后来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脸，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笑眯眯地向自己的同伴——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和女犯跨过小门槛，来到院子里，出了院墙，便到了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小官吏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与众不同，行为不正，就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吃惊地瞅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有两个兵押着她，她已经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才感到有点儿放心。一个已经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近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自言白语地说了旬什么。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春天的空气也使她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不过她已经不习惯走石板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感到难受。她瞧着自己的脚下，尽量使步子迈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东摇西晃，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打扰它们。女犯差点儿碰着一只瓦灰鸽。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在女犯耳边飞过，扇起一阵风。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女。女农奴在乡下跟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农村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不速之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他们都是洗过礼后，不给喂奶而死去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姑娘。本来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走了一趟，她是为责骂女饲养员没有把奶油的膻味去掉而来的。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既为奶油的事，也为让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了一通。她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了小孩儿，心便软下来了，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她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由于怜悯自己的教女，又常给她母亲一些钱和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儿”。

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儿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P2－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文学泰斗。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经典名著，它们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它通过对女主人公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对黑暗的沙皇专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并预示了俄国通向复活的途径。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对生活和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她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在两个地主老姑娘家里干活。卡秋莎三岁时母亲死了，由两个老姑娘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后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的身份。ie～ta16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来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与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识并相爱了。不过当时的涅赫留多夫还是一个单纯、无邪的青年，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成为军官后，他就变成一个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了。这一年他再次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怀孕了。怀孕后她已无法再待在老姑娘家里，只好单身跑出来，先是在警察局长家做佣人，受到这个警察老流氓的调戏；后来到林务官家干活，又被林务官强暴；她处处被侮辱，不断被抛弃，最终沦为妓女。在七年被蹂躏、被践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烟和酗酒来打发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最后，在一桩人命案中她被诬陷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开始时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抱负的贵族青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迷上了斯宾塞的学说，并决心要把土地交给农民。但自从混迹于上流社会后，他改变了信念，变得虚伪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经堕落了。现在他平步青云，已当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议会的议员，并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没想到，冤家路窄，竟在法庭上会与玛斯洛娃再次相遇。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苦役，特别是她在法庭上的那种“我没罪，我没罪啊！”的绝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惧和悔恨同时袭来，使他顿时产生了负罪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堕落道路的第一罪人。于是他决心改变自己：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宽恕；他再也不去与省长女儿米西小姐约会；他把自己的豪华住宅典出去，辞掉佣人，住进了一家公寓；为了减轻卡秋莎的刑罚，他提出上诉，四处奔走，甚至决定与卡秋莎结婚来为自己赎罪。

作者对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复活”的过程写得极其细腻，层层深入，鞭辟入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他与卡秋莎的相遇对他引起的强烈的心理反应，这是他复活的第一步。在为卡秋莎案件奔忙过程中，涅赫留多夫接触了各官僚机构和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他对法庭及法官的腐败及整个司法不公的揭露，对监狱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绘，对上层贵族生活的奢侈、糜烂和庸俗虚伪的厌恶和不满以及对处于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农民及广大劳动者的同情等等，这一切不仅无情抨击了统治阶级的一切伪善和黑暗，也说明涅赫留多夫对事物的观点已发生了变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时期，因为这时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又从附和或同流合污转变为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也表明他已从对卡秋莎一个人的同情提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整个劳动阶层的同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土地问题认识上的升华，即从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进而领会到它是整个社会不公和整个社会充满罪恶的根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涅赫留多夫从贵族阶级的立场转到了广大的宗教制农民的立场上。他的精神复活了。

卡秋莎同样有一个精神复活的历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抛弃后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泪告诉了她，世间没有真情，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把她当作泄欲和赚钱的工具。因此当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她，向她表示赔罪时，由于她精神已经麻木，完全不以为然，甚至还一心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要钱要物。但是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与她结婚，用实际行动来向她赎罪，并说，在上帝面前，他应该这样做时，她那关闭已久的回忆闸门却突然被冲开了，她几乎要把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来，厉声对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你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上帝是什么？你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不用到这里来。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显然，卡秋莎这种突发的狂怒是她精神觉醒的第一步。而当涅赫留多夫第三次探监时，玛斯洛娃已经判若两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话说，“她变了，她发生了对她灵魂来说很重要的变化。”她变得态度平和了，变得特别关心别人，愿意为别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处境。不过她精神上的最后复活是在跟政治犯接触之后。

涅赫留多夫为卡秋莎上诉，四处奔波，历尽艰难，但是上诉最终失败了。法庭宣布玛斯洛娃一案维持原判。于是在炎热的7月，涅赫留多夫跟着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亚这条漫长的路途中，卡秋莎认识了政治犯西蒙松。西蒙松对她非常尊重和体贴。在西蒙松和政治犯们的启发和帮助下，在涅赫留多夫的长期悉心关照下，卡秋莎终于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锁，复活了。她没有与涅赫留多夫结婚，而最后与西蒙松结合。涅赫留多夫虽然心里有些不快，因为这毕竟多少有损于自尊，但是，同样复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决定，并为她有这样的结果和有这样一个保护人而感到宽慰。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正确指出：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在自己的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于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列宁全集》16卷330页）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道义力量鞭笞了统治阶级，彻底撕下了专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政府和教会的伪善，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传达了千百万农民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称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做了最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他又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的作家，并不一定要为社会“开药方”、“指出路”。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一部作品只要“遮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复活》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中能第一流作品”，之所以不朽，正在于它“真实描写”了现实关系，动摇了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了对现存制度的永世长存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