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84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不久的一次体育课。那时，我上大学三年级。这次体育课的内容是练习单双杠。我在做引体向上时的表现，引起了钟教练的注意。其他同学可以做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引体向上，我只做了三个，还很不标准。钟教练当年五十来岁，是学校体育系一位经验丰富的教练。他看完我的表现，走到我的跟前，径直摸了摸我的两侧肩膀和胯部，翻了翻我的眼皮，没有多说，只是写了一张就诊“便条”，非常郑重地嘱咐我：“明天上午你一定要到附属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检查一下。”我虽然莫名其妙，但翌日依然按照钟教练的吩咐，来到了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医生给我做了“眼肌”“肩带肌”“髋带肌”测试，又做了X光胸部正、侧位片。依据这些检查，医生高度怀疑我患有前纵隔肿瘤合并重症肌无力（俗称“渐冻人”），当即建议我转胸外科住院进一步检查以便确诊后治疗。
我一向身体很好，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几乎不生病。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偶尔头疼脑热、拉肚子，用农村刮背、扭痧、放血的土办法，不吃药也能好。读大学之前，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挑水、劈柴、耙田犁地、插秧割稻、捞鱼摸虾……所有的农活几乎都干过，虽说吃了不少苦头，但也锻炼了我的体魄。父母亲身体也很好，母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挑担能手”，20世纪70年代生产队送公粮，以重量记工分，我母亲常常能挑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担子，丝毫不比大多数男人差，是名副其实的“大力神”；哥哥、妹妹、弟弟身体也很好，而且在长辈眼里，我也是众多兄弟姐妹中身体最棒的。怎么读大学了就摊上这么个怪病？我不敢相信，也百思不得其解。
转入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病房后，医生很快就给我做了一系列的全面检查，包括三大常规（血液、大便、小便）、心电图、脑电图、胸透、增强造影、血型……最后确诊：胸腺瘤合并重症肌无力。医生建议必须手术治疗，态度非常肯定，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时虽然已经是医学院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才刚刚学完基础医学课程，对于医学几乎没有完整的概念，对于胸腺瘤和肌无力更是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听到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巨大的恐惧让我无法冷静地思考，只能听医生的，别无选择。
现在回想，当年的手术似乎略显仓促，因为胸腺是人体的主要免疫器官，对人体具有保驾护航的作用，随意切除胸腺的做法显然缺乏对医学的整体认识和长远规划，以至于后来的四次反复发作、手术、再转移、再手术，麻烦不断，历尽艰辛，差点丢了性命……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我目前对医学的理解，通过修习传统文化，练习太极拳、瑜伽、禅步，调整心态，吃几服中药，有规律地生活，是完完全全可以健康生活的！因此，医学一途不可不慎。医生对疾病的干预过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什么时候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为止？值得每一位医生思考……我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教材。
消息传到家中后，很快，我的父亲、堂哥赶到了南宁，并签下了手术同意书。经过一系列术前准备，于1984年11月15日上午，我戴着气管，全身麻醉，选择在右侧第四肋间隙前外侧面切口进行开胸手术。那个年代，师生关系非常亲密，老师特别负责，再加上我又是本院学生，所以大家商议后决定，由时任胸外科副主任的谭震林老师主刀。手术很顺利，术后病理切片检查结果是“纵隔胸腺瘤”，但没有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当时没有放疗、化疗的概念，术后也就没有做放疗、化疗。手术后大约十天拆线出院，医生还开了一些治疗肌无力的药物，也就是溴吡斯的明和激素（地塞米松）。
家里还有很多农活要做，我父亲和堂哥在南宁陪了我大约半个月就回家了。我的大学同学们非常有爱心，帮我补课，替我打饭、打水、洗衣服，我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了教室，最终如期毕业。直到今天，每每想起大学的同班同学，内心依然充满着无比感恩之情。
1986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桂县（今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当年的临桂县人民医院规模很小，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只有三个科（内儿科、外科、妇产科），条件非常简陋，但是手术很多，外伤手术、开腹、开胸、开颅……还经常下乡出诊，加班加点，不分白天黑夜。
1988年国庆节，我与夫人廖端阳结婚。
我夫人在桂林市工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颅脑外科工作。由于两地分居，且两人都在外科，工作任务繁重，又不停地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久之便力不从心，疲于奔命。1990年初，经多方努力，我被调入桂林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成为一名人体解剖学老师，开启了我的大学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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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思考文化医学——一位大学老师带癌教书30年的传奇人生》乃使命所然！
余出生于1964年农历霜降节酉时，与“臀”之核心结构“酉”相遇，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
后弃家传中医而人西医之门，历经生死磨难，最终又回到中医，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自古有“医不过三世，不服其药”，“同安中医”传到我正好三代。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50岁当是成熟的象征。
2014年我50岁，准备构思《思考文化医学——一位大学老师带癌教书30年的传奇人生》，结果，由于唐影老先生时已83岁，出于孝道和“抢救”（唐老治癌经验）考虑，于是，决定先出版《战胜癌症从“心”开始》以孝天下！时至2017年正好是“丁酉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自古有“从医人道”之说，反之亦可“从道入医”，此时出版《思考文化医学——一位大学老师带癌教书30年的传奇人生》可谓天时已到，顺应潮流而已。
《论语·尧日》有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余定当终日乾乾，不敢懈怠，不辱使命，还医学之本来面目。
本书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姜革文、蒋文明、黄小莎、黎松峭、于兰、周思诸位先生以及我的学生黄毅、张玲、耿利军、吴伟洁，他们为本书做了大量文字整理和编排工作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时间仓促，书中错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今天的大医院人满为患，异常喧嚣，堪比春运。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繁、看病累，医患对立始终难以破解。
其实，大凡治病无外乎两个力量，即“内力”和“外力”。“内力”主要指“心力”（文化），也就是患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疾病观、生死观；“外力”主要指“物力”（科技），也就是患者被动接受的各种治疗（手术、吃药、输液、放疗、化疗、生物免疫、物理理疗等）。2014年5月24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六届年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韩启德院士特别强调：“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的保障来决定。”可见“外力”在治疗疾病时的局限性。医之道在安其心，古今如是，东西方亦如是。
繁体的“医”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毉”，另一种是“醫”。这两个字读音相同，且都是上下结构。大凡上下结构的文字，其核心思想皆立下半部分。中国汉字的造字，讲究音、形、意合一。“毉”字的核心是“巫”，“巫”字从造型来看，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代表地，中间两个“人”对面交谈。意即医生和患者面对面交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精神到肉体上下贯通，心身通达。同理，“醫”字的核心是“酉”（下午5—7点，太阳落到西边），意为太阳西下。对于个人而言，人心就是太阳。人把心放下即为“醫”。心为阳，心处于下，则形成一个泰卦，吉利亨通。
“毉、醫、一”三个字，读音相同，其意也有相近之处。在我看来，这揭示了三层意思。一是医患一体，患者本人就是医生，人人体内都有强大的自愈能力；二是医患互换，医生可以变成患者，患者也可以变成医生，故医患之间应该常常相互换位思考，替对方着想，将心比心；三是医之道在安其心，医患同安。本人中医世家，先祖店名“同安中医”，祖训为“安己，安人，安天下”。这揭示了医之核心文化在一个“安”字。首先，医生自己的心要安，医生必须有足够的定力，如如不动，稳稳当当；其次，要由己及人，安抚患者躁动的心。只有医患双方都达到“人心安定”的状态方可治病。在美国撒拉纳克湖畔，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刻的是这么一句话：“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偶尔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见，中西方医学都认识到“安心”是医学的灵魂！
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海量，物欲横流，更容易引人追逐名利、急功近利，以至于人心浮躁、神不守舍、虚阳外越。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心为阳，心处于上，乃“否卦”之相。
现代人如何安心？安的是哪颗心？用什么东西来安心？又有什么办法来安心？ 禅宗初祖达摩与二祖神光有一段著名的“安心”公案，很值得今天的医患深思。
达摩祖师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神光前来求法。
师问：“汝所为何来？”
神光答：“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
神光答：“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与汝安心竟！”
神光顿时开悟，遂成禅宗二祖。
这段文字，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思考多年，乃有顿悟。达摩好比医生，神光好比病人，自古医不叩门，病人必须主动求医，故达摩祖师并未主动发问。神光前来求法，其实就是有病来求医。求医，其实就是求心安。医生（达摩）如何才能安抚患者（神光）的心呢？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六个字，字字如斗，光明澄澈，如六合时邕。神光答：“觅心了不可得。”（心根本就找不到）这是最吃紧的一句话，可谓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大彻大悟。既然“觅心了不可得”，即进入了“无心”（放下）的状态，此时还需要安心吗？故达摩祖师说：“与汝安心竟！”（我已经替你安好了）这可算“文化医学”模式的经典案例。
我从一个医生变成病人，又从病人变成医生，以双重身份潜心医患研究三十余载，反复咀嚼、品味“毉、醫、一”三个字，提出“以文化心，借心化病”，意在最终实现“人人皆医（毉、醫）”的和谐医患关系。这，既是患者的企盼，也是医生的企盼，更是和谐社会的企盼。
“以文化心”，这个“文”，是指中华传统文化，或曰“圣贤文化”；这个“心”，当然是指人的私心、邪心、恶心等，也是指那些心怀怨、恨、恼、怒、烦的扭曲的心。经典文化就像太阳一样，万古常新，私心、邪心好比天上的雾霾障蔽了我们的正知、正觉、正见，容易使我们心胸狭隘，而产生很多“心病”。《易经》云：“离照当空，阴霾潜消。”医生运用儒、释、道传统文化与患者面对面交谈，一旦患者“觉悟”，豁然开朗，便能开启患者的良知、良能和良心，使其真诚“忏悔”，至诚改过，怨、恨、恼、怒、烦即刻瞬间熄灭！这就是“毉”字的文化内涵。
“借心化病”，这个“心”是觉悟之心，是道心、公心、善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就是正心，就是公心、善心、道心，就是觉悟之心；邪气就是病气，就是私心、恶心。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让患者放下私心、邪心、恶心，培育正心、善心、道心。只有心态调整好了，才有助于身体的康复。古德曰：“人心死则道心生。”道心一旦当家，如同太阳升起，心病（雾霾）自然就不生。但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顽劣，极易反复，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人心”的确不易降服，特别是患晚期癌症这类沉疴痼疾的患者的心态，只有嘱咐其必须下大决心，“过勿惮改”，时时刻刻用圣贤文化觉照自己，“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不厌其烦，坚定信念，持之以恒，最终才能“冰雪消融”。这就是“醫”字的文化内涵。
“人人皆医（毉、醫）”，医者，一也。首先，医者和患者其实是一个人，也就是前面说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天然的抗病能力，又叫免疫力，与生俱来，人人俱足。其次，医生和患者是“一家人”，“医患合一”。医生和患者必须一心一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互信任，密切配合，方可战胜疾病。《内经》有云：“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最后，天人合一（天、地、人三者合一）。只有天时、地利、人和，知时守节，惜命重养，防患于未然，“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才能实现“人人皆医（毉、醫）”的文化医学境界！
如是，从“毉”到“醫”，再到“一”，这就是“文化医学”的路线图、时间表。
骆降喜
家传中医、外科医生、人体解剖学老师、癌症病人、重症肌无力患者……你很难想象这些身份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传奇的经历写就传奇人生，他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重新获得了健康。
癌症、疑难慢性病如何治疗和康复？《思考文化医学（一位大学老师带癌教书30年的传奇人生）》作者骆降喜通过自身的经历体会，对治疗“绝症”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倡导文化的医学功能，令人耳目一新。“我的健康我做主！”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这是作者三十余年来与癌症“和平共处”的切身体悟，也是作者二十余年来做公益医疗的深刻感受。在他的帮助下，更多的癌症患者和疑难慢性病患者或得以康复，或得以带病延年。文化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强大。
病从心治，求医的同时，更要自救。
《思考文化医学（一位大学老师带癌教书30年的传奇人生）》是根据骆降喜的生平经历及与病人、学生等群体的交流整理而成。全书共六章，第一章至第三章讲述了作者于1984年开始患胸腺癌与重症肌无力，历经三十多年与疾病抗争的过程。第四章从“老师”的角色入手，讲述其在解剖学的教学过程中提倡的“文化解剖”。第五章主要介绍作者诊治过的一些医案，即作者举行过的各种公益讲座以及这些讲座涉及的内容。第六章为作者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他的学生的感悟和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