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人的信仰(精)》为刘梦溪先生的学术随笔集。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厚积薄发，发人深思，且文笔灵活，可读性强。涉及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章太炎、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张荫麟、陈梦家、张舜徽等国学大家，以及茅盾、柳存仁、赵朴初等文化名人，描述了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史学、国学等的发展，更深入到文化精神层面，探讨现代学人的信仰。

中国现代学术的总成绩，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中国现代学人的学问结构，在西学的训练方面，无论汉宋儒还是清儒，都不能与之同年而语；而他们的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既贯通古今又会通中西，是20世纪人文大师的特点。

刘梦溪编著的《现代学人的信仰(精)》以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吴宓、钱锺书、马一浮、章太炎、熊十力、冯友兰、蔡元培、傅斯年等现代学术人物的思想传论为中心，讲述他们的思想和故事、精神与信仰。文字典雅，笔墨含情。一卷在手，可窥得现代学术的无量藏。

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与创获、独标与秀出、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传之后世而不磨的典范意义。

题记

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

王国维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

陈寅恪是一位贵族史家

吴宓和“雨僧日记”

晚年的陈寅恪与吴宓

钱锺书的学问方式

章太炎和晚清诸子学

章太炎与国学

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

熊十力与《新唯识论》

冯友兰和“贞元六书”

金岳霖的逻辑

傅斯年的胆识

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

悲剧天才张荫麟

学问天才陈梦家

张申府一篇文章的代价

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张舜徽

茅盾与红学

“花落花开，水流不断”——缅怀赵朴初先生

“高文博学，海外宗师”——怀念柳存仁先生

现代学者晚年的宁静

附录一 儒家话语下的宗教与信仰

附录二 一架子书和一所荒凉的花园

六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哲学，喜欢康德，喜欢叔本华，喜欢他们的哲学。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系统，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如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重情况，在常人是不可能有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产生这种内心体验和学理选择上的矛盾。

七新学与旧学的矛盾

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学习日文、英文、德文，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方美学，翻译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著作。他做了大量把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术工作。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后，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局的，他比较赞成在原来的体制下维新变法，不赞同革命。所以辛亥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和工国维一起，移居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取名为“大云书库”。罗藏书多，收藏富，特别是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相当丰富，据称有五十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近十年的时间。王国维1916年先期回国，住在上海，但有时候还要去日本，往返于中日之间。

就是在日本这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的丰富的收藏，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就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才是出路。在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往深里走，很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这在个人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后来成为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那些文章，都收在《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两本书中。有一个说法，说王国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书，认为是罗振玉造的谣，其实是误会王国维也误会罗振玉了。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经历了一次变化，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和历史文化，就长期抛离了文学。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可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这也不是对文学的偏见，也包括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探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慢饮”，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空缺了。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京都以后烧过书，这个事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学问道路上，发生了新学和旧学的矛盾。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主要是古史、古器物的研究。这个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这是王国维的又一重矛盾。

P13-15

中国现代学术就历史时间段而言，主要指晚清民国以还，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前后，以及后五四时期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后来与当代学术段域相重合部分，前后经过了百年的时间。中国现代学术的总成绩，我认为那是清中叶的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

不同于往昔的特殊之点在于，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问结构，在西学的训练方面，无论汉、宋儒还是清儒，都不能与之同年而语。而他们的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此无他，盖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历史环境和个人的身世经历使然。他们处身于社会转型、新旧交替的开放之世，往往十几岁或二十几岁，便负笈游学欧美和日本，掌握一到数种异域文字，屡见不鲜。他们中的佼佼者又大都出生于旧学根底深厚的家庭，所受教育得天独厚，诗词古文和四书五经不必说，有的十几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前四史和诸子集成，特异者至有能够背诵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所以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值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交织震荡之时，他们自身却从不发生文化失重现象。陈寅恪十三岁开始游学日本，后断续在欧美的大学和研究院，前后停留异域有十七年的时间，主要以研习治学工具为课业，掌握十余种外域文字，所受西学浸润自不待言。但寅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露出西学的痕迹。相反一再申说嘱咐：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如是，本书所涉及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马一浮、章太炎、熊十力、冯友兰、蔡元培、傅斯年等现代学人，莫不如是。钱锺书掌握的外域文字看来没有陈寅恪多，但对英、法、德、意、西班牙诸国文字运用的精熟，容或在陈寅恪之上。但钱先生的名言是：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胡适之先生早年尝有“西化”之说，但英文笔下关涉到中国文化，正面叙论之外鲜有异词。王国维则视古今中西之“学”为一体，认为强为之分中西、分古今、分手段和目的、分有用与无用，均所谓不知“学”者也。

王国维扮演了现代学术开山的角色，早年究心西学，对西哲康德、叔本华读其书而大好之。嗣后一变而为中国诗学和宋元戏曲，再变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研究。学术创获在现代学人中首屈一指。但一生矛盾，遽发一时，最后以自己的方式遁走人寰，时在1927年6月2日。两年后，与王气类相投的陈费恪，受命撰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的经典名句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又说：准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标为学必须具备的“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视若生命，终生以之，绝不动摇。中国现代学人的志节、精神、信仰，王、陈堪称典范。

五十年代初陈寅恪还曾说过：“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揆诸百年以还的中国现代学人，无一不可为证。梁任公的笔墨含情、汪洋恣肆的大块文章，盖其思想自由使之耳。章太炎的挥斥古今，空诸依傍，牢狱不能折其志，羁縻无法诱以降，亦独立自由之意志挺之也。相反，为学而不能守持独立自由之意志，则学术创获必受影响。

高士逸人马一浮，居僧舍，栖陋巷，学富五车，粹然儒宗。不意日寇犯华，战乱流离之际，应民国政府之最高层邀为创办复性书院，虽有一定经费拨给，仍恪守学术独立，坚持书院置身于现行教育体制之外。而前此讲“六艺之学”于播迁至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开讲即向诸生示教言日： “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其怀抱信仰由国族而及于全人类，当艰苦蹇难之际，发此沉着刚毅之音，信念何其坚牢乃尔。他的精神旨归是：“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而在1938年6月，马一浮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序中，又引《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对“士”的解释。哀公问孔子： “何如则可谓士矣?”孑L子回答：“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马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说古代的“士”，即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 “知识”的“知”，须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知而能行。行亦不在多寡，重要的是“审其所由”，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既然做了，就无不可对人言。问题是要 “审其所谓”，明白其中的道理为何。此即知识分子应该有独立认知的意识。所以《大戴礼》释“士”，才有“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的关键词。不可“易”者何?“士”之“志”也。无论贫穷抑或富贵，都不能降其志。《论语·子罕》：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亦为斯义。马先生解“志”为代的一次学术转变。我由阅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而窥得现代学术的无量藏。大家知道本人在二十年前，曾主持编纂过一套大书，名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两千余万字，积七年之功始竞其役。此举的是非功过姑置勿论，对我个人为学而言，是使我有机会熟悉现代学术的知识谱系，包括典范人物和历史流变，如历史的记录影像一样刻印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不说，想忘却他们已不能做到。后来我的集中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几宗学术个案，即与此直接有关。他们之外的现代学术人物，亦难免时而专论，时而合论，不断地反复出现于自己的笔端。本书所收的各篇文字，就是二十年来陆续所写。只有《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和《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两篇，是为最近写就。其实我研钱所下的功夫，一点不少于陈寅恪和马一浮，此两文的成稿，我感到了些许安慰。

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独标与秀出、性情与著述、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磨的典范意义。他们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恰好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所缺乏。缅怀赵朴初和柳存仁两先生的文字一并收录，是觉得他们身上不无我心仪的现代学人的流风遗绪，亲聆謦款，感会尤深。附录的文字则关乎读书、为学和儒家的信仰传统，仅供本书读者聊作参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