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译吉檀迦利先知(精)》收录两部经典诗作。

《吉檀迦利》这本诗集发表于1910年，是泰戈尔哲理诗集的代表作，对20世纪世界文坛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

《先知》为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代表作，一直被视为其巅峰之作，自出版以来赞美始终不绝，被人誉为“小圣经”“东方赠送给西方最好的礼物”等。

《冰心译吉檀迦利先知(精)》是《中国翻译家译丛》之一。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重要的代表作诗集，融入了诗人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地描叙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可以视为一部青春恋歌。泰戈尔以细腻灵动的笔触，充满深情地歌颂了爱情的激情浪漫、纯洁唯美、忧伤惆怅，将自己青春时代的体验渗透其中，同时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思考，使这部恋歌不时地闪烁出哲理的光彩。

《先知》以散文诗的形式阐释了社会与人生中二十六个方面的问题，例如：爱、工作、生死、婚姻、孩子等等，文笔优美，富含哲理。

前言

泰戈尔

 吉檀迦利

 园丁集

 回忆录

 短篇小说

流失的金钱

弃绝

素芭

喀布尔人

深夜

吉莉芭拉

 齐德拉

纪伯伦

 先知

《先知》序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

船的到来

 爱

 婚姻

 孩子

 施与

 饮食

 工作

 哀乐

 居室

 衣服

 买卖

 罪与罚

 法律

 自由

 理性与热情

 苦痛

 自知

 教授

 友谊

 谈话

 时光

 善恶

 祈祷

 逸乐

 失

 宗教

 死

 言别

沙与沫

二 教育开始

我们三个男孩子在一块儿长大。我的两个同伴都比我大两岁。他们从师受业的时候，我的教育也开始了，但我学过什么，在记忆中一点也没有留下。

我时常忆起的是：“雨儿滴沥着，叶儿颤动着。”①我刚刚度过风暴的Kara Khala②地带，抛下锚来；我念着“雨儿滴沥着，叶儿颤动着”，对于我是诗王的第一首诗。每当这一天的欢乐回到我心上的时候，甚至于在今天，我也体会到为什么诗歌是那样地需要韵律。只因为有了韵律，字句终止了而又没有终止，背诵过了，余音还在回响着；耳朵和心还能够不时地把韵律抛来抛去地玩着。这样，在我一生的意识中，雨儿就不停地滴沥着，叶儿就不停地颤动着。

我童年时期还有一段插曲，在我心里也记得很真。

我们有一个名叫卡拉什的老会计，他就像我们家里人一样。他是一个大滑稽家，整天对老老少少任何人都讲笑话；新姑爷，新亲戚，都是他特别嘲弄的对象。使人疑心到连他死后也还有幽默。有一次，家里的大人们试作与阴间通讯的扶乩。乩笔有一次画出卡拉什字样。人问他在那边的生活怎样。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说。我死后才知道的东西，你们想轻易地就得到吗？”

这位卡拉什曾为讨我的好对我哇啦哇啦地唱着他自己编的歪诗。我是这篇诗里的主人翁，诗中还有在期待中将要来临的女主人翁在闪闪发光。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思就粘在这位坐在“将来”的怀抱的“宝座上”，光艳照人的绝代的新娘这一幅画上。她从头到脚戴着的一系列宝饰，从未听过的豪华的婚礼准备，可能会使大一点的、聪明一点的人都晕头转向；但是感动了这孩子的，使美妙欢乐的图画在他的幻象中飞闪的，还是那迅速铿锵的尾韵和摇曳的节奏。

这两段文学上的愉快至今还流连在我的记忆里——此外还有，是儿童的古诗：“雨点滴滴下，潮水涨上河。”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我的学校生活的开始。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六哥和我的外甥萨提亚，也是比我大一点的，都上学去了，把我丢下，因为我不够年龄。我从来没有坐过车子，也没有出过家门。因此当萨提亚回来，说着许多浮夸的、他路上遇到的惊险闪光的故事的时候，我感到我不能再呆在家里了。我们的家庭教师企图用正确的指教和震响的耳光来驱逐我的幻象：“你现在哭着要进学校，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想离开学校呢。”对于这位老师的姓名、面貌和脾气，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但对于他的沉重的教导和更沉重的手掌的印象，至今还没有消失。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见过比这句话更真实的预言。

我的啼哭就使我不到年龄也被送进东方学校去了。我在那里学了些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有一种责罚的方法我还记在心里。凡是不能背诵功课的儿童，就被罚站在凳子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上面叠放着几块石板。这种方法会不会促进孩子们对事物更好的认识，是心理学家可以争论的问题。我就这样在很小的年纪开始了我的学校教育。

我对于文学的登堂入室是有它的根源的，但也由于下房流行的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译成孟加拉文的昌纳克耶的格言，和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

那一天读《罗摩衍那》的图画，很清晰地回到我心上来。

这天是阴天，我在临街的楼廊上玩，忽然间萨提亚要吓我，我忘了为什么原故，喊了起来：“警察！警察！”我心里对于警察的责任只有一个极模糊的描摹，但是有一件事是我确信的，就是一个罪人一落到警察手里，他就一定像一个可怜的人落在鳄鱼锯齿似的爪里一样，一下去就不见了。我想不_出一个无辜的孩子怎样才能逃脱这无情的刑罚，我全身发抖地跑到内院，只想警察从后面追来。我把这面临的大祸吐露给我母亲，她却并不惊慌。但是恐怕再出去就有危险，我就坐在母亲房间的门槛上，读着我祖姑的一本大理石纹纸面的、书页已经折角的《罗摩衍那》。四合的楼廊，围着内院，阴暗的过午天空的微光照在院里。我的祖姑发现我正在为着书中一段悲惨的情节哭泣起来，她就过来把书拿走了。

P92-93

冰心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她既是一位诗人、作家，也是一位翻译家。说她是一位作家那绝对是家喻户晓，要说她是一位翻译家，也许还鲜为人知，但从她的翻译作品看，她的成就绝不逊色。不论是从翻译时间的跨度和翻译题材的广度、数量之大都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她和鲁迅、茅盾、巴金一些作家一样，在创作的同时，也对外国文学和历史的译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冰心最早开始翻译还是她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一九二六年她要写硕士论文，她论文的选题是《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易安(清照)的词在中国享有盛名，但在欧洲翻译她的词的人只有两人。朱迪恩·高迪尔夫人在她的《漱玉词》中用法语翻译了她的几首词，七首由乔治·苏里·戴英杭译成法语。这些最终译成法语的词，在很多方面文字隽永和谐。但它们未取得中国人所理解的原著的精确程度。”“在这篇论文里所选用的二十五首词代表了李易安的最佳作品，”这二十五首词的翻译也就成了她最早的中译英习作。冰心说：

对于外国语文，我只懂得一门英文，还不精通、(我在大学时期，曾读过一年法文。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要取得硕士学位，要求在本国语文之外，必须会两种外语。我就在暑期补习了两个月的法文，应付过硕士的答辩之后，便又丢开了)。但是每逢我读到优美的、用英文写的诗文时，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人，如我的母亲，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这些零星的译稿都一直没有收集起来。一九三〇年母亲逝世后，我病中无聊，把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译了出来……

冰心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著作，是纪伯伦的《先知》(The Prophet，1923)，那是一九二七年冬在她的一位朋友那里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又把它重读了一遍，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于是她就着手翻译了。这本译著从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起，陆续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上连载，后来因副刊半途停办而中断。该书于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她翻译的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是《沙与沫》(Sand and Foam，1926)，部分译文先刊载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号《世界文学》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她以前译的《先知》和《沙与沫》合集出版。一九五〇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她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献歌》(Gitanjali：Song Offerings，1912)和《园丁集》(The Gardener，1913)。她翻译的其他作品有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The Lamplighter，1977)，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署名尼姆·威尔士的诗《古老的北京》等欧美、亚非国家的作品。晚年，她和老伴吴文藻教授还参加了《世界史》与《世界史纲》的翻译。

综观冰心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题材和体裁，其涵盖面都是极其广泛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诗、散文、民间故事、童话、书信、论文、历史等。从翻译选材上，她比较喜爱文学哲理性的作品。当她翻译《先知》时，她说，“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她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她最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她觉得“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过泰戈尔的情调是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作品却更严肃，更富于哲理，还带些淡淡的悲凉。”她很早就读到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的《飞鸟集》对她早期的诗歌创作就产生过影响。我们甚至可以从她的《繁星》《春水》诗集中找到泰戈尔的影子。如果说她前期在翻译的选材上追求艺术审美的意识比较浓，那么她后期的译作就更看重诗作的现实思想意义。冰心在一九五七年翻译《泰戈尔诗选》的“译者附记”中说：

这本诗集最突出的一点，是编人了许多泰戈尔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这些诗显示了泰戈尔的最伟大最受人民喜爱的一面。……泰戈尔感激奋发，拿起他的“力透纸背”的神笔，写出了热情澎湃的歌颂祖国鼓舞人民的诗篇。……诗人的祖国曾长期地被践踏于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因此他对于被压迫剥削的亚非人民，有着最深厚的同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着最切齿的痛恨；在这类的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的目光如炬，须眉戟张的义怒，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泰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

这段话表明，冰心既喜欢泰戈尔“霁月光风”的一面；又喜欢他“严霜烈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冰心随着她国际活动的频繁，她的眼界也更开阔了，对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也更为关切了。她翻译了许多为国际斗争服务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作品，如她翻译的加纳作家的作品和美国杜波依斯博士献给加纳民族领袖恩克鲁玛的诗歌。她在八十岁高龄，在百忙之中还翻译了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这部诗集原是马耳他文，英译者是马耳他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佛朗西斯·埃贝赫尔。一九七八年七月耿飚同志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马耳他，布蒂吉格总统以这本诗集《燃灯者》的英译本赠给耿飚同志留念。这一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的马耳他作品，为中国马耳他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诗的桥梁。

关于翻译，冰心处处表现出对读者负责的严谨作风。在谈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的翻译时，她在《冰心著译选集》序中说，“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从孟加拉文和阿拉伯文译成英文的，我译起来在‘信’，字上，就可以自己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在《吉檀迦利》的“译者前记”中，冰心还说，“这本诗集，是从英文的译本转译的，既不能模拟出孟加拉原文的富有音乐性的有韵律的民歌形式，也没有能够传达出英译文的热烈美妙的诗情，在此我要感谢在百忙中替我根据孟加拉原作校阅的石素真女士，没有她，我是没有胆量来翻译的。”

翻译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因素：译者和读者，而作为译者，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忠于原文，其次就是读者，译出来的东西，是“为供给那些不认得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所以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译书之我见》)她指出当时翻译有三种毛病：译不出来的“索性不译”，在译文里“参以己意”，“有时译笔太直”，这些都是她在杂志和报纸上所见到翻译的文字中的缺点，因此她在翻译中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她认为“译书的宗旨，决不是为自己读阅，也决不是为已经懂得这书的人读阅”。如果译者“处处为阅者着想”，那么就可以免去这些缺点了。这自然对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但冰心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她在《印度童话集》前言中说，“这本民间故事集的原文，是很美丽的，为便于中国儿童的阅读，我把较长的名字，略加删节；有关于印度的典故，也加上简短的注释；在文字方面，根据中国的口语的形式，也略为上下挪动。”她还认为直译和意译都是翻译的必要手段，但是应该有度，她不赞成“译笔太直截”，因为两种语言的语法不同，直译出来，“往往语气颠倒，意思也不明了。”她曾在她的小说《遗书》中借宛英的信谈到：“太直译了，就太生拗；太意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神趣。”

冰心翻译散文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只要我们去读一下她译的纪伯伦的《先知》或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就不难看出她中文的功底，由于她学贯中西，特别是掌握了非常丰富的本国文学词汇，所以她的译文准确、优美、传神，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她在遣词造句上都是颇费匠心的。翻译也是创作，好的诗文译得不好，就无法传达出诗的神韵，而经过冰心的神笔，这些作品就会诗意盎然，熠熠生辉。黎巴嫩的布舍里纪伯伦博物馆馆长瓦希布·库鲁兹写道：“在您的手迹前，我看着它，感到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深邃。和您眼中闪烁的中国文化的智慧。我热爱中国古老文化，读它，并尽可能的从中汲取营养。您对纪伯伦《先知》的重视，在他逝世不久的同一年里，将它译出，正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和您的深邃的智慧的证明。”

在冰心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她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和巨大影响是决不应该忽视的。一九九五年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授予她黎巴嫩最高奖赏“雪松骑士勋章”，就是对她在翻译领域成就的最好评价。在这里，我只想引黎巴嫩驻华大使在授勋仪式上的一段话：

……我们今天颁发勋章，是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加冕。如此象征性地在谢冰心女士身上得到体现的这些品质是由兼收并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和诗一般的温馨融汇在一起的一种民族精神。从年轻时起，她便已敏锐地感受到另一位思想家、伟大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深奥哲理和诗一般的呼唤。多亏了这位伟大的一女士，纪伯伦的声音和他的人文思想才能得以不仅在黎巴嫩和美国而且在中国传播。……正是在她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信从他，虽然他的声音也许会把你的梦魂击碎，如同北风吹荒了林园。”

陈恕

二〇一三年三月三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