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
我叫星屋秀幸，1950年出生在日本岐阜县飞騨地区的下吕市（2005年前旧称益田郡）。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长兄），三个姐姐。
我的祖上，早年间是飞騨地区的匠人。现在我的父母都辞世了，他们都是以93岁高龄辞世的。母亲去世时正在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停格在第123页上。
父亲在世时是铁匠手艺人，性格虽然沉默寡言，手却是很灵巧，对机器和家里修修补补的，都非常拿手。晚年八十多岁时，还常常在家门前的小河里钓香鱼，这是父亲唯一的乐趣，经常满载而归，被当地的名人和“钓友”羡慕。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夏天，就跟着父亲一起出门钓香鱼。
战前岐阜县的关市，以刀具制造为其主要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因日本武士刀而闻名，关市铁匠因而有“我们锻造了历史”之说。父亲作为刀匠经验丰富，年纪轻轻便有“义长”的刀匠名号。战后武士刀的需求骤减，父亲就在下吕市经营一家面向当地农民的农用刀具小店，由于生意清淡，收入很少，家里的经济窘迫。
虽然父亲对自己刀匠的身份充满自豪，但是在战后，父亲与制作武士刀的手艺完全诀别，再也没有制作过一把武士刀，我也从没有见过父亲制作的武士刀。祖母是电影《啊，野麦岭》里纺织女工的原形，从飞騨地区翻山越岭，历尽艰辛去长野信州地区的纺纱厂工作。母亲是邻村的农家女子，具有“忍耐和勤勉”的品质，是无论处于怎样的窘境也都能坚强度过的典型的大正时代的日本女性。
家乡的回忆
飞騨地区位于岐阜的北部，多山脉，少平地，风光明媚，因有多处温泉，也有国家公园（全日本仅29个），在江户时代就被指定为德川幕府直辖的皇室领地。当地因森林资源丰富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木工匠人，盛产各种木工家具以及木制工艺品。飞騨地区的下吕温泉与草津温泉（群马县）、有马温泉（神户市），并称为“日本三大名泉”，也有人称其为“天下三大名泉”。
我的家乡就位于飞騨地区的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山村，村里人口不多，街道很少，四周的山岭里长满了青绿的树木，山脚下有几条小河，小河两岸是广阔的田野。
记忆中，家乡最美丽的季节还是春天，特别是樱花盛开的四月中旬，那时正是村里的节日，人们都不干活，享受着节日的快乐。每个家庭里，妈妈一个劲儿地做拿手菜，爷爷、爸爸、哥哥等男人们聚集在盛开的樱花下，一边骄傲地喝着当地的清酒，一边唱着传统的歌曲。当然，孩子们最高兴，学校里没有课，大人们还会给零花钱或各种礼物。
到了黄昏，全家人就穿着特别漂亮的和服去村子尽头的神殿参拜。大家都在正殿前向神祈祷，祈愿全家在一年中身体健康、秋天丰收、万事如意。然后在神殿的舞台上，跳着流传了一千多年的舞蹈。周围点着无数的小官灯，一片灯火辉煌。
然后，大家走进村里的街道，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樱花盛开的林荫道，我们仿佛走进了樱花的隧道，觉得轻松而安逸。回到家里，全家开始了节日的家宴。
我非常喜欢在大自然中玩耍，春天在山野里采野菜，夏天在原野上捉昆虫，当然也跟着父亲学钓鱼，在河里畅游；秋天去山里采栗子。
纵然离开故乡已经五十年了，思乡的情绪依然如故。即使在东京安家，与家人们一起生活着，但总觉得自己心灵的归宿终究还是在故乡。
十六岁离家读书
我家兄妹五人，虽然家境一般，但是家庭和睦融洽，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哥哥姐姐为了不给父母添麻烦，在完成义务教育，即初中毕业后立即就参加工作。当然，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在我上初三的某一天，初中班主任老师到我家进行家访，劝说我父母：“你家的儿子成绩优秀，如果初中毕业后马上去工作，实在有些可惜。让他去考岐阜县排名第一的岐阜高中继续读书，怎么样？三年后就能毕业了。”
听老师这样一说，父母有点踌躇，但是哥哥姐姐们都赞成我继续上学，并立即表示会在经济上对我进行帮助，而我也意外地被岐阜高中录取了。有些遗憾的是，兄妹五人中，只有我接受了高等教育，与哥哥姐姐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6岁那年春天，我离开故乡，进入岐阜高中读书。学校没有统一的学生宿舍，我一个人开始在城里租房，过单身的学习生活。
考入国立名古屋大学
岐阜高中是全县秀才云集、升学率很高的学校，三年里我丝毫不敢懈怠，认真学习。
住宿生活与家人们分离，自己洗衣服做家务，生活环境完全改变。虽然生活艰辛，但是不敢忘记父母每月按时寄来生活补贴（学费和生活费）的恩情，每每收到现金信封的时候，都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一定要勤勉学习，考上第一志愿的大学。
1969年1月，大学的升学考试临近。我的第一志愿是离家最近的国立名古屋大学，由于日本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的学生运动，东京大学历史上第一次中止了同年度的大学入学考试，于是名古屋大学与其他著名的国立大学一样，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录取分数线，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经济上不宽裕，父母规定我不能考学费相对较高的私立大学或者其他公立大学，如果不能考取第一志愿的国立名古屋大学，则马上就要开始参加工作。幸运的是那年我考试合格，顺利地被名古屋大学工程系录取。
名古屋大学创设于1871年，是日本著名的研究性国立综合大学，尤其以理工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截至2014年，名古屋大学已经诞生了六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四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两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日本学术界成绩斐然，我一直为母校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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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料到在我64岁之际再次获得了常驻上海的机会，担任森大厦（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个重任。我已不再年轻，作为综合商社出身的我转而从事房地产开发事业，在这方面我比较犹豫。但是目的地是上海，在上海我度过了1995年到2003年的八年，其间担任三井物产上海总经理；也是在上海，我两次获得白玉兰奖。上海仿佛就是我的第二故乡。1979年北京留学以来我承蒙中国的照顾，在中国各地都有很多朋友。长年从事中国贸易业务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也得到了很多中国的前辈和朋友、同事的帮忙协助，最终总能找到办法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我不断感谢照顾我的中国朋友们之际，尊敬的上海东华大学陈祖恩教授邀请我将我的日中交流经验和回忆编撰成书，在上海出版。
到目前为止我进行过演讲，也有向报纸投稿的经验，但却从来没有出版过书籍，更何况在上海出版中文书的话，那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我自己到目前为止一直身处中国商务贸易的最前线，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评论家，曾经对于这本书是否真能出版，我也困扰过。在陈祖恩教授多次鼓励下，终于下了决定要出版此书。
光阴似箭，距离1979年我作为三井物产的留学生在北京学习中文、接触中国业务以来已经过去38个年头。从北京留学时期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高速发展。上海的年轻员工听我这个日本人描述当时中国的样子也觉得稀奇，有时还露出完全无法理解的困惑表情。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我还有记忆之时，将多年来在中国的经历用出书的形式记录下来，这说不定是件有意义的事。
我的日中交流38年也是我人生的写照，中国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无法搬家分开的邻国。意见有分歧是理所当然的，但保持信任关系以及相互沟通的话，我相信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由于商务往来关系，我经历过好几次日中双方有意见分歧、严重对立、充满紧张的时期。只要诚心诚意，好好沟通的话，肯定能找到突破口，予以解决的。我深切感受到日中两国的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能发生战争。回顾至今为止日中交流悠久的历史，绝不能再发生这样愚蠢的事。日中矛盾对立时，需要有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度量。只要双方相互理解、互谅互让的话，我认为就能看到光明灿烂的未来。2017年是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值得纪念。
1972年邦交恢复正常化以来，很多日本商务人士怀着日中友好的梦想，毕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今天，中国已超越日本之上成为经济大国，我在此表达衷心祝福。展望未来的日中关系，我的拙作如果能给肩负着中国未来重任的年轻一代一点点的帮助，我将由衷感到高兴。另外，对于各位中国的前辈、朋友们，我知道自己的拙作中肯定有不恰当的表述、记忆错误等需要改善的地方，衷心希望各位能理解。今后也请各位给继续予以指导和鞭策，再次拜谢。
在撰写原稿时，我将自己过去的资料和照片整理了一下，这是庞大繁琐的工作。三十多年前的资料和笔记在多次搬家中遗失了。当时的经过和事实即使我想找前辈们确认，有很多人也都已经作古了。在工作之余以及节假日，我挤出时间撰写原稿，也有遇到脑海里回忆汹涌一时无法下笔，写作受挫的时候。而这时，三井物产上海的宇都宫悟总经理以及资深“上海通”、2015年白玉兰奖获奖者高桥秀明常务副总经理以宽厚的精神鼎力相助，在此首先深表感谢。另外，上海FESCO的干部——也是我三井物产上海时期的老部下丁颖女士，为我承担了许多繁琐的工作。而森大厦（上海）有限公司的同事、高级顾问徐剑先生精通日语，审阅日语译稿，同时还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员工徐瑾燕小姐承担了自己擅长的照片整理以及翻译工作；总经理秘书谷倩娅小姐细心协调、擅长电脑操作，在这方面给予我很大帮助。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陈祖恩教授及夫人袁女士的指导和全方位的支持，才使得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这是个非常好的合作团队。2017年是中日邦交恢复45周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长久以来受惠于中国的我，为了两国友好发展也希望能尽我绵薄之力。出版拙著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其他还有今年（2017年）3月9日在上海举办第四次上海白玉兰会，并且我还特别企划，于3月11日邀请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名古屋大学天野浩名教授到上海，和上海对外友好协会一起举办讲座，以“基础研究的精彩之处、梦想”为主题，给中国年轻人发表演讲。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学生、上海科学委员会负责人等近200人参加此讲座。接下来我希望日中合作，就环境对策的氢能源社会的实现，提出方案。此外为了应对今后的老龄化社会，我想邀请日本著名的专业医学博士到上海，介绍“日本居家医疗”的体制现状。为了改善日中关系，我认为草根交流、民间交流是最为重要的。
最后请允许我向为本书撰写序言，赞美有加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片山和之阁下、前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阁下以及我终生的老朋友——复旦大学的徐静波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星屋秀幸
2017年3月吉日于东京六本木
序言
序言一/片山和之
序言三/徐静波
序言二/刘德有
Ch.1 北京留学时代
我的家庭
婚姻的困惑
家乡的回忆
第一批交换留学生
十六岁离家读书
五位交换留学生及轶事
考入国立名古屋大学
生活差距令人震惊
萌发从事与亚洲相关工作的想法
病倒在寒冷的冬天
恢复日中邦交的冲击
与徐静波相会
三井物产钢铁部门与新日铁
大平总理的北京演讲
邓小平邀请新日铁在华协助建厂
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
北京留学的决定
归国不久即来上海长期出差
Ch.2 天津三井物产事务所
在上海接受“天津任命”
和李瑞环市长握手
华北之重镇
天津彩电的日中合作
天津是中国近代史博物馆
李司机的真心话
“天津租界”
参与渤海湾日中石油开发项目
因唐山大地震受到大伤害
与新日铁的友情
事务所设在宾馆内
事务所的稀客
名歌手关牧村出席开业典礼
天津生活
工作要领和人际关系
Ch.3 与中国大陆油田的交流
向大庆油田销售新日铁的新产品
降旗正義先生恩情难忘
探访辽河、新疆、四川等地的油田
Ch.4 三井的上海战略
晋升课长
缺少上海战略就没有中国战略
常务的突然召唤
关注市场化经济下的上海
首先从人才养成与确保开始
接受命运安排
开拓中国钢铁市场
Ch.5 带着家人赴任上海
虹桥别墅 99号
家人都是“上海迷”
迅速增多的日籍人士
参加环球健康走
日本人学校 PTA会长
Ch.6 三井与宝钢的战略合作
中野惠正常务对于中国的感情
足球友谊赛
综合合作协议书的签订
考察美国与日本模式
“宝钢之母”
干部交流战略对话
Ch.7 搬迁浦东的决定
搬迁浦东成为经营课题
岳父去世当口签订合同
赵启正副市长的说服
美国总统上海访问期间搬家
Ch.8 森大厦的上海事业
时隔十一年再次常驻上海
城区运用管理
上海大变样
陆家嘴步行连廊
森大厦的“垂直花园城市”理念
圆满完成两年任期
森大厦的两大项目
Ch.9 宁波荣誉市民
长江三角洲地区战略
和宝钢合资建立工厂
首先关注宁波
天童寺与曹洞宗
颇具特色的浙江模式
宁波荣誉市民
Ch.10 创建上海白玉兰会（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日本联谊会）
摸索民间交流改善之途径
各领域的获奖者们
二度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
第二届白玉兰会在上海召开
上海白玉兰会规章
第三届白玉兰会在东京召开
第一届白玉兰会在六本木 Hills成功举办
Ch.11 与中国的缘分与友情
日中文化交流的非凡魅力
星屋华友会
与复旦大学徐静波先生的友情
“熊猫杯”征文大赛审查委员
令人仰慕的刘德有先生
SWFC日中女子会
“中国通”东和男先生
追忆汪庆正先生
上海老总会
与戴民英女士悲伤告别
Ch.12 杭州之行 日中不再战
留学生的杭州行
故乡岐阜和中国的缘分
Ch.13 都江堰与邻国互助
坐拥天下名山的都江堰
在上海迎接都江堰的孩子们
Ch.14 旅行与感想
留学时期的旅行
天津时代的旅行
高度发展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
捐赠森纪念图书馆
关东大地震和王一亭
未能回国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出生于长崎平户的郑成功
Ch.15 战前上海的三井物产
战前有十四位上海支店长
第三代支店长山本条太郎
我是通算第十九任支店长
Ch.16 社员访日研修旅行活动
参加社员赴日旅行却很失望
向工会提出日本研修旅行的方案
“体验、交流”的日本研修旅行
飞弹地区和名古屋之行
热田神宫
丰田产业技术纪念馆
接触下吕温泉文化
在“小京都”高山市的交流
在飞弹民俗村的交流
拜访世界文化遗产白川乡
前往德岛与香川
孙文纪念馆
北淡震灾纪念公园
一起跳阿波舞
观鸣门旋涡
在大塚制药工厂学习
与德岛知事、美马市长的交流
四国巡礼文化
体验讃岐乌冬面制作
Ch.17 从上海看日本、亚洲、世界
和海外企业的交流十分活跃
建造世界第一的大楼
投资企业的利益、活力
钢铁大国的领头羊
流行、新文化的发祥地
上海日本企业的课题
充满活动的汽车市场
日中交流的无限可能
上海富有层的兴起
后记
星屋秀幸先生撰写的、记录他与中国四十余年友好交流的新书《中国情缘：我的人生之旅》得以在权威性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作为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我在此献上真挚的祝贺。
星屋幸秀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被派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那时的中国大环境和现在迥然相异。之后，又相继在三井物产东京本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任职，长年活跃至今。2015年8月我至上海赴任时，星屋先生恰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总经理，给初次来到上海生活的我提供了很多工作和个人生活上的宝贵建议，是我的大前辈。由于他长年以来对上海作出的杰出贡献，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白玉兰奖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本人来中国的时间比星屋先生晚，但我于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同样留学于北京语言学院。之后的三十余年来，通过与中国和中国朋友的接触，我时常思考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并没有变化的应称之为本质的东西。作为大前辈的星屋先生，此次将与中国长达四十年的交往历史付梓成册，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是思考今后日中关系的难能可贵的指南针。
日中关系今年（2017年）已迎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过去的四十五年间，根据每个时代的特征，两国关系历经了被称之为“和平友好”、“政冷经热”、“战略互惠关系”的不同阶段。其间，世界形势巨变，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日中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东亚两国——日本和中国互为邻国这一现实不会改变。
基于这样的现实认识，面向将来，应如何建设双方政府和国民共同发展繁荣的日中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永恒课题。相信星屋先生的足迹将给我们追求这个课题带来宝贵的教益和启发。
在我任职上海总领事期间，有幸目睹这样一部优秀著作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从事日中关系的我们来说，感到非常高兴。由衷期待星屋先生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为日中关系增添更大贡献。
《中国情缘（我的人生之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系日本友人星屋秀幸对自己38年在华工作、生活的回忆录。作者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鉴于星屋先生所做的贡献，两次获得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宁波市荣誉市民等荣誉。书中，作者以真切之情、感恩之心叙述了自己如何面对种种困难，在北京、上海、天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同时又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崇和求学态度，讲述了作者在中国结交的朋友，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的故事，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
星屋秀幸，日本岐阜县人。1979年到中国留学之后，常驻中国工作。其间历任上海三井物产社长、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年、2003年两度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他不仅仅是经济界人士，还是一位对日本和中国的人文、历史等情有独钟、颇有造诣的文化人。他用自己的影响力促进中日之间的草根交流。他的这本《中国情缘（我的人生之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五周年）》记录了他来到中国留学、工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