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金永著的《跟着黄河走--从梁山泊来到垦利洼去》主要是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西农民，是如何被逼反、被压榨、被奴役？是如何团结一心与贪官土豪斗争、如何同舟共济办学、抗洪？是如何背乡离井，到黄河口大荒洼垦荒谋生？又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的。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其中人物、事件，虽源自生活，但生活素材，已根据小说创作需要，做了多番加工处理，可谓“真而不真，假而不假”了。

小说作者魏金永以70多岁的高龄，历时四年多，走遍了垦利县永安镇几十个村庄，采访了6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此后与老伴还三次去东平湖周围的梁山、东平等县进行了调查采访，以包含满腔热情的笔触，以执着、认真、求实的精神创作出了这部史诗般的真实感人的巨著。

魏金永著的《跟着黄河走--从梁山泊来到垦利洼去》分芳草情和永安梦两部，主要反映了1935年春夏之交黄河泛滥前后，东平湖畔的灾民，如何团结一心与贪官土豪斗争、如何同舟共济度荒防洪、如何背井离乡到黄河尾闾的垦利洼垦荒谋生、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救亡的故事……

楔子

第一章 孽子三虎

第二章 黄龙罹难

第三章 民不畏死

第四章 人情超重

第五章 芳草萋萋

第六章 海屋添筹

第七章 漏夜惊堂

第八章 以攻为守

第九章 烛影斧声

第十章 祸不单行

第十一章 筹措营救

第十二章 侠骨溢香

第十三章 青天老爷

第十四章 阴晴圆缺

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

第十六章 大河之殇

第十七章 灾连祸结

第十八章 热土难离

第十九章 世态物情

第二十章 满堂出彩

第二十一章 平安是福

第二十二章 天地不仁

第二十三章 进出茅茨

第二十四章 恩怨情仇

第二十五章 国难当头

第二十六章 时乖命蹇

第二十七章 薪尽火传

后记

楔子

山东垦利，老百姓有两句“经典”话语：“要吃饭，围着黄河转；要糊口，跟着黄河走！”

这两句话，字面好懂，就是说黄河每次泛滥，虽然造成泼天大祸，但黄水沉淀淤积却能留下大片肥沃土地，让老百姓实实地种上几年好庄稼。“十年九不收、收一年吃九秋”的东平湖畔各县如此，黄河口荒洼亦是如此。至于这两句话的更深义理，我在垦利县工作了二十年，才逐渐有所领悟。

垦利县东部农民，多是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决口后迁来的鲁西(郓城、梁山、东平、巨野、寿张、阳谷、东阿等)十几个县的灾民。我的学生大部分则是这些灾民的后辈。在与他们长期交往中，听他们讲述了他们的父母兄长姊妹逃荒来垦利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动人故事。无论是在旱涝频仍的东平湖畔之水浒荒村，还是在土匪猖獗的黄河尾闾之旷野荒洼，这些农民、渔民、读书人，在黄水泛滥之后，为了糊口、为了活命、为了儿女、为了家庭、为了乡亲，是如何义结同心与官匪黑恶势力进行殊死拼斗的；是如何相依为命、相互救助战胜天灾人祸的；是如何背乡离井拖儿带女到天涯海角重新安家立业的……这些故事经过几代人的血泪浸泡，饱含了人世活命的酸甜苦辣，人物情节，形形色色、古怪离奇，甚至惊心动魄、血肉横飞……听后留下了深刻印象。

尔后进一步采访，让我料想不到的是，这些鲁西灾民的父兄中，甚至在某个家族或家庭中，既有本原的草莽英雄，亦不乏革命先驱和志士精英。有的是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同盟会会员，有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将官，也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延安抗大的学生，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战线，谱写过不同的篇章，做出了不同的贡献，让人肃然起敬、拳拳服膺。

两千多年以前的《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就明确了立身之道和家国关系。百年之前，有的学者则指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中国文化，即使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也总能为我们培育出一些心怀苍生、以身许国，进则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退则可著书立传或归隐田园的奇男子；以及温婉贤淑、才智超卓、有胆有识、不让须眉的好女子。也许只有他们，才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

以上见解是否确当，姑且不论，但我们中国的文化，确乎有一种很强的向心力，历经劫难，血脉始终延续；中国的历史，分久必合，也是前仆后继，薪尽火传，把一场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成为伟大的民族复兴。

总之，面对如此丰富的生活素材，年逾古稀的我，经几番思索，便萌动了写部小说的念头。然而，生活素材，如同乱麻，很长时间找不到头绪，不知从何处人手……  后来，我意外发现了两张老照片：一张因年久褪色，人像模糊，后经技术处理，方能辨识。确认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摄于日本横滨，是八个留日学生(七男一女)，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山东会员。因“各有其能”，有人称他们为“渡海八仙”；也有人说，他们个个激进勇猛，便称这七位男同学为齐鲁“留日七雄”。其中有山东同学会的会长、同盟会北方支部的主盟人徐镜心；有后来当过山东省议会议长的王鸿一；还有赵汗青、黄云生、冯文魁、阮宗圣、潘响晴(女)、龚无忌。后来一一考订，有的并非真实姓名，而是字、是号、是笔名或化名。在照片后边，还写着“勿忘国耻：光绪21年4月17日”。这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期。

另一张照片摄于1940年前后的黄河口永安镇，是老阮家的女眷和亲戚，计十二人：坐在中间的是阮家主妇吕蕴玉和她的表妹严依霞、弟妹孙尚香、亲戚李二姑；还有她家的四个女儿：学兰、学梅、学菊、学竹(干女儿小桂花)；她的三个儿媳：玉莲、小琴、秋鸿；还有吕蕴玉的另一个干女儿宁小娥。

而今九十五岁高龄的宁小娥说，那是省城逃难来的照相馆的老师傅在永安镇给照的。她穿的旗袍还是向学校的女老师借的。

面对这两张老照片，我突发奇想，既然掌握的主要素材，都与这两张照片上的人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何不以此为线索，编织串联，次第进行讲述？小说的初名则定为《两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可及至动笔谋篇，却发现题目欠妥，圈子画得太窄，某些事件纳不进去。

后来又发现老阮家吕蕴玉的一本日记，记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其中有一首词，调寄“水调歌头”，题目《跟着黄河走》。（P1-2）

历经三四年采访，从多位高寿老人讲述中，我又发现：

其一，上世纪之初，那些先读《五经四书》，叉去国外读过洋书的人，他们受“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怀着“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的愤慨，怀着“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不耻下问的精神，去学习先进的思想、知识，以园救国强国之梦。有的像鲁迅所比喻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去“窃火”，给黑暗如同地狱的祖国以光明；有的是我国最早通晓民主政治，并敢于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流布和奠基添砖献瓦的“精卫”；有的是先炼“三民主义”、后炼“马列主义”之石力补苍天的“女娲”；有的则是剜心为炬的丹柯……他们是民族的骄子，救亡的国士，社会的良心，时代的先锋！是科学、民主、自由、公正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他们自觉握有一种神圣使命，各自按照自己榫头大小，在祖国大地苦苦寻找合适的卯孔，然后打了进去。同时，他们“身在江湖，心在魏阙”，忧国忧民。也有的能从“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中，进而“以义断恩”或“浴火重生”，其艰难悲壮，亦令人扼腕赞叹。

在鲁西这方“水浒之地”，此时除少数革命先锋、学界翘楚脱颖而出，如明星在祖国夜空闪光亮彩，最多的是历经挫折碰壁，返回故土当了教书先生。这些迂阔的穷儒贫士，胸中有大义，肩上有担当，一方面，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一派长者风范；另一方面，又汲取国外先进教育经验对旧私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穷乡僻壤中，自觉地挑起起引领社会向现代文明步步进展的担子。他们坚信，生命的精彩，不在明日的天堂，不在精神的解脱，而在于当下的自强不息中……一个民族崛起的基础，其首要因素是人心的改变。他们的功劳，正是为“人心的改变”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

其二，我开始认识到，家庭家教家风的传承，家族文化伦理秩序，与家国进步发展的紧密关系。价值连城的遗产，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高楼大厦，而是祖辈父辈在往昔峥嵘岁月的坎坎坷坷中，以自己的生命语言给子孙留下的永久记忆和塑就的高尚形象。让你敬畏、学习、效法，教你做个好人。鲁西的灾民，沿着黄河奔流的方向，去黄河尾闾生存创业。顺流而下的生命和灵魂，仍然也带来了那朴厚善良的家教家风，带来了梁山儿女的血脉，在新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繁衍生息。

其三，在那打打杀杀的疯狂劫难中，仍须坚信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天下总是好人多！”“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即使社会变得如同一团烂泥，大地上还是有绝对善美的心灵跳动着。“尘世世界”需要“和为贵”，“弱肉强食”那是“动物世界”。有了这个信念，我、你、他，才能求同存异、和衷共济，人活得才有信心，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才不至于崇尚阴谋权术、无视凶残暴力；天天疑神疑鬼，谆谆教诲孩子：“到处都有狼外婆，对谁也不能相信……”如此这般，还能有“夜不闭户，路无拾遗”那一天吗？

我是一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业余作者，在半个世纪的业余创作经历中，也有些许感悟。窃谓作家不仅要像医生，揭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而且还得像厨师，在制作精神食粮的时候，得考虑提供营养。就是说，文学固然不可把自身蜕化为空头道德说教，但“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劝善惩恶”，还是文学的天职和价值。这是我创作《跟着黄河走》的初衷和理念。

最后，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跟着黄河走》原分两部，第一部《芳草情》，第二部《永安梦》。后来，吸取意见，修改压缩，成为单本，但基本内容未变。主要是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西农民，是如何被逼反、被压榨、被奴役？是如何团结一心与贪官土豪斗争、如何同舟共济办学、抗洪？是如何背乡离井，到黄河口大荒洼垦荒谋生？又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斗争的。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其中人物、事件，虽源自生活，但生活素材，已根据小说创作需要，做了多番加工处理，可谓“真而不真，假而不假”了。所以不能再与任何真人真事对号。然而，凡以真实姓名出现的人物及其事件，皆有当时知情人所写资料或口头叙述可查，作者不敢随意编造。

(二)向传统学习，用中国方式，讲中国故事，是我的追求。我不很在乎主题是否鲜明集中，用现在某些提法则是“主题消解”。也不在乎谁是一号二号人物。但很在乎语言是否通俗易懂？人物形象能否立得住、留下印象？也很在乎是否合乎情理，读者能否有兴趣读下去？我很赞同林语堂先生的见解：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像对老朋友诉说知心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不是原话)。所以，我不太喜欢“删繁就简”的“三秋树”，我更喜欢春天的草木，尽管有些多余枝蔓，但自然真实、接地气、富有生机。

(三)这邵小说，从2012年春天开始酝酿、采访、创作，直至2016年出版，在这五年中，垦利县宣传部、文广新局、县史志办的领导同志，永安镇委、镇政府，特别是永安镇的隋艳珍、黄文卿、周立城、许志刚、苟云鹏、张景智、翟东明等多位同志对我的采访、创作、生活各个方面，都给与了全力支持和热情关怀。最让我感动的是山东作协原副主席曲延坤老师，年逾八十岁高龄，是用放大镜逐字逐句阅读我的书稿，然后跟我谈修改意见；还有潍坊市文艺创作室的王汝凯主任，是在住院期间于病床上艰难阅稿后，提出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单连涛、段思科、-戴永昌、申宝柱、于志平、李长梅、张英士、陈崇禧、宋振华、武桂兰等等同志在提供素材、资料、阅读初稿后多次提出修改意见等诸多方面，都给与了全力支持和帮助；后来，我的老学友张鹤泉、王金文、徐延年、高志辰、姜在亮、刘鸿超等，亦提出多项宝贵修改意见。可以说，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关怀，我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想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创作，是不可能的。值此，一并深表谢意！

(四)更加让我感动的是，今年8月7日，《时代文学》《百家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东营市垦利区宣传部在济南共同主办了“长篇小说《跟着黄河走》研讨会”。会议由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百家评论》主编、山东师范大学李掖平教授主持，先后发言的有：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杨学锋同志；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时代文学》主编、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山东省人民出版社胡长青社长；以及评论家、作家、学者、教授张丽军、孙书文、吴承笃、从新强、马兵、张艳梅、王晓梦、贺彩虹、石玉奎、李言英、陈谨之、周建功诸位老师和东营市委宣传部、垦利区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等。在十八位领导和老师的发言中，不仅对作品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而且提出了许多中肯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此，用简单的“感谢”已不足表达自己的心意！我只有将这些意见细心梳理和消化，纠偏救正，披沙拣金，认真修改，争取再上一层台阶，以报答诸位的关爱和期望。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20岁至40岁，我是在垦利县度过的。垦利是我的第二故乡，更是我深深眷恋神牵梦绕的心灵故乡。我多么想把我采访后编出的故事，奉献给这儿的父老乡亲，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但愿乡亲们不以迂拙见弃，喜欢这部小说。

作者魏金永

写于2014年12月22日 垦利永安镇

改于2016年12月8日 潍坊东方世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