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破那层窗户纸》是针对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评论。无论涉及到余光中、龙应台、王朔、严歌苓、南怀瑾、阎崇年、余秋雨等当今文坛的大家，还是事，还是事件，作者关海山皆一视同仁，知无不言，剑走偏锋，一吐为快。作者思想深刻，文字幽默，能从众人视而不见的角度入手，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既有严肃的学术性，又有时尚的可读性。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新一批评论家涌现出来，他们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特别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

《捅破那层窗户纸》一书就是山西文学评论家关海山著的一本文学研究和评论合集，共收文97篇，包括《注定夭折的“龙卷风”》、《也说金庸诉江南侵权案》、《所有的花你最美》等。

余光中究竟炼出了什么样的“丹”

注定夭折的“龙卷风”

王朔走进了“千岁寒”

陶醉在臆想的世界中——从《拯救乳房》和《血玲珑》看毕淑敏的小说创作

这些常识应该懂

读不懂的《小东西》

不敢再读“格林童话”

培育邪恶的温床

刘亮程：别再糟践这村庄了

糟践完村庄糟践新疆——评刘亮程散文集《在新疆》

矫情的“不为影视写作”

谁解新版《红楼梦》之味

也说金庸诉江南侵权案

娱乐节目要狠刹媚俗风

让更多的作家介入编剧

武将形象该如何

主旋律影视也要血肉丰盈

为易中天、于丹说句公道话

关键的问题是治本

影视剧要彰显文化品格

为文艺作品作者正名

所有的花你最美

文艺作品的思想和道德

从平淡中过滤生活——电视连续剧《悬崖》琐谈

国产动漫期待跨越

遭人非议的“行为艺术”

从《潜伏》到《借枪》

我读外国小说之惑

故弄玄虚的禅语

从出口成章说起

低龄写作不应鼓励

儿童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批评何须有锋芒

语言问题不可忽视

“丢书大作战”可以止矣

汉字中不应夹杂外文

由汉语与西文字母之争想到的

汉字简化是文字发展的方向

令人堪忧的网络语言

写首儿歌给孩子

作家应该成为多面手

取笔名要有尺度

酷评更是有思想的生产

朝气蓬勃的“媒体派批评”

白平：是又怎么样

网络文学的症结

由余秋雨引发的思考

忌散贵散说散文

文学批评惹谁了

文学评论的三大顽症

文学评论的是与非

文学评论贵在批评

也谈“80后”的写作

毁誉参半的网络文学

文学命名应谨慎

散文到底该写什么

散文的园地应该大起来

是翻译不是篡改

陷入怪圈的《红楼梦》研究

别总拿“隐私”说事

裸体与阅读

有所读有所不读

“作者简介”里的学问

“腰封”渐欲迷人眼

《收获》并不是一杆秤

读书要会读

还是要读些“无用”书

读书与素养

由《焚书指南》说开去

39万元人民币的价值

《独唱团》搅皱了文坛“春水”

数字出版应再规范些

图书也是商品

莫言获奖引起的话题

“文化名人”不等于“国学大师”

拜年不是走形式

过年过什么

汉字不能仅限于听写

取名字能不能用生僻字

传承方言就是传承文化

恶搞文化何时休

文字是文明的基石

红色旅游景点应该免费开放

保留老地名就是保存文化

莺莺塔当“嫁”则“嫁”

有感于名人当教授

作家挣钱引出的话题

歌词为什么写得那么烂

我们还需不需要诗歌

别让诗歌沾染上“口水”

“读不懂”不是不读诗的理由

新诗要力戒散文化

新诗要不要押韵

诗人到底会不会说人话

新诗何求要能“歌”

古典诗词创作的当下意义

女诗人的胸部与诗歌没有关系

中国有句话，叫“文如其人”。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作家们都要公而忘私或舍身饲虎去，但起码的平等、尊重等礼仪常识总该具备的。从余光中的文章里，我却分明看到了一颗肮脏的灵魂，这颗肮脏的灵魂是受其丑陋的思想意识支配着的。如在游记《塔阿尔湖》中，余光中在盛赞菲律宾女人“褐中带黑，深而不暗，沃而不腻，细得有点反光的皮肤”的同时，却又用无限厌恶的笔调去描绘：“比起这种丰富而强调的深棕色，白种女人的那种白皙反而有点做作，贫血，浮泛，平淡，且带点户内的沉闷感。”就像“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样，肤色本天成，无论黑、黄、白、棕，你有什么理由更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与侮辱你所看不惯而别人又无能为力去改变的肤色呢？尤其可恶的是，在游览一座“众鬼寂寂”的古寺时，愿意保持安静的余光中，竟然斯文扫地地谩骂为他辛苦奔走的向导：“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音。”接着，又恶毒地诅咒：“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不朽，是一块顽石》）你余光中先生倒是有礼又有知，却为何要面对因养家糊口而为你服务的可怜向导大发雷霆呢？仅仅因其为了讨好你而搅了你的雅兴便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吗？若如此，像余光中先生这样的“知”和“礼”，还是不要也罢！

再就是，在《论夭亡》一文中，余光中先生“歪理加邪说”地证明了夭亡的诸多好处后，又不厌其烦地举例雪莱的天亡与佛洛斯特的老死，最后竞得出结论：“死亡不但决定死，也决定生的形象；而夭亡，究竟是幸，是不幸，或是不幸中之大幸，恐怕不是常人所能决定的吧？”真是扯淡！死亡就是死亡，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怎么夭亡就比正常的老死“大幸”呢？与此有同工之妙的，恐怕也就“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的钱玄同了。稍微“遗憾”的是，钱先生的观点对世人所产生的毒害与余先生比起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当然，余光中先生毕竟是作家，我们也不能老揪住人家的道德情操不放手，何况历史上人品不怎么样而才高八斗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和坤，比如秦桧。我们也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认识余先生吧。

余先生最得意最炫耀的文学观点便是“炼丹”，在其《逍遥游》的后记里余先生不无自负地说：“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且不说这话里用了多少无聊的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我们只看余先生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字里炼丹的。

余先生首先炼出了一颗文白夹糅、歧义丛生、晦涩难懂的半生不熟的青瓜“丹”来：“我的观星，信且所之，纯然是无为的。两睫交瞬之顷，一瞥往返大干，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冷然善也。”这样半古不白的文字，即使20世纪30年代那一茬刚学白话文的作家，也要比他运用得圆润得多，稍有点古文基础的人，都能读出这几句话的生硬与别扭来。但余先生却不会这样认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余先生惯用的伎俩，尽管余先生自己乐此不疲地写着不文不白的夹生文章，却还要蔑视“五四或30年代（上世纪——引者注）的名家，那种白话文体大半未脱早期的生涩和稚拙，其尤浅白直露者，只是一种滥用虚字的‘儿化语’罢了。”（《哀中文之式微》）同样，余先生一边大声嘲笑着现代刊物上如《未完成的恋曲》《生命的灯》《褪色的梦》《石榴花开的时候》等“那些没有个性、陈腐不堪的题目”“都是老祖母时代流行的帽子了”，一边却钻进书斋汗流浃背津津有味地创造着一点也不比他所举的例子高明一丁点的《南半球的冬天》《下游的一日》《借钱的境界》《幽默的境界》《中国人在美国》等陈词滥调——可笑啊可悲！

为了增加自己文章的文化内涵，也为了显示自己学问的广博（或深厚）及活学活用的本事，余先生时不时要活剥些古人的诗句，“剥”得好也算，这本来无可非议，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余先生活剥的手段太不怎么高明了，剥着剥着，便剥出了一颗毛茸茸血淋淋的胚胎“丹”来：“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长风破浪，云帆可济沧海。行路难。行路难。”（《逍遥游》）“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地址，也是人们住出来的。”如此蹩脚的活剥，实在令人恶心、令人不忍再去举例，然而余先生却兴趣盎然，一剥再剥。在另一篇写雨的散文里，余先生的心情毫无缘由地“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于是，“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听听那冷雨》）猛一看，还以为余先生才华横溢呢，不料想，还是活剥了宋人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对比之下，高下优劣立时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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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勇气——读关海山文艺批评集《捅破那层窗户纸》

杨占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转变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文化等诸多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素养，也随之发生了遽变。作为直接表现社会现象本质的文艺创作，所反映的内容，展示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丰富多彩的景观；与创作同步发展的文艺批评，也越来越多样化，批评家不再固守陈规，在评判作品的价值时，在分析作家或者艺术家的风格时，在研究某个题材创作倾向时，都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一化，形成了密切跟踪创作和观点敏锐新颖的文联作协派，注重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的学院派，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的媒体派等等，确实是呈现出百家争鸣氛围。我个人的看法是，每一种形式的批评，都有自身的优势，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局限，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把握住所评文艺家或作品的核心问题，真正起到引导创作的作用，批评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些批评方式，都有着一种互补的成份。评价一个文艺家的创作成绩和不足，或者判断一部作品的水平高低，既需要文联作协派批评的敏锐新颖，也需要学院派批评的理论深度和旁征博引，更需要媒体派批评的生动活泼和尖锐犀利。这样，对于所评文艺家或作品乃至整个文艺创作，都是有益的。关海山的这部文艺批评集《捅破那层窗户纸》，就集中体现出了媒体派批评的特点，篇幅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活泼，观点尖锐犀利，彰显出他是一个有勇气的青年文艺批评家。

关海山供职于一家主流报社，做文化编辑兼记者采访工作，业余勤奋创作，开始写诗歌，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后来对散文写作兴趣大增，由于他有着比同龄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且读书广泛，一篇篇很有品味、很有文采的散文作品接踵而至，出版了集子《站在桥上》；近年来，关海山又把写作重心转向文艺批评，以一个媒体派批评家的视角，不畏权威，不惧情面，直抒胸意，评说文艺现象，评点作家艺术家和文艺作品，成为山西青年文艺批评家中很有自己特点的一位。

收在《捅破那层窗户纸》一书中的文章，有一些我在报刊上曾经读过，这次再读无疑会加深印象；而那些首次读到的，则让我对关海山的文艺批评有了较为全面的感受。全书共收录了97篇文章，这些文章恰如书名所示，他是要以真诚的态度和直观的感受，捅破许多人碍于面子、碍于关系，对于文艺界知名人士和有较大影响作品想说又不敢说的“窗户纸”，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与观点，而这些意见与观点，绝对不是随意的和没有根据的，都是言之有理，能够代表许多人的看法。仅从一部分文章题目，诸如《余光中究竞炼出了什么样的“丹”》《注定夭折的“龙卷风”》《王朔走进了“千岁寒”》《刘亮程：别再糟蹋这村庄了》《矫情的“不为影视写作”》《主旋律影视也要血肉丰盈》《故弄玄虚的禅语》《朝气蓬勃的“媒体派批评”》《文学评论的三大顽症》《文化名人不等于国学大师》《歌词为什么写得那么烂》《诗人到底会不会说人话》等等，即可看出海山的落笔视角。他所涉猎的人和事，我们都比较熟悉；然而，他那直率的看法、独到的感受和犀利的文字，会让读者领略到文艺批评本身应当具有的功能，透视出当今文艺界的复杂状态。

评价关海山的这部文艺批评集《捅破那层窗户纸》，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独立性。应当说，当下的文艺批评界，不少批评家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评论文艺家和作品时，只能跟在文艺家或作品之后作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说文艺家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题材、思想和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类型，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艺术家和读者及观众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批评家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是通过对文艺家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个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批评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文艺家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份，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能体现出批评家的独立性来，这也是批评家存在的基础。从关海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就是要写出自己的独立性来，那种四平八稳的文章不是他的追求。比如在《余光中究竟炼出了什么样的“丹”》中，海山写道：“朋友所说余光中的几件事情，我也都曾耳闻，只是觉得，有些听起来就像三流艺人的市场炒作，太吵太闹；而炼丹的事纯粹就是一句推销自己的劣质广告语，也许是酒后一高兴了冲口而出的，岂能当真？”接下去他谈了自己的感受：“为了不辜负朋友的认真，回家后我还是赶紧找出余光中的散文集子学习起来。但翻了几页，就再也看不下去了：疙疙瘩瘩的文字，玄而又飘的所谓‘意境’，洪水一样廉价而泛滥的情感——抠烂了纸页，也找不出那颗‘丹’到底藏在哪里。”他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中国有句话，叫‘文如其人’。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作家们都要公而忘私或舍身饲虎去，但起码的平等、尊重等礼仪常识总该具备的。从余光中的文章里，我却分明看到了一颗肮脏的灵魂，这颗肮脏的灵魂是受其丑陋的思想意识支配着的。如其在游记《塔阿尔湖》中，余光中在盛赞菲律宾女人‘褐中带黑，深而不暗，沃而不腻，细得有点反光的皮肤’的同时，却叉用无限厌恶的笔调去描绘‘比起这种丰富而强调的深棕色，白种女人的那种白皙反而有点做作，贫血，浮泛，平淡，且带点户内的沉闷感。’就像‘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样，肤色本天成，无论黑、黄、白、棕，你有什么理由更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与侮辱你所看不贯而别人又无能为力去改变的肤色呢？尤其可恶的是，在游览一座‘众鬼寂寂’的古寺时，愿意保持安静的余光中，竟然斯文扫地地漫骂自己请来为他辛苦奔走的向导：‘岑寂中，只听得那该死的向导，无礼加上无知，在空厅堂上指东点西，制造合法的噪音。’接着，又恶毒地诅咒‘十个向导，有九个进不了天国！（《不朽，是一块顽石》）你余光中先生倒是有礼又有知，却为何要面对因养家糊口而为你服务的可怜向导大发雷霆呢？仅仅因其为了讨好你而搅了你的雅兴便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吗？若如此，像余光中先生这样的‘知’和‘礼’，还是不要也罢！”从这些文字中，我充分领略了关海山的独立性，这也是贯穿他这部批评集的主导风格。独立性其实是衡量一个批评家价值的重要尺度，以独立性来从事文艺批评，永远不会错。

第二是现场感。文艺批评的功能之一是现实性，而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是要有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就是要以一种亲临者的姿态，直接参与一种文艺事件或者文艺现象之中，表达自己的赞同或者不赞成立场，这种现场感的作用，就像体育比赛中的“短平快”战术，非常奏效。这个特点正是关海山批评文章所追求的效果。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不少评论家选择评论的作家艺术家或者作品，多数是比较正面的，适合说肯定性话语的，而不愿意面对那些粗制滥造的低俗东西，因为这些批评家不想把自己的所谓身份、所谓高雅降低，由此也就不强调现场感；而关海山追求的现场感，用真诚的和直率的态度表达出来，让读者或者观众更感觉到批评的重要性。比如《谁解新版《红楼梦》之味》一文中，他对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评析，就是代表了广大观众的现场感受。他说：“稍作检点，新版《红楼梦》被人诟病之处主要有：服饰，选角，表演，配乐，旁白等，归纳起来，争议较大的几部分是：林黛玉太胖，薛宝钗太瘦，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明显不符；大部分演员（尤其年轻演员）的演技不过关；文言文旁白让观众看不懂；背景音乐不伦不类，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最后，林黛玉裸死的镜头，有哗众取宠之嫌。”接下去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然而，李少红眼里的《红楼梦》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新鲜的体验呢？除了以反智的方式来解构权威、解构经典，以迎合商业市场、迎合部分观众猎奇般的审美趣味来无原则、无限制地降低艺术标准，其中又包容了多少个性化的合理性？王扶林导演拍摄《红楼梦》时，演员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海选，但要求除了必须熟读《红楼梦》原著外，还要形象、气质皆与原著神似，光演员培养就达六年之久。而在新版《红楼梦》筹备期，据说，编剧在三个月内就写出了50集的剧本初稿……”这段话，说得有理有据，更有现场感，说出了许多观众的心声，切实体现了批评家应当具备的品格。

第三是文字功。做一个有勇气的批评家，除了观念的独特，眼光的敏锐，更重要的是要有过硬的文字功。如果没有过硬的文字功，那些独特的观念和敏锐的眼光，都会打折扣。关海山文艺批评文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是运用自如的，十分贴切，很好地体现出了所要表达的意思。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他的自身知识积累是丰厚的。从事文艺批评必须有足够的积累才能胜任。如果只付出不充实，或者付出多充实少，肯定会出现才思枯竭、难以创新、重复别人、重复自己的现象。关海山的文字功过硬，是建立在他平常注重读书基础上的。他的读书不是无的放矢，或者太多随意性，而是很有针对性，把读书过程的体会充分运用到写作中，做到既不掉书袋，又不太随意，让文字的张力和独立的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文章好读、有味，富于冲击力。

相信关海山会继续保持自己的批评风格，写出更多有价值和文章来。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