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艺术感觉
20lO年4月7日
对于曹文轩，我最近几年关注比较多了，原因是，在当今学院体制下，曹先生身上兼容着学者、作家与批评家三重角色，这自然是当今大学所稀缺的。在北大中文系，大文化的研究已经有遮蔽纯粹文学研究的趋势。这个时候，坚守文学性的“文学内部研究”就很有必要重提一下。
仔细听了曹文轩的讲课，认真阅读了曹先生的学术性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和随笔散文《追随永恒》《阅读是一种宗教》，以及长篇小说《天瓢》等。
我向爱好写作的朋友每每推荐曹先生的《阅读是一种宗教》，提醒他们培养文学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家的鉴赏，曹先生创造了一种“曹文轩式的解读”。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都必须承认，曹先生是懂文学的。他坚持文学有恒定基本面，承认有一贯文学性的人，不太欣赏“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相对主义说法；文学的基本，并未改变。我对此也很认同。
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曹先生似乎过于拘泥于审美了，而削弱了思想的深度。个别长篇小说，比如《天瓢》，略带理念的痕迹。不过，从积极方面来看，曹先生借鉴以契诃夫、屠格涅夫到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中外作家作品中的古典形态。在充斥着欲望的文坛追求一种“净洁”的美感，试图开拓现代意象的诗性空间。这种探索是有益的。
曹文轩认为，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考察，则“深刻”从未作为文学标准的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的，是意境、情趣、灵性、智慧……鲁迅放弃小说创作，而改以大量创作杂文抨击时政，正是鲁迅意识到“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结果。对此，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看待鲁迅，也不应该将“深刻”与“意境”等古典文学审美传统割裂开来。毕竟，当下中国文学的超越之路必须是借鉴中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的。鲁迅在创作杂文与小说时，分别安置不同的内容，并不存在“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冲突。我很纳闷，为什么一提“深刻”曹先生就出来质疑呢？我觉得，曹先生此举主要是为自己的小说辩护。
首先谈谈敏锐的艺术感觉。
曹文轩是个有着敏锐细腻艺术感觉的学者型作家。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研究方面。阅读他的系列著作，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比如他的小说、散文和评论，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景物、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感觉一直不太好。曹先生认为，一个作家的感觉能力好不好，并不体现在他对重大事物的感受上，而是体现在他对细微事物的感受上。因为最容易被感觉到的是那些体积粗大、形象突兀的事物，而那些微小、平淡的东西则不容易被感觉到。若是无形的事物，如情感，最容易被感觉到的则是那些沉重的、明快的情感，像悲痛、快乐、愤怒等，而淡淡的忧伤、隐隐约约的惆怅之类的情感，就不容易被感觉到（即使是感觉到也不容易被说出来）。粗大、突兀、沉重、明快的事物，在力上是强烈的，我们容易受其震动，因此容易形成心理印象，而微小、平淡的事物在力上是细弱的，我们不容易受其震动，因此也不容易形成心理印象。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曹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作家确实倾向于去感应历史、时代和一些重大的存在命题，但他们的功夫恰恰是显示在他们能够感觉到细微之物与写出细微之感觉上，如加缪、鲁迅等。至于一些惯写小调作品的作家，如俄国蒲宁、中国的沈从文与废名，自然更细腻地感应了这个世界。
印象最深的是，曹先生特地举了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棋王》对生活的真切而细致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用了承载能力极好的语言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冬日的阳光斜射过来，冷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王一生走进屋子。灯光下那个身影被拉长了，投在墙上，灯光摇晃起来时，那身影也摇晃了起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句子，实在使人觉得久违了。他使我们忽然意识到：从前，我们把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绝大部分形象都忽略掉了。对王一生将茶几上跳动的干米粒捉进嘴中，随之喉结一动一动的细节的描绘，使我们惊喜地领略到了一种入木三分的观察能力。
《透明的红萝卜》则把当代文学的感觉意识强化了。这部小说给人强烈的印象便是作者的感觉。他用“透明的”的红萝卜和落在水中“发出玻璃声响”的红萝卜，给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带来了莫大的快感。这篇作品之后的《爆炸》《红高粱》等作品，则把他的追求漫无节制地“挥霍”出来。P2－4
这些零碎的文字要和读者朋友见面了，文字不多，但它却凝结了我在北大几年的一些学习心得和生命体悟。
200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北京，宿命般地来到北大听课，一晃就是六年过去了。从S城到北京，不仅是地理环境上的转换，也是心境上的转换。穿着单薄衣衫、背着挎包的我向北大走来。正是上午，火热的太阳直射着我，路过一个拥挤而杂乱的小市场，掠过那些蒙尘的白杨树，径直走到北大南门旁。
后来的日子，没有了当初走进北大时的激动，一年又一年，仿佛又回到了S城。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蹭课、听讲座和读书，在不咸不淡的日子里漂浮着，我又重新体味到生活的反复与停滞，单调与无聊，再一次感受到了苟活、平庸、艰难与屈辱。目睹了一些人的沉沦与挣扎，我的心曾经死过。北大图书馆前的白丁香花开了又枯萎了，我忽然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倦怠。
我自己，即便在S城荒寒、苍白、无助而又绝望的日子里，都没有放弃对于生命诗意的守望。这种信心支撑着我寻找亮光，我感觉自己没有真正死去。我仍然选择去生，选择隐忍，也选择韧性的斗争。
早在2007年北大听课时，我在某某先生的课上遇见了他的课代表。出于好奇，我偷看了北大学生的作业，隐隐感到不安和恐惧。北大教授要求很严格，一开始就以标准论文格式来要求学生。当然，这样的要求自然不过分。但是，当教授一遍遍强调论文不能抄袭，而需要注明参考文献的时候，很多学生就养成了为引用而引用的恶习。为了证明自己“认真”读过“很多”书，以期获得更好的成绩，学生们比着谁读的书多，于是就在自己的论文里注上十几本或更多的参考文献，仿佛不这样就算不得论文。我很怀疑读书的质量，每一个读书的人在写作以前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这些问题。托尔斯泰在晚年曾经给文学下过一些定义，他说：“文学意义是探究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世间为何会有苦难，人类为什么不能平等。”
记得早在中学时，我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完全扫除了那时我内心的彷徨迷惘，获得了一种坚实的存在感。每当生命出现萎靡，总会联想起孙少平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隐忍、真诚和坚忍不拔的高贵品质。我现在很怀疑，自己真的爱那些空洞的论文和讲课吗？难道仅仅是一种虚荣心的支配之下逐渐偏离读书初衷的读书和学习？我曾想读书是为了陶冶情操和变化气质，可读书如果只是让生命变得更加优柔和格式化，会不会变成一种精神枷锁呢？我说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毕竟北大给了我很多丰富的精神滋养，我有理由敬畏它。现在想想，那是一段愉快充实的日子，我和一位北大学生在一起谈国学、讲佛教、说人生，设想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阐扬传统，传播文化，启迪众生，这是我渴望的生活。 以前做“愤青”的时候，爱激扬文字，现在回过头来，我讨论的很多东西，远远超出了当时自己的知识和思维能力可以解决的范围。这点随着学问、阅历的增长，我已经觉悟到了。没有办法，作为欲界的凡夫，人总要为自己的愚痴负责。年龄小时，人很容易自大的。其实，我很渴望有人一声棒喝将我敲醒。兴许现在有点小痛，有点不爽，但就其将来而言，却是我死病的大药。
北大未名湖畔积淀已久的博大、优雅、沉郁、特立独行的气质给予正处于精神蜕变中的我的灵魂的安妥是重要的，这种气质造就了我自由、果敢、卓然不群的心性，也极易让我流于孤独、躁郁、失落与荒漠，使得我不知道如何与众生的世界融合。不过，让我欣慰的是，通过北大学习国学，在这种坚守之中找到了一种均衡的幸福感，它让我从容、镇静、和谐、安详、自得，心灵不再沉溺于无穷无尽的困扰、焦虑、烦恼之中不能够自拔。
这里，我留下自己的个人邮箱1289217154@qq．com，欢迎提出指正意见，欢迎和我分享你的人生梦想，期待和你交流。
于仲达
2015年5月8日
恐怕我这一生再没有如此纯粹的时光了，这里记录着我当初学习的一点心得。
2007年6月，我从皖地S城来到北京，然后先是宿命般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一直到2013年6月我重新返回S城，一晃几年就过去了。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生命中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北大静园的草坪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转眼之间，六年已过。这些年里，是我思考问题最多最集中的，如果缺乏这个环节，我基本还是没成年，可能终生无法走出S城。
这本书看起来都是一些零散琐碎的文字，但也有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记录了我在北大中文系、哲学与宗教学系的学习、感悟、交流、碰撞与心得，兼容文学、哲学与宗教的沉思。以亲身经历，从一个求知若渴的旁听生角度，描绘北大名师的风采，诸如星云法师、楼宇烈、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吴晓东、汤一介、李零、黄子平、朱良志、何怀宏、陈鼓应、周学农……体验北大名师风采，享受一次次精神的盛宴。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年轻时代的最后证明。现在仍想这样说，这是一个曾经的苦痛者写给正在困惑的年轻人看的读物。当然，它是一本关于“我执”和消融“我执”的书。
当我写完此书以后，我发觉自己不再年轻。特别是我在北大听课的这段日子里，不再感时伤世，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早上在校园里漫步，雨水潮湿的气息袭人，白丁香花开了，袅娜着散发着微弱的香气。忽然想起《圣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既然一切都是虚空，岂不是都没有意义吗？我确信，自己挣扎过，存在过，担当过，也就足够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逃：从中文系的课堂逃到哲学系、宗教学系的课堂，从鲁迅研究的课堂逃到老庄、佛禅的课堂，从中国哲学的课堂逃到《圣经》研究的课堂，又从《圣经》研究的课堂逃到儒家哲学研究的课堂，终于又折回鲁迅研究的课堂。随后，我又从北京大学的课堂逃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从s城逃到北京，又从北京返回s城；从人间世逃到内心，又想从内心对外超越；逃离了s城的小官场，又落人一个更大的尘网里。曹雪芹说“逃大造，出尘网”，不被虐杀，又不疯狂，还要守住“娘生真面目”，谈何容易呢？
想来想去，还是鲁迅最透彻，“回到那里去，就没有一处没有名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可是，透彻和深刻又有什么用。苦痛解决了吗？信靠基督被理性放逐，折服慧能又没见性，出家没有用，鲁迅的眼太寒凉，庄子的超脱只是无奈，真是造化弄人。
我确信，没有经过思辨与净化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一个人不能在书本里待得太久，正如不能在世俗里待得太久一样，他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虚构出来的世界。
我常想：在担当自己的责任之后，我就放下心外之物，来这里静静熏习思考，一个人能有些时间直面浩瀚的宇宙、时空，直面自己的内心，面对大化流行世界，该是多么幸福啊。
于仲达著的《北大日记（从文学哲学到信仰）》中详尽记录作者在北大中文系、哲学与宗教学学的学习、感悟、交流、碰幢与心得，兼容文学、哲学与宗教的沉思。本书从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角度，描绘北大名师的风采，诸如楼宇烈、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享受一次精神的盛宴。
于仲达著的《北大日记（从文学哲学到信仰）》共分四章：第一章：文学——为人性提供良好的基础，第二章：哲学——为生命的存在提供安顿，第三章：信仰——从苦痛走向智慧，第四章：我思——一个北大游学人的体悟。这本书看起来都是一些零散琐碎的文字，但也有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