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2017年12月23日,我去了日本皇宫。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日本国民,还有在日本的外国人,一年中有两次机会走过二重桥走进皇宫,直接参贺天皇和皇后。除了天皇生日,还有每年的1月2日,是向天皇朝贺新年。
这两天,天皇和皇后都会带领皇太子夫妇等皇室主要成员,分几次在新宫殿的走廊里,隔着玻璃向前来祝贺的人们挥手,并发表简短的贺词。
2017年的天皇生日,拥入皇宫的人数达到52000余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万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前去参贺天皇?因为天皇即将退位。
至少在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没有出现过天皇“生前退位”的事情。但是,当今的明仁天皇为何执意要“生前退位”呢?首先,天皇已经感到自己体力不支。我去国会采访时,有机会从国会的正门进入议事堂,这栋建于大正时代的建筑,从正门开始到天皇专用的休息室,共有几十级台阶,而且没有电梯。每次国会开幕时,天皇都要莅临致辞,爬这些台阶,对于一位84岁的老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其次,是皇位继承的问题遇到了麻烦。天皇与皇后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德仁皇太子和雅子妃结婚后,只生了一个女儿。而小儿子秋筱宫文仁生了两个女儿后,纪子妃以40岁高龄又生了一个儿子悠仁。按照皇室典范,皇太子继承皇位后,要立自己的子女为新皇太子。但是德仁皇太子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在皇位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中,整个皇室唯有德仁皇太子的侄子悠仁,才最有资格在将来继承皇位。但是,一方面,悠仁还是一名11岁的小学生;另一方面,立侄子做皇太子,德仁皇太子的女儿就没有机会成为英国女王式的人物。为避免在自己离世后出现骨肉相争,明仁天皇用这种提前让位的方式来规划皇位传承的新秩序,以维持皇室香火的传承。
因此,对于许许多多日本人来说,日本开始进入了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明仁天皇将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而第一百二十六代日本天皇将在5月1日登基即位。
明仁天皇是在1989年即位,年号“平成”因此,1990年代出生的人,日本都称之为“平成一代”,而不是“90后”。平成一代的人,最年长的已近30岁,对于他们来说,“平成年代”是一个不幸的年代。1990年,日本持续了20多年高速发展的经济,由于泡沫巨大而崩溃,日本社会一下子从欣欣向荣的时代跌入危机四伏的时代。数着小钱过日子的“平成一代”,与买房买车过上中产生活的中国“90后”代,正好形成了一个天大的反差。
失业人口增多,工作难以带给人们安全感,男人将情绪带到婚姻生活中,致使无性婚姻在日本家庭中比重增大,一部分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慰藉的女性开始走向社会,使得“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问题。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由于全民定期体检制度的建立与医学技术的进步,连续多年创下了世界最高纪录。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日本举国上下开始担忧未来。
经过20多年的超低空飞行,日本人开始渴望崛起。尤其是在邻居中国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当惯了“亚洲第一强国”的日本,开始产生极大的危机感。“日本复活”的突破口在哪里?日本人很迷茫,这种迷茫导致日本政治陷入长时期的混乱,而经济也一直未能找到振兴的起爆剂,国家财政每年靠发行国债度日。安倍晋三的出现,令日本国民产生了一种希望。他们渴望安定、渴望强大、渴望富裕,于是安倍首相给了大家一贴安魂药。在过去5年的执政中,安倍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日元贬值,贬值的结果使得日本“两头在外”的众多大企业均出现了扭亏为盈,日子开始红火。虽然员工的薪水没增加多少,但是已经很少听到有企业因发不出工资倒闭的消息,东京股市日经指数在5年中从8000日元猛涨到23000日元,创下了泡沫经济崩溃以来25年间的最高值。
另一件事,是扩充军备,谋划修宪。安倍与他的支持者们一直对于战后制定的宪法耿耿于怀,认为是当年的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一部屈辱的宪法。尤其是“专守防卫”的原则,令25万人的日本自卫队变成了一支名不正言不顺的“武警”,难以成为标准的国家军队。在美国的默认下,安倍政权目前依靠”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威胁论”,不仅实现了防卫经费的年年递增,创下了战后最高的预算纪录,而且凭借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议席的优势,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未经国会审议批准,直接以“内阁决定”的方式,购买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巡航导弹,打造航空母舰,建设可以转战地球背面的强大的军队。
而这种超乎常规,甚至有违宪之嫌的做法,却没有一种政治与社会力量予以阻挡,更多的,是得到了一些渴望国家强大的国民的支持,甚至有许多人支持安倍对宪法进行修改,让自卫队成为一支“合宪”的国防军,让日本成为走出战败阴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这就是当今日本这个国家的现实。
在2017年即将结束的那两周,我应邀在日中关系学会、日本科学者联盟等机构连续做了4场讲演,讲什么内容呢?讲中共十九大与“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企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集关注过中国新政治体制的愿景和“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什么?中国目的何在?AllB银行是不是中国的银行?参加“一带一路”对日本有什么好处?日本企业该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会的日本企业家和学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参与中国提倡的这一战略构想的浓厚兴趣。 为什么日本经济界对于“一带一路”开始产生参与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产业开始进入一个调整期,传统的家电等制造产业被全部抛弃,而高智能化的AI等新产业还处于孕育期,日本经济再出现爆发式成长,至少还需要3-5年的时间。而中国制造业虽然还处于一个徘徊期,但是互联网经济成为新经济新产业的支撑点。“一带一路”倡议到底能够给日本带来什么机遇?日本产业如何进行预期性配套?如何避免与中国的无序竞争,寻求在第三方市场的良性合作?这是日本政府和企业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焦点。有了这一核心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2018年的中日关系,会出现相向而行的重大转机。
在此背景下,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进一步了解日本,获知他们的所思所想,甚至行事习惯与规则,对于如何与日本人打好交道,自然是十分重要的。继《静观日本》《日本人的活法》之后,我推出第三本介绍日本的书《遇见日本》,期望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提供给大家一种别样的了解日本的渠道。并非学术之作,能成为大家静闲之时的消遣读物,将不胜感激。
徐静波
2018年元月于东京赤坂
一位访问中国600次的日本老爷子
记不得是在哪一年,哪一个场景,见到白西绅一郎先生。
只知道他很牛,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握过手,拍过照片,帮过中国不少忙。
他说他是“中国人”,因为故乡在广岛市,那里属于日本的“中国地区”。 那一天,他拿出一张银行卡给我看,上面印着四个汉字“中国银行”——是他老家的地方银行,与北京的中国银行毫不搭界。
不管聊什么,老先生都喜欢把自己往“中国”上扯,带着抹不去的“中国情结”。 也难怪,在过去的50年间,他访问过中国600多次,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但一直没去中国台湾,说是要等到统一的那一天再去。
白西先生5岁的时候,美军往广岛扔了一颗原子弹。他没死,但家没了。1960 年,他考入著名的京都大学,念的是东洋史专业。在大学里,白西先生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开始从事日中友好事业。因此很喜欢站在中国人的视角,讲述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2009年11月,白西先生上厕所,发现便血。上医院一检查,查出了大肠癌。医生说,你得马上住院动手术。白西先生说:“得等一等,我接下来要接待一位重要的中国客人。”翌月,在接待完习近平副主席(当时)访日活动之后,他被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助手的电话,说白西先生想见见我。我问在哪里,他告诉我是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病院,我才知道,老先生得了癌症。
医院在东京著名的鱼市场——筑地。老先生穿着病号服在走廊的小会客室里等我。见到我便说:“明天要动手术,有些不安,也不知道能否醒过来,所以想找你聊聊。你是日中交流的年青一代,做媒体工作,希望你能够挑起友好的重任。”
老先生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些心酸,就像孩子听父亲的临终嘱咐一样,使劲儿地点头。
在医院里,白西先生第一次跟我聊起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大学一年级时,白西先生认识了一位华侨同学,两人谈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话题时,那位华侨同学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是应得的报应。”这句话,让白西感到十分震惊,原来中国人是如此看待广岛事件的。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愤怒,而是开始反思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性。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国际问题评论。1967 年,认识了前首相石桥湛山。石桥先生邀请他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石桥先生当时担任会长。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是中日两国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中国展开民间交流的一个半官方的窗口。
1967 年 5 月,白西先生跟随石桥会长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我进协会不久,刚好在天津有一个科学仪器展览会,日本也派了一个团前去参展,石桥会长叫我一起去,因为我学了一点儿中文。”白西先生回忆说。当时中日之间没有航线,代表团先从东京坐飞机到香港,在香港等候两天,拿到签证后进入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一个贫穷的农村,什么都没有。从深圳坐汽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上火车,坐了五天的火车,才抵达天津。”
天津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第三天,突然通知我们去中南海,在一个有红柱子的房子里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突然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是毛主席。我们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接见我们,当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时刻,中国人对于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早已经感染了我们,所以当毛主席握了我的手后,真的是好几天都不肯洗手。”
毛主席的接见结束后,白西先生作为国际红卫兵,参加了“大串联”,他与同伴们一起走遍了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实地了解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历程,认识中国国情。这次“大串联”让他一直到晚年还能用中文唱红歌。
跟我聊完这个故事的第二天,他就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我再去看他,他说想吃鳗鱼饭,但是医生不允许他吃。
白西先生出院后,刚好赶上圣诞节。我和几位中国友人一起请白西先生一聚,给他带去了一瓶绍兴酒。他喝了几杯,然后带我们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酒吧,戴上圣诞老人帽,唱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1970年,白西先生离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协助中日友好的大前辈冈崎嘉平太先生筹建日中协会。1975年,日中协会正式成立,白西先生出任干事,开始了日中友好的职业生涯,先后就任事务局局长、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日中协会作为日本全国性的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主要担任政治外交方面的沟通工作,为推进中日友好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坚持30年带领日本友好人士到南京植树,培植樱花林,为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赎罪。 甚至带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到“南京大屠杀”事件纪念馆访问,以此教育更 多的日本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017年5月,白西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日中协会要举行演讲会,叫我讲一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采访2017年中国两会的情况。那天的演讲,他一直在边上躬着背站着。我实在不忍心他的辛苦,几次请他落座,他坚持了好久,才慢慢坐下。
演讲完后,他一定要叫我去喝一杯。许久没有看到他,发现他消瘦了许多。离开会场时,他手里推了一个小旅行箱,我说我帮他推,他说:“不行,这是我的拐杖。” 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背影。
到餐馆上楼时,他需要紧紧地扶住楼梯的扶手才能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我要去牵他的手,他坚决不让,坚持自己挪上二楼。
即使步履如此艰难,凡是中国人搞的活动,无论是画展还是演出,甚至是日语学习班,同乡会成立,只要邀请他,他一定会努力到场,并大声致辞。在日本的中国人,都喜欢叫他“お 爺さん(老爷子)”。
2017年10月7日,白西先生从东京坐新干线赶到大阪,参加大阪华侨社团组织的中秋明月节活动的剪彩仪式。夜晚,白西先生回到下榻的酒店,倒在浴室,第二天上午才被发现。他就这么走了。77 年的人生,就这么画上了句号。
我听到这一消息,拼命地拨打他的手机,希望有他的回音,但是手机语音一直提示:“对方已关机。”
白西先生的好友木村知义先生给我来电,我说:“过几天,我要去北京采访中共十九大,我会带上白西先生的照片,在人民大会堂为他留个影,最后去一趟他热爱的中国。”
我做到了!冥冥中,了却了白西先生的一个遗愿。
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长。创办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闻》和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从1997年开始,连续20年采访“中国两会”和党代会,曾采访过中日两国多位领导人。是日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深圳卫视等的时政评论员,中日问题专家。从2012年起,连续3年获新浪网、凤凰网十大博客博主荣誉。著有中文著作《静观日本》(简体字版、繁体字版)《日本人的活法》(简体字版、繁体字版),日文著作《株式会社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的中国》等,译有《一胜九败》《不死鸟》等。
徐静波著的这本《遇见日本》认为:
在地理距离上,我们离日本很近;但在内心,却无限遥远。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多有交集,两国民众往来密切。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有不堪回首的记忆,但也阻挡不了这两个东方大国的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尽管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20年”,今天的日本在很多领域依然引领着世界,民众的生活水平仍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同样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彼此是互为邻居的亚洲人,会觉得似曾相识,却又陌生有异。日本(人)总有许多地方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徐静波著的这本《遇见日本》讲述日本人、日本社会的故事。
本书沿袭之前几本书的风格、体例,以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诠释日本人、日本精神。从日本天皇到普通民众,从日本首相到东京都知事,从日本女星到京都艺伎,从田中角荣到石黑一雄,日本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可见一斑;从七三一部队到阿帕酒店问题,从中野到银座,从女人的和服到男人的皮鞋,从喝茶的杯子到吃饭的筷子,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略知一二;从神户制钢造假到东芝破产,从无人驾驶到GPS精准定位,从雾霾治理到灾后重建,从投资移民到自助旅游,日本经济到底经历了怎样“失去的二十年”,任由评说。
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 村山富市:
徐静波先生把自己对于日本的理解与观察,写成了《静说日本》一书,也将我的观点与立场收录其中,我非常高兴与感动,希望中国朋友能够理解我对于历史问题的立场和对于中国的感情。我也希望通过《静说日本》这本书,多了解一些真实的日本。只有相互理解,才能促进友谊。
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 鸠山由纪夫:
因为一次采访,我和徐静波先生成了好朋友。他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率直的性格。他曾在我主办的讲演会上,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并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理解中国。我从中也学到了许多的东西。他既了解中国,又深知日本,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观点与立场,这样的专家真是我们现在渴求的人才。
我始终认为,在日中关系出现政治冷却的时候,更需要在友爱的精神之下,推进两国在经济、文化,乃至教育、环境、医疗等各种领域的深度合作,并由日中两国担当起核心重任,一步一步地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日中两国的政治关系,同时也可以从东亚向世界发出更多的和平信息。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东京人和大阪人有啥不一样、日本天皇为何要提前退位、东京有一个地方, 叫中野、京都艺伎使用什么样的名片、石黑一雄凭什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