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我拿着南京艺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从扬中坐轮渡(现在有了长江大桥)过江，经镇江乘火车到南京后，又转坐公共汽车到鼓楼，然后乘11路公共汽车到了草场门。那时候还没有虎踞北路，只有一条往北的勉强可以通车的简易道路，两边杂草丛生，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还不如现在城乡结合部繁华，但是，那种情景，以及还保存有一点原生态的感觉，就是郊区的印象。与南艺一墙之隔的古林公园也没有建立，只是园林局的一个苗圃。南艺在这一条路的西侧，拐进去就是一个充满民国气韵的门楼，上面一个“黄瓜园”的门牌。这个四面有围墙的“黄瓜园”，是美术系的所在地，南艺的总部以及音乐系在草场门的教师进修学校(后改为教育学院)。“黄瓜园”里并没有黄瓜，四面都是小山坡。进门就能看到最高也是最大的单体建筑礼堂，路的左侧是美术系的一栋教学楼，沿着路往下走，一个篮球场，两栋宿舍楼，一个饭堂和一个招待所，主要建筑就是这些。
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的南艺第一届本科生；是南艺美术系历史上招生最多的一届，共九十六人；而我所在的工艺图案专业，则是美术系此前历史上的一届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共十九人。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数字，可是，在当时却意义非凡，显现了因为改革开放在数字上的突破，并彰显艺术教育春天的到来。我所学的这个专业，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个新的专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发展工艺美术事业为国家挣取更多的外汇，根据当时的现实要求和二轻行业的具体情况，将原来的染织专业扩大到染织之外。因为，如果是染织专业．就本省分配的实际情况，一个班有十九人是不能成立的，而图案可以运用到染织之外的其他科目之中。当时的其他院校中并没有工艺图案专业，可见改名的实质是为了多招生。而这一年南艺还多了史无前例的工艺绘画和工艺雕刻专业，显然，围绕着工艺而设置的专业明显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正好像今天遍地开花的设计专业一样。我所学的工艺图案实际上就是染织专业，它不仅属于染织专业的教学体系，而且任课的也是清一色的染织专业的老师。染织即印染、织绣，细分则为被单、床罩、毛巾、花布、地毯、刺绣等等，还有南京的云锦。毕业之后主要就是分配到这些行当的工厂或研究所之中。
我们这一届学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工厂、农村或城市的电影院、文化馆混了几年，主要都是从事绘画工作，实际的绘画水平大都要接近或高于现在的本科水平。我们这个班多数是南京的同学，他们是班长秦军，张道一老师的女儿张若，诸如樵老师的女儿诸艺盟，杨培钊老师的女儿杨紫，其他还有李可、沈小末、薛卫、曹建强、夏燕靖；镇江地区除我之外有邢庆华、殷建军、张洪生；苏州地区有王伟明、张蔚星；扬州和淮阴地区的有薛亮、张亦平、卫东风；徐州地区的有吴以徐。教研室的老师有：金士钦(教研室主任)、金庚荣(副主任)、张嘉言、李湖福、曹耀明(以上为专业课)、诸如樵(素描)、刘菊清(工笔花鸟)、曹辅岚(色彩)、高冠华(写意花鸟)。
我从长江中的一个小岛来到省会，在镇江参加考试时写生不知其名的花所遇到的尴尬，还残留在心中，到了黄瓜园就更找不到北。虽然在工厂时画劳动模范的肖像形神准确。可是，课堂的感觉以及石膏写生的要求，还是不能适应。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个“工艺”以及“图案”，和班上的很多同学一样，不能激发起基本的兴趣，因此，专业思想不牢固就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考不上那就只有呆在扬中老家，如果想考上就必须放弃心仪已久的油画或国画，所以，只能报考那招生人数最多而有可能是报考人数相对较少的图案专业。这是根上的毛病。另外，于心不甘的是毕业之后去印染厂，画被单、画花布，那将是终身的不爽。尽管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各行各业大有作为，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将在选择所学方面表现出来。毫无掩饰地说，在艺术这个百花园里，我这个专业是受到歧视的，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一说是搞工艺的，自然矮人一等，不出南艺的门就是如此。刘海粟院长的风光也能说明这一问题。
在这个并不浪漫的四年里，学习虽然不算十分紧张，可是，同学们都很努力。基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