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编著的《地方法院》描述了从流亡返回家乡的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的生存境遇。他深信法律和法治国家，然而当他在战后德国的夹缝中为了重塑自己失去的尊严而碰得头破血流时，他彻底崩溃了。小说的语言在叙述、文献、杂文和分析之间跌宕起伏。克莱谢尔十分细腻地描写了联邦共和国当年的图像……时而充满诗意，时而简洁凝练。《地方法院》是一部冷静深沉的现代小说，既感人至深，又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同时也十分优雅，令人叹为观止。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编著的《地方法院》描写德国犹太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流亡古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家乡的故事。克罗尼茨虽能在战后的地方法院做法官，可他感受到反犹主义幽灵依然时刻徘徊在身边。作者融文献性的缜密和艺术性的虚构于一体，书写了一位遭受法西斯迫害和失去家庭的犹太法官的苦难史，映现出流亡者的生存现实和战后德国那沉重的历史记忆。

湖上

如履薄冰

防空洞

莫姆巴赫

渴望

心灵深处

环球影院

一落千丈

古巴皮肤

火山口与林间通道

行动

清算与毁灭

不解之谜

湖上

他到了。到了，可是到哪儿了？这火车站是个终端站，站台也不起眼，有十多条轨道，但他随后走进车站大厅。这是一座了不起的造物，一座车站殿堂，上面是被隔成方格的简状穹顶，一抹蓝色的流动的亮光透过一扇扇窗户涌进来，犹如经历了漫长旅行后获得新生的光明。高墙上贴着深色大理石，“帝国总理府灰”，他在流亡前恐怕会这样讽刺地来称谓这独一无二的色调。而现在，他只觉得这色调体面、气派，也不免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大理石可不是仅仅作为外表简单地贴上去的，而是有条不紊，层次分明，让那一面面墙壁显得错落有致，浑然得体。大厅地板亮闪闪的，在一个个窗口后面，一些男子身着整洁的制服，透过圆圆的小窗口望去。窗口前站满了人，个个穿得一点儿也不寒酸。(当他心想着这是些输掉战争的人，被打败的人时，他们却令人吃惊地抬着头挺着胸。)他也看见站在大厅的岗亭里执勤的法国哨兵，他们投去彬彬有礼的目光，注视着车站里熙熙攘攘的景象。那些男子身着橄榄色制服，佩带武器。当他环视这气派的大厅时，丝毫也不会想象到有一种参与其中的契机，而且情形的确也是这样。一种静谧的、提醒你的、让你不得不确信的当下。

他感受着车站大厅里那令人平静的文明氛围、那没有时间概念的情形。他望着高大的弹簧门，足有三米高，上面全都包着黄铜板。铜板表面在大约齐胸高处用优雅的字体刻着“推”的字样。殿堂的大门，攫取旅行者一切风度的大门。车站的活动举足轻重，意义非凡。这一个个旅行者恐怕会安全和准时到达目的地。克罗尼茨的目的地那样久久无影无踪，他甚至连一个似有非有留于渴望的目的地都没有想象过。所以，他痛心疾首地感受到极大的反差。他觉得这短暂的生存变成了确信。在大厅里，一切都是崇高的，一切都实实在在地让人肃然起敬。他环顾四周，没有看到妻子；他事先已经把到达的时间告诉她了。(或者过了十年之后，他看漏了她？)不，不见克拉拉的踪影。可令他诧异的是，他看到了不计其数的郊游者。他们肩上扛着滑雪板从附近的冬季运动场归来，面呈栗色，兴高采烈。

他推开一扇高大的门，顿觉耀眼夺目。眼前就是那个湖，一面广阔而蔚蓝的镜子。码头仅几步之遥，温柔的湖水晃悠悠地拍打在岸边，湖面上并没有泛起涟漪。当然，他的到达推迟了，足足推迟了两个钟头，可他觉得这推迟就像没有尽头，将抵达和与妻子久别重逢的喜悦放逐到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里。这里是耸立水上的灯塔，这里是泰然自若无比威武地守卫着港口的巴伐利亚狮子；那里重峦叠嶂，一座座遥远而又近在眼前的山峰，一片由白色、灰色和阿尔卑斯山玫瑰色染成的背景。冰川，远古的力量，不可动摇，无限美妙。这时，他听到有人呼叫他的名字。

一个丈夫与一个妻子的重逢，他们离别了那么久，都以为永远再也见不到面了。令人窒息的发愣，无言无语，一双眼睛寻求着对方的目光，紧紧地抓住这目光；一双睁大的眼睛如饥似渴，如痴如醉，随之又移开，如释重负，被重新认出来的辛劳弄得疲惫了。是的，就是你，一点没错，就是你。那整个埋在大衣领子里的脸庞又迅速露出来，颤抖的激动难以抵御对方的眼睛，那双让人惦念了十年之久的眼睛。镍框眼镜后，丈夫明亮的眼睛热泪盈眶，妻子绿莹莹的眼睛瞳孔里也溢现出一道深色的光环。正是这两双眼睛，它们在这里上演了久别重逢的一幕。可是，这两个必须承受也必须忍受重逢的人变了，上了年纪，个头不相上下，面面相觑。他们微笑着，相互微笑着，眼角泛起了皱纹，睫毛一动不动。一切都静止了，一切都停滞了，唯独那目光，那久经沧桑的目光，那瞳孔在发愣。然后，一只手松动了，那是丈夫还是妻子的手呢？无论如何，那是一只勇敢的手，或者最多不过是右中指指尖。它证明了勇气，也证明了本能，顺着这个以为已经失去的配偶高高的颧骨抚摸去。一根熟悉的指头，一种神经冲动，依然小心翼翼，不同于情感冲动。这充其量是颧骨上敏感绷紧的皮肤，它在反应，在向整个躯体传递“信号”。一种与其说是夫妻倒不如说是神经细胞的融合。这融合要持续太久太久。这是一种撼动整个神经系统的感觉，一句“是你呀，是的，真的是你呀”的感叹。本能地重新找到那深爱和熟悉的皮肤，这是克罗尼茨夫妻后来还常常谈论的一个奇迹。后来，再后来，相互，他们不可能将这事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不是那个“被触摸的”的躯体部位(丈夫或妻子)向整个躯体发出了信号，而是那个主动“触摸的”。刹那一闪，就再也说不清楚是谁触摸了，谁被触摸了。P3-5

译者前言

2008年，德国当代著名女诗人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Krechel，1947-)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上海，远在何方？》。这部小说以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意蕴深邃地融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于一体，别开生面地勾勒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流亡上海这段历史的全景图，给读者描绘了一个既遥远又熟悉的流亡者世界。《上海，远在何方？》一问世，立刻就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深受评论界的赞誉，因此接连赢得多个文学奖项，并很快被译介到世界各地。

2012年，《上海，远在何方？》的姊妹篇《地方法院》再次在德语文坛引起轰动和广泛关注，当年就一举赢得德国图书奖。如果说《上海，远在何方？》是克菜谢尔三十多年来不断探索、思考和构思的结晶的话，那么《地方法院》便是这种艺术追求更上一层楼的延续。克莱谢尔很早就关注到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命运，尤其是当年从纳粹德国流亡上海的犹太人的历史。在《上海，远在何方？》的酝酿过程中，她多次来到上海，亲临其境，实地考察，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几十年间，她坚持不懈地穿行在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之间，走访和查找了所有可能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回忆录，采访了许多尚健在的流亡者及其后人，锲而不舍地探寻着那些“被置若罔闻的东西”(克莱谢尔)。也正是这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样成就了为作者再次赢得声誉的小说《地方法院》。在翻阅历史文献时，克莱谢尔发现一份当年的司法鉴定文字犀利漂亮，诗人立刻情不自禁地要更多了解这个撰写人的信息。她查找到他是一个被驱逐后返回家乡的德国犹太法官，发现了他的个人档案和赔偿案卷，进一步发掘了只有历史学家才会长久深入探寻的史料。于是，像《上海，远在何方？》中许多犹太流亡者的历史原型一样，这个犹太法官便成为克莱谢尔艺术思考中挥之不去的形象。她下定决心，要以作家的良知，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采用独特的小说形式续写一个德国犹太法官流亡古巴前后的悲凉命运，再现一个值得反思的时代的图像，正如德国图书奖颁奖词中所说的：“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在她的小说《地方法院》中讲述了从流亡返回家乡的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的生存境遇。他深信法律和法治国家，然而当他在战后德国的夹缝中为了重塑自己失去的尊严而碰得头破血流时，他彻底崩溃了。小说的语言在叙述、文献、散文和分析之间跌宕起伏。克莱谢尔十分细腻地描写了联邦共和国当年的图像……时而充满诗意，时而简洁凝练。《地方法院》是一部冷静深沉的现代小说，既感人至深，又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同时也十分优雅，令人叹为观止。”

小说《地方法院》描写的是德国犹太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流亡古巴和战后返回家乡的悲情故事。“他到了。到了，可是到哪儿了？”这句启人深思的开头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联想起1946年从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流亡生活返回故乡的德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说过的话：他又回来了，但却找不到回家的感觉。“当你离开时，你不知道会是这样；当你动身返回时，你预想不到会是这样；而当你接近和踏上故土时，你才会感同身受”(德布林)。流亡归来的德布林也象征性地出现在小说一个片断中，他贫病交加地蜷缩在美因茨火车站大厅里，所有旅行者都与他匆匆擦肩而过，把他看成一个可怜的乞丐。德布林在这里完全被描写成一个无助的对象，他的求助呼叫无人理睬。尽管他竭尽全力，但依然那样无依无靠，就像小说主人公克罗尼茨一样。这个犹太法官的归来和最终无法找到归来的感觉与之呼应，构成了这部小说表现的主线。克罗尼茨虽然能够在战后的地方法院里当法官，可是他感受得到反犹太主义幽灵依然时时刻刻徘徊在他身边。克莱谢尔在这里以敏锐的艺术目光融文献性的缜密和艺术性的虚构于一体，不仅书写了一个遭受法西斯迫害和失去家庭的犹太法官的苦难史，而且映现出第三帝国那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生存现实和战后德国那令人心酸的历史记忆。

克罗尼茨取得法学博士后进入柏林地方法院，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当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因为犹太身份，他被赶出了法院，职业前景随之破灭。于是他试图与作为雅利安人的妻子克莱尔过上一种平平淡淡相依为命的日子。他进了一家灯泡厂工作，妻子身为一家电影广告公司经理，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直到因为所谓的“异族婚姻”而失去公司。1938年，当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法西斯暴行愈演愈烈时，这对夫妇决定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到安全的英国去。

……

在小说《地方法院》里，越来越强的陌生感构成了克罗尼茨返回祖国后的核心体验，也是小说着意表现的内在主题。克罗尼茨被迫流亡古巴，十二年孤独困苦的漂泊使他渴望在一个民主的新德国寻求充满希望的未来。然而，他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深：他回到祖国感到陌生；他对久别重逢后依然深深相爱的妻子感到陌生；他重操法官旧业感到陌生；流落英国的孩子们让他这个当父亲的感到陌生。他越来越多地在一切事情上都感到自己好陌生。这个陌生的世界将他推到充满危机的生存边缘。他执意要在这个陌生的祖国讨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公正，而在他刻骨铭心的感受中，这个公正则比陌生还要陌生。这种陌生在主人公抱憾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依然在延续。像父亲一样，从英国返回德国的儿子格奥尔格同样找不到归属感。小说在这里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开头一句：“他回来了。回来了，可是回哪儿了？”格奥尔格面对现实发出了与父亲同样无奈的感慨：“他是个流亡者的孩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他没有成为英国人，他也早就不再是德国人了，“他也真的不曾是犹太人”。作为流亡者，他永远背负着一个再也找不到归属的过去。这就是小说《地方法院》留给读者的深思：“离去是震惊，归来亦是震惊”，永远都无法摆脱。

像《上海，远在何方？》一样，小说《地方法院》以细腻的语言、真切的形象和生动的情节惟妙惟肖地勾画出那刻骨铭心无法言说的东西。小说的叙述结构精妙，流动在叙事、文献、散文和分析之间的语言游刃有余，张弛有致，氛围悲愤，情感真切。作者立足于三十多年来对犹太人命运的探索与思考，使得历史记忆与艺术虚构、文献性的细腻真实与卓越的叙事张力、多层交织的叙事视角和风格水乳交融，错落有致，从而再现了一个真切而悲凉的命运，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对现实的尖锐警示。这部小说给读者讲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生存故事，其中承载着成千上万个令人扼腕的故事，这或许就是《地方法院》艺术表现的魅力所在。

像《上海，远在何方？》一样，《地方法院》无疑是一部会触动读者心灵的好作品。在新纳粹肆意泛滥和种族歧视死灰复燃的当今德国，克莱谢尔接连借用小说形式，孜孜不倦地追寻那段充满灾难和痛苦的历史踪迹及其持续的影响，寓于其中的叙述意图和现实意义便不言而喻。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资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罗fla@·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Stiftung)和柏林文学之家(LCB)之邀，有机会前往德国多次与作者本人与同行直接交流，解决了翻译中的诸多疑惑，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韩瑞祥

2014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