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逸话》收录的稿子为作者石湾先生自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退休后十多年来已发表或出版过的文章，内容主要为回顾文学编辑生涯和缅怀作家、艺术家朋友，披露了有关周扬、郭沫若、田汉、光未然、刘白羽、梅娘、张庚、杨沫、萧也牧、白桦、杜高、陆文夫、高晓声、莫言、张炜、雷抒雁、遇罗锦、杨苡等诸多文化名人或已被遗忘或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这些篇什所记录的文坛往事大多皆为作者亲临亲历，真实生动，独具史料价值和阅读品位。

《文坛逸话》为作者石湾自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退休后10年来所发表的回顾文学编辑生涯和缅怀作家、艺术家朋友的文章选集，披露了有关周扬、郭沫若、田汉、光未然、刘白羽、梅娘、张庚、杨沫、萧也牧、白桦、杜高、陆文夫、高晓声、遇罗锦、莫言、张炜、雷抒雁等数十位著名文化人鲜为人知的逸闻遗事，真实生动，独具史料价值和阅读品位。

偶见梅娘

何来“驴在叫”？

也说京城名编

“这个女人很刁”

从俞珊说到田汉与江青的恩仇

远飞的不死鸟

《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

《青春之歌》的出版波折

周扬晚年出版的两本书

张炜的愚公精神

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

一个名叫齐琪的德国读者

九十不留书

陆文夫受茅盾先生赞赏前后

想起陈恭禄先生

莫言的第一本书

高晓声与丁保林

雁过声犹在

“利令智昏”

也说小品文时代

《青年爱情诗抄》编选前后

光未然与冼星海

失眠及应对下联

《反思郭沫若》的意外遭遇

杨苡：爱做梦的青青者

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不该写错的挽联

张祖道：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偶见梅娘

早在年初，当《芳草地》主编谭宗远收到我的编辑漫记《昨夜群星灿烂》时，就写信约我到十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民办读书报刊研讨会上去与主编们作一番交流。《芳草地》是由朝阳区文化馆主办的，开本独特，品位高雅，团结了一大批文化人，在读书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是这届研讨会的东道主。十四日上午八时多，我提前二十分钟走进会场，就见袁鹰先生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各地来的与会代表比预料的要多，正围着袁鹰先生请他题字签名呢。谭宗远走过来告诉我说，今天上午的会就是代表们与在京的作家们见面、联谊，说是八点半开会，但此刻正值上班高峰，路上肯定堵车，等邀请的作家们都来齐了再开会，恐怕要到九点以后。果然，拖到临近十点他宣布研讨会开幕，应邀与会的作家，如牛汉、姜德明、文洁若、石英、张守仁等，都已在座，但在我对面桌上摆放着“孙嘉瑞”名签的座位依然空着，我却一时想不起这位叫孙嘉瑞的作家是何许人。直到会议进行了一刻钟后，只见我熟悉的文友赵蘅陪着一位老太太进场，我才恍然大悟：孙嘉瑞就是鼎鼎大名的梅娘！

两年前，我曾读过一本我的同事陈晓帆编选的《又见梅娘》（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二月版），得知梅娘的工作单位是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而赵蘅是我恩师赵瑞蕻和杨苡先生的女儿，也在农影工作。赵蘅有自驾车，梅娘准是搭她的车来的。一问还果真如此，她俩都住在中关村。梅娘一向深居简出，文学界的活动一般都不见有她参加（多半是无人通知她），因此，包括袁鹰都在发言时说，尽管年轻时就读过梅娘的作品，久闻大名，但见到她，这还是第一次。

在三位年届八旬的老作家接连发言之后，主持人谭宗远就说“请一位稍年轻点的作家讲讲吧”，便把话筒递到了我的面前。虽说我从年初就作起了发言的准备，但我还是当即推辞了，理由是：“大家难得见到梅娘先生，还是先请她讲吧！”谭宗远随即向大家作了一番介绍：“一九四二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调查活动，在上海的张爱玲和在北平的梅娘双双夺魁。从此，便有了‘南玲北梅’之誉。今天与会的同行朋友，也都是广大读者的代表，能有幸见到在文坛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梅娘先生，还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梅娘在发言时说，她今年已八十五岁了，确实难得出门参加文学界的聚会。她之所以来参加这个会，是因为《芳草地》此前刊出了一个“雷妍专辑”，其中有她写的一篇题为《往事依依》的回忆文章。她说，这组文章（共十篇）曾投送给多家报刊，均未被采用，而《芳草地》收到后就悉数发表了，令她十分感动。她今天特意赶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感谢《芳草地》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位久被遗忘的很有才华的北京女作家介绍给了读者朋友们……  梅娘的《往事依依》，此前我是读了的。她怀念的好友雷妍，本名刘植莲，用她的话说，是“出污泥而不染、傲然挺立的刘植莲”。雷妍与她一样，是北方沦陷期文坛最多产的才女之一。而雷妍的久被遗忘，是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走得太仓促了！其实，雷妍去世后没过几年，梅娘就被打成“汉奸”、“右派”，发配到了劳改农场，很快就在文坛销声匿迹，也被人遗忘了。以至于她一九七八年平反后，回到农影工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版机构寄给“梅娘”的信件，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农影几乎无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无人知道“梅娘”这笔名取的是“没娘”的谐音（两岁那年，她娘就被她父亲的正妻逼出家门，自尽身亡，使她成了个没娘的苦命孩子）。

虽说我知道梅娘的名字才两年多时间，但她的女儿柳青我却早在一九八三年就听说了。那是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采访他，他告诉我说，在长影当导演的柳青，是他一位同学要好的邻居，借了好些书给他看，鼓励他写电影文学剧本，是他“写作的领路人”。其时，梅娘正在给人家当保姆，史铁生也不知道她是新中国成立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一直叫她“孙姨”。孙姨很关心他，曾对他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这句真正内行的话，使他的生命“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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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界享有美誉的民间读书杂志《开卷》创刊十五周年了。记得我的恩师赵瑞蕻先生是一九九九年大年三十逝世的，执行主编董宁文先生当即约我为《开卷》写了一篇怀念赵先生的《芬芳的清气》，这就意味着我与《开卷》结缘也已十五年了。虽说十五年来我所写的与写书、编书、读书有关的文字大都交由主流报刊发表，给《开卷》写得极少，但每收到新一期《开卷》，还总是爱不释手、认真阅读，算得上是个老粉丝了。宁文在辛勤办刊的同时，十余年来，还热心奔走张罗，主编了多套《开卷书坊》丛书，也广获好评，并令我十分艳羡。因此，当去年年底，宁文约我也编一个小集子加入这一丛书时，真有一种喜出望外之感。

我出道之后，主要是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编刊、办报、做书，长年与作家、艺术家打交道。二〇〇四年七月从作家出版社的岗位上退休之后，即先将记录我编辑生涯的近八十篇回忆文字，编成《昨夜群星灿烂》（副题《石湾编辑漫记》），二〇〇五年一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行挚友李一安、杨德华先后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书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德华在书评的末尾这样写道：“但愿更多的有志编辑也来读读这本难得的编辑‘教科书’，因为它不是书斋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打造出来的。”

我退休之后，由于种种特殊情形，实际上还是没能完全摆脱文学编辑工作，依然不时与作家打着交道，加上自己一直坚持写作，也就更没有离开文坛。因此，十年来，我又“在实践中打造出来”了数十篇此类纪实性文字，从中遴选出二十八篇，辑成了这本《文坛逸话》。我之所以要在书名中用“逸话”二字，是因为这些篇什中所记文坛往事大都已被人遗忘或鲜为人知。如《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一文，当年为刘白羽出最后一本散文集《天籁集》的责任编辑杨德华与肝癌抗争四年后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英年早逝，作为《天籁集》终审的我，若不把刘白羽在出《天籁集》的过程中对曾向徐光耀公开道歉一事反悔的史实公诸于世，在没有第三个人知晓的情况下，文学史上或将留下一个不真实的刘白羽。很有意味的是，《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一文先后在《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刊发之后，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我正住在故乡江苏农村，突然接到久未联系的诗人刘小放的电话，他告诉我，徐光耀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大为惊讶。他作为《长城》的原主编，觉得《长城》若不转载这篇文章，就于心不安。问我是否同意？我回答：“考虑到当年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和刘白羽写给徐光耀的致歉信都是《长城》首发后多家报刊转载的，我写就《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一文后，就理所当然地电邮给了《长城》编辑部，未料几个月过后竟不见回复，如石沉大海，我才改投了《文学报》……”小放兄听了，直感叹：“现在的编辑太年轻，怎么会连如此重大的文学事件都不知道呢？！我和光耀已与《长城》现任主编讲好了，你把原稿的电子文档立即发给他，《长城》下期一定转载！”

此集最后一篇《张祖道：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在去年秋天见报后，因我也是在常州老家住着，突然接到原同事杨葵的电话。说张祖道的三个年逾九旬的老同学，在读了《张祖道：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一文，聚到一起开了个小会，决定设法打听到我的手机号，准备打电话给我，代表西南联大的校友向我致谢。三老忽然想到他们的老同学杨犁曾任《新观察》副主编，于是就找到杨犁的遗孀赵兰英（中国文联原财务处长）询问，赵兰英说：“我认识石湾，他原是杨犁的部下，我儿子杨葵在作家出版社工作时又是他的部下呀！”……我从故乡回到北京，顾骧先生去世那天，在我所住的宿舍楼下，遇见了中国作协干部部分管离休干部事宜的常处长，他说：“你写张祖道的文章我们干部部的同志都看了，他一生拍了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出了三本书，很了不起。他逝世后，他儿子没有通知我们老干部处，办完丧事后我们才得知噩耗。没为他送行，真遗憾！因此，我们准备在作协的《老干部通讯》上破例转载你的文章，让大家了解他一生的成就和贡献……”

出于职业习惯和文史情结，我虽已值垂暮之年，但仍力所能及地记录了一个个我有幸结识和探寻到的文化名人的逸闻遗事。我想，这既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也是试图为现当代文学史填补一丁点儿空白。愿读者诸君喜欢！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