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伊姆莱编著的《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是《船夫日记》的续篇，写于1991到1995年，是凯尔泰斯日记体哲思文集的第二部。凯尔泰斯延续了《船夫日记》中对尼采、卡夫卡、维特根斯坦、加缪、贝克特、伯恩哈德等人广阔的阅读和对话。然而，相比《船夫日记》，本书与作者当时的生活经验联系更为紧密，在五年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作者游历欧陆各国。

凯尔泰斯·伊姆莱编著的《另一个人：变形者札记》介绍：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修订版序 一个正在诞生者的自白

另一个人

译后记 约会柏林

另一个人

1994年秋天，寒冷的多瑙河畔，接近黄昏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

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静谧地沉睡在我体内。我的情感与思绪如此纷乱错杂，就像是满载的一车温热的沥青。

为什么我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一切都是伪造的（通过我，在我的身上：我的存在伪造了一切）。

假如这种空虚（内心的空虚）变成了犯罪感的话，也许可以追溯到事发的起源。焦虑超过了上帝的造化；恐怖空虚的道德性实证。

现在，究竟通过“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不再受人摆布？难道我自己救赎了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他们归还了我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我的个体自由—牢房门“吱呀”作响，但还是打开了，我在这里已被囚禁了整整四十年，可以想象，这一声“吱呀”就足以使我惶惑不安。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必须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

因此，我必须为自己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细雨霏霏。一个男人正坐在一家饭店的餐桌旁向一个女人解释着什么根本就不可能解释清楚的事情。他想放弃自己总是不断受挫的、对幸福的尝试。在一条条通向空虚的、充满允诺的迷途上，他已经厌倦于对快乐的追猎。不是另一个女人，上帝有眼，当然不是。自由。一种相牵相随的关系终于从多年来激转的浑浊旋涡中浮出水面。他感到厌腻，在所有的关系中，他所能意识到的只有对自己的不满。一条短暂、激烈、具有创造力的生命在他的体内浮现。对忠诚与职责的倔强恪守，是长期抑郁症的滋补之火。这把火是冷的，冷得就像一块冰；然而，巨大的满足却燃烧其中。“was wussten sie，wer er war”（谁能知道他曾经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渴望抱着自己的秘密孑身独处。女人露出一副倾听的神情。现在，她本该站起来，本该晃着高傲的肩膀、强忍呜咽地离开这里。但是她没有起身。这时，男人想从座位里跳起来，想温情地、飞速地吻一下女人的眼睛，然后匆匆离开咖啡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招手，付账。两个人同时从桌边站起。透过雨水吹打的玻璃窗，我们看到两个人走到街上。男人将雨伞撑开。他们肩并肩地朝前走出几步，女人终于挽起男人的胳膊，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笨拙的努力，终于调整好彼此的脚步。一股清新的气流从店门上方穿堂吹过，如同一阵一飘而过的、徒劳的窃笑。

细雨霏霏。曾经的党的领导人们正在电视里发表讲话。他们“相信”党，“相信”发生了“失误”和“错误”，但是他们也“相信”，比如说，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斯大林并不知情”，等等。但是，用不着相信，他们不能把这些陈词滥调与全部的真实内容相混淆，不能将所谓的“信仰”与真实的思想或情感混为一谈。可以汲取的教训是：这些人使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一片毒言恶语之上。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还为这些毒言恶语做洗礼，将之变成了一种有效的共识。他们的下台，将一群惯用毒言恶语的残疾者遗弃在身后，这些人需要紧急的道德抢救，他们的言语就如同一团被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突然丧失了毒言恶语的价值，突然暴露出自己的道德性伤疤。道德的假肢“吱咯”刺耳，道德的拐杖“嗵嗵”作响，道德的残疾车正在转动……这一切，我只是冷眼旁观。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像忘掉一场梦魇似的忘掉一段历史的岁月：想来，这场梦魇曾是他们自己，假如他们想要活下去的话，他们要忘掉的是他们自己。事实上，谁也未曾调查过，对一个经历了长久死亡的人来说，“重生”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到底还有没有吸引力？在什么时候有谁重生，这不是在宣布奇迹，只不过是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苟活下去；从本质上说是为了至今为止同样的目的（毫无目的），根本就感受不到这种复活的体验？是否可能，让拉撒路扮演卓别林的角色呢？P5－9

一个正在诞生者的自白

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一个自由了的失落者

《另一个人》出版于1997年，是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esz Imre）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的姊妹篇，内容取材于作者在90年代前五年所写的日记，是对自己身份认知的思想轨迹的系统描记，是对自己创作灵感的精确捕捉，对奥斯维辛后的世界进行了反思和预言。《船夫日记》第一篇记于1961年，最后一篇是1991年；《另一个人》所写的是1991到1995年发生的事，而《另一个人》的出版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迈进了哲思的新阶段。

“三年了，自《英国旗》后，我没有写出任何叙事性的作品。看来，与灵魂深处的游历相比，近来我更乐于去奥地利和瑞士的湖畔旅游……”凯尔泰斯说。《另一个人》，正是作家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初五年里马不停蹄的游历途中写成的。如果说，凯尔泰斯在《命运无常》、《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惨败》等作品里一次次地验证并宣布了一个个体的命运丧失与肉体死亡的话，那么他在《另一个人》中则作为一位“我”的合著者通过省思而宣布重生。书的副题“变形者札记”已向读者暗示了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政局发生巨变，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匈牙利也于1989年像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一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向西方向世界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一夜之间，一党执政变成了多党议会，公有制经济再难遏止私有制的蚕食，计划经济更像海边的沙堡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得踪迹全无，好莱坞娱乐片、斯蒂芬·金恐怖小说、肯德基和麦当劳更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渲染得如一片眼花缭乱的焰火，每时每刻的兴奋伴着不知不觉的堕落……虽然匈牙利的变革避免了罗马尼亚那样的血腥，也没有后南斯拉夫的战火，但人们还是在从天而降的自由面前突然激动、紧张得茫然无措。这场变革，使每个人的面孔和心灵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形，也成为凯尔泰斯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和中东欧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面对时代巨变，凯尔泰斯也经过了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失落和省思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凯尔泰斯来说，每一寸思考，都沿着他从奥斯维辛幸存的轨迹；每一个判断，都怀着对恐怖记忆的心悸。这场变革并没有使作家大喜过望，他更像一只被在笼中关久了的狼，在一声“自由了”的嚎叫之后，却不知道该去何处？

我为什么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

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

1996年，也就是《另一个人》出版后的第二年，玛格达嫁给了凯尔泰斯，不但成了作者生活的伴侣，也是凯尔泰斯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她曾对记者幸福地说，“与伊姆莱的生活，是一段浪漫的旅行。”后来，在我有幸通过翻译作品结识了作家夫妇，很被他们的恩爱和默契所感染，凯尔泰斯会为自己喝什么咖啡、喝什么酒跟妻子商量，玛格达不时习惯性地为丈夫抚平坐皱的衣角，捋吹乱的发丝，喜欢称丈夫为“我的小仙子”。

的确，与凯尔泰斯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荣幸，哪怕生活中有着如此之多的不幸。2003到2004年，我先后翻译了凯尔泰斯的四部作品《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与凯尔泰斯一起进行一次漫长而惊险的心灵之旅。不久前，当理想国的编辑告诉我想重出《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后，我逐字逐句地重新校订了一遍十年前的译文，说是校订，等于重译了一遍，毕竟经过十年的成长和与凯尔泰斯的直接交往，我对作品的理解和文字的把握都更深更准，弥补了旧译本留下的不足，并且重新做注，既是对自己的交代，更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交代。我相信，这本书不但让我、让读者跟凯尔泰斯一起做了合著者，还成为另一个人。

诚然，即便戴着诺贝尔奖桂冠，凯尔泰斯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流行文学，但是凯尔泰斯不可能流行的文字，恰恰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残渣且不甘心沉沦，那就读读他的日记吧！然后抱着被搅乱的心境和共鸣的感动继续通俗、痛苦并快乐地生活下去。

你一旦知道了自己也不能幸免于死，那你还惧

怕什么呢？

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是因为这个生活竟

如此的不真实；另外，也因为意识始终审核着所谓

的“真实”，它渴望真实。

2015年2月23日，巴拉顿弗莱德。

约会柏林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

驱车驶离慕尼黑时，已经傍晚七点半。尽管我和艾丽卡很想在英国公园内的中国塔前喝一大扎啤酒，尽管浑身浸透了巴伐利亚田园让人不喝也醉的微醺，尽管慕尼黑美术馆正展出难得一遇的吉尔伯特与乔治作品展……但这座城市还是未能留住我。此时纵有千百般诱引，也不可能让我错过明日的约会。

从慕尼黑到柏林有两条距离相近的高速路，少说也都有580公里长。途中，可怜的“斯柯达”除了在纽伦堡城外加过油外，四只轱辘几乎一秒都未喘歇过。在加油站，跟玛格达女士通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们今晚赶到柏林，打算在城郊过夜，明天上午可以进城。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说她丈夫刚才还念叨：自打四天前我们从布达佩斯出发，再没接到过我的电话，担心我的行程有变。

“伊姆莱明天上午十点要见一个人，之后去我家附近的凯宾斯基饭店为艾斯特哈兹订房间，他周六要来柏林，如果你能在柏林多待两天，还可以见到他。凯宾斯基楼下大堂就有家咖啡馆，环境很好，我们就约好十一点钟在那里见吧。”出于礼貌，我在电话里敬称“凯尔泰斯先生”，她则亲热地直呼丈夫小名“伊姆莱”。随后，她让我记下约会的准确地址，叮嘱我们“夜里开车千万小心”。玛格达说话干净利落，亲切和悦。经过这几年迫不得已的锤炼，显然她早就习惯了自己“诺奖作家夫人兼秘书”的公共角色。

玛格达在电话里提到的艾斯特哈兹·彼得是他们夫妇的密友。据说2002年凯尔泰斯获奖那届，在文学奖提名的正式名单上有三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纳道什和艾斯特哈兹。后来我不仅翻译了艾斯特哈兹的书，现在还成了纳道什《平行故事》的译者。能通过文学翻译进入几位名副其实的大师的生活，实在是我的幸运。

路才走一半，天就黑了，地平线上的一抹紫霞逐渐抻细，新月珠贝般的光晕均匀瓷白。汽车在越来越暗、越来越窄的天地夹缝间疾驰，我瞅了一眼坐在身边的艾丽卡，忽然想起《另一个人》中的一句话，“在克拉根福一带洪水暴发，正像圣经里所描绘的正午的黑暗，一辆像恐龙一样庞然挡在我们前面的大货车的红色刹车灯透过前面的挡风玻璃，忽明忽暗地映在M满腹狐疑、聚神凝思的脸上……”

两边的山林阴森如墨，迎面的车灯格外晃眼，CD机里轮流演唱的齐秦和弗雷迪·默丘里早已疲惫，可是我不仅不困，反而更兴奋，眼睛盯着永不可能抵达的道路尽头，脑子里预演着明天已期待了四年多的约会。

……

之后，我也请作家夫妇在《另一个人》的扉页上签了字，玛格达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伊姆莱旁边签名呢。”书已递回到我手里，又说了几句话，凯尔泰斯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书要了回去，翻开封面，重新拿起笔，在自己的签名下边认认真真地补写了一行：“2007，8，16。柏林。”我注意到，他患有巴金森症的手微微发抖。

他叮嘱我说，以后翻译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需要什么资料，随时可以打电话找他。他说“记者的电话我可以不接，但翻译的电话我一定接”，并希望我以后能翻译即将出版的《K档案》，他说书里的对话是他自问自答，或者说，是他跟“另一个人”的对话。

在大堂里告别，凯尔泰斯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段这样美好的时光！”

我再次被真情打动，约会柏林，竟然是老人先开口感谢我！我觉得自己的嘴好笨好拙，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惊诧与感动。几乎同时，我们都从咖啡桌边站起，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我的脸贴到他的脸。老人挽着我的胳膊走出饭店，玛格达和艾丽卡跟在我们身后闲谈。在饭店门外，我和凯尔泰斯夫妇合了个影。老人认真两次问艾丽卡：“你看一下，照得好吗？不好的话，再拍一张。”

过了马路，我们再一次吻别，老人第三次将我搂在怀里，拍着我的背用父亲般慈爱的语调告诉我：“知道吗，翻译我作品的人，就是我的亲人。”

亲人，文字使我与凯尔泰斯成了亲人！望着相互搀扶、卷入人流的那双背影，我在心里幸福地尖叫。

2015年2月26日，巴拉顿弗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