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唐朝制度，对于皇宫禁内的宦官管理机构称为内侍省，其中的官员设置为：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谒者监六人；内给事八人；谒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此外，另设有五个专业化分工的办事机构，称为“五局”，分别是掖廷局掌宫人簿籍，管理宦官宫女的花名册、户口、来源去向、安置等事务；宫闱局掌宫内门禁，管理皇宫大内的宫廷殿院的门卫值班、给皇帝皇后执掌遮扇依仗、随时使唤听命吩咐等；奚官局掌宫人疾病死丧，负责宦官宫女等差役的生病治理与死葬事务；内仆局掌宫中供帐灯烛，就是灯火油盐日常用度管理；内府局主中藏给纳，负责管理皇宫内的收支调度。这五个管理局的负责人都由宦官充任。
贞观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定下规矩，内侍省中不准设置三品及以上官员，内侍省长官最高为四品官。此后七十多年间，宦官一直没有机会干政。
武则天做皇帝及唐中宗时期宦官数量开始增加，满满增到了三千余人，大大小小有品级职务的宦官超过千人，不过四五品的高级官员仍然寥寥无几。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年间，前前后后长达五十余年，老头子对宦官大为宠信。有些宦官很会办事，如果能够将事情办理的符合皇帝心意，李隆基龙颜大悦，马上就会给这位会办差的宦官弄个三品干部当当。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拥有长安大内皇宫、大明宫、兴庆宫等几处宫院，诸位皇子宅院十多所，皇孙更是达百人百院之多，再加上洛阳东都的大内、上阳两宫，这些地方都需要宫女宦官伺候服役，其队伍规模已经汪洋可观。宫女人数达到了四万人，宦官品级在七品以上的已三千多人，官至四五品的超过了千人。不过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大宦官，所谓大宦官就是名动朝野、权倾四方、以一当万的宦官。
再后来，出现了李辅国、程元振这样会邀取皇帝宠幸的“高智商加高情商”的大宦官。这俩人将官爵做到了极致，出任三公，封授王爵，参与国政机谋，地位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李、程二人地位虽然高宠，可尚未掌握兵权，军界对于宦官来说仍是禁区。
到了代宗时期，郭子仪北伐、荡平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才开启了宦官典兵的先例。由于军人造反的缘故，皇帝对领兵武将心生疑惧，因此，代宗皇帝设置了观军容宣慰使，命大宦官鱼朝恩担任这个新职务，目的是监视统军的武官。
到了唐德宗时期，由于频繁军乱，皇帝对诸镇武官更加不信任，特别是对身边的武官不放心，总担心变生肘腋，没准儿哪天早上起来自己脑袋不见了。怀着这样的心情，再加上奸臣混蛋的撺掇，德宗皇帝首先对负责禁卫工作的神策、天威等军队进行了改造。新设了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别执掌禁兵，以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两军中尉，从此之后，神策禁军的统帅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宦官的发达盛世来临了。五十多年间，朝野内外无处不渗透着宦官的势力，上下交通，行贿受贿，宦官任意决定重大朝政和重要人事任免，对内围绕皇帝把持各道政事决策环节，对外出任监军直接监督大小藩镇。身无尺寸之功，但居于高官显位的宦官达到了四千六百一十八人之多。虽然偶尔有人奋起与宦官做斗争，力图破除宦官流弊，恢复朝纲，往往是以卵击石，不仅没有成功，反倒破家亡身，株连甚广。宦官集团已经成为晚唐身上的癌症晚期，恶性细胞遍布全身，扩撒不可遏制，只有眼看着它一天一天地侵蚀已经并不强健的机体。
有史官议论说，宦官制度由来已久，不存在好与不好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是否是贤明之主。贤明的皇帝会使用宦官得当，不会用宦官干政典兵，宦官自然也不会恶性膨胀，天下也自然不会有这么多麻烦。笔者认为，其实此言大谬非常，这是将本就畸形的宦官制度与变迁无常的皇帝心思生拉硬凑。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中，每个朝代的晚期都会发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毒害国政的事情，即使对宦官管理最严的清朝，其末期大宦官也是权倾四方。宦官制度不出祸害是非正常现象，出祸害而且趁乱添乱火上浇油才是其正常结果。
豪门集团由血缘关系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势力，后起蹿升的宦官集团从豪门集团身上学到了这一个法宝，并加以发扬光大。除了依仗皇帝宠信而切入政治体制这条路之外，宦官集团也通过非血缘的裙带关系，滚雪球一般迅速壮大起来。晚唐宦官盛行收养小宦官做养子，长大成人（成不了完整的人，缺个东西）后，大宦官再将养子安置在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要害职位上，这是宦官发展势力的一种变相但很有效的方式。真子女，需要生养才可繁殖，其数量受制于豪门的繁殖能力与子嗣存活率。而宦官收养假子则无此顾虑，既不能也不需要生育，更不需要抚养。只需要在现成的小宦官中挑选头脑伶俐、四肢勤快、身材健康者即可，其可筛选的对象实在是十分庞大而又充满活力。所以，宦官的“假子”比豪门的“真子”还有一定的优越性，特别是在繁殖势力拓展业务方面，蓬勃发展势不可挡。如此一来，原本可以绝后的宦官，通过一代一代同姓不同种地繁殖与继承，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盘根错节，难以撼动。
以出身豪门世家的重臣为主的文官集团、宦官集团、以藩镇为主的军事集团、皇族形成了晚唐政局中的四大政治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直搅得天昏地暗，将老迈的唐帝国折腾得摇摇欲坠。笔者认为这四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是覆灭唐帝国的直接因素。
四大政治势力自我耗费及互相斗争产生的财经成本和人力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以安史之乱为标志的中晚唐之际，为了解决这些成本支持的不足，朝廷单方面改革赋税制度。其实新制度是一种涸泽而渔的掠夺制度。错误的财经制度直接促使全国经济不堪重负，产业崩溃、家庭崩溃乃至乡村和城市等社会单元随之崩溃。最终导致了庞大的唐帝国崩溃。唐帝国崩溃后继之以五代，轮番换了几个政府，都没有将天下治理好。并非换了政府，天下就能够自动恢复正常。因为四大集团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四大集团的形态已经大大变异。四大集团的矛盾无法根本解决，处于弱势低端的平民所面临的矛盾就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平民面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天下就无法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更谈不上历史性的发展。（注：这是我关于唐亡直接原因的研究成果，区别于以财经赋税制度为切入点的主流观点）。
杨复光与杨复恭就是这种同姓不同种的宦官家族后人。往上追踪，两人拥有同一个宦官曾祖父。这位杨氏宦官大族长是贞元末神策军中尉杨志廉。杨志廉的养子杨钦义，在大中年间的朝廷也为神策军中尉。杨钦义有三个养子，分别为杨玄翼、杨玄价、杨玄寔。杨复光的宦官爹就是杨玄价，杨复恭的宦官爹是杨玄翼。杨玄翼在咸通朝掌管枢密，位居要职。所以，杨复光与杨复恭是宦官堂兄弟。杨复恭此人自幼好读书，通晓古今兴亡之事，颇有见识和谋略，杨玄翼经常派他去藩镇监军，后来以军功逐步升迁到宣徽使。杨玄翼死后，杨复恭接了他宦官爹的班，出任枢密使。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