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礼教授从青壮年到古稀之年，在从事教学和社团工作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讲坛上显现出的学术造诣，也同样溶注于其科学论著中，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蒋介石和他的文臣武将》、《中国近百年名人传》、《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不乏学术精品和独特之点，王维礼著的《中日战争15年及其他》这里选编的30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反映其研究特点的有关文章。

王维礼著的《中日战争15年及其他》选编的文章，均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公开发表过的，在编排上，以反映作者研究特点为原则，依文章内容适当归类集中，分为三个邵分。

一是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二是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三是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

前言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论七七事变的意义

——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

国共两党政策研究

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

——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

评价

抗日救亡与“安内攘外”

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与中国政治前途论纲

国共合作与抗战建国

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

历史反省与“光明的日本”

攻击教科书的逆流与藤冈信胜

——日本政治右倾化剖析之一

以史为鉴与中日友好

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经验

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伟大创举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及其理论意义

军阀争斗和“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

20世纪2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陈独秀评价的评价

——兼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地位

评瞿秋白和《多余的话》

——兼与《重评“多余的话”》商榷

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

再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瞿秋白

中国现代史人物评价问题刍议

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

——与彭江流同志商榷

重读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刘伯坚

纪念王希天学习王希天

论王希天的历史地位

后记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时，西方报刊也故意耸人听闻地散布“第二次日俄战争”的流言，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挑拨手段。事实上，直到1934年初，美、英驻德、驻日大使已在报告和日记中认为：日苏战争很少可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再渲染反苏。历史的实际进程说明，日本进攻的战略重点始终在中国，所谓“反苏”，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掩盖其起初战略意图的烟幕弹。其目的在于：第一，以反苏为烟幕，掩盖其独霸中国的企图，减轻列强对其施加压力，避免过早和过分地刺激英、美；第二，用以掩盖中日矛盾，模糊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视线；第三，利用国民党的反苏心理，削弱中国一切反共力量的抗日情绪，鼓励他们反苏反共，阻止中国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至今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人们在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剿共”战争，出现了激烈的阶级厮杀局面，这种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象，似乎掩盖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历史主题。多年来，人们总是以“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为主线来阐述这段历史，中日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反而不大为人重视。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过程中，曾经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手法。对东北三省和热河是用武力直接占领；对华北则以“自治”的形式，妄图不战而得，它表现出日本侵华的渐进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有时忽视了各个阶段的联系，认为侵占东北是一个阶段，分裂华北又是一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又是一个阶段等等，这就容易割断日本侵华政策的一贯性和中日战争十五年的整变体性。

在传统说法影响下，有人总是片面强调共产党政策的连续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批判九一人事变后王明路线推行的关门主义策略的错误，一方面，又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怎能既是关门主义，又搞统一战线呢?甚至有的同志认为，如果否定1931年到1935年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一贯性，似乎就等于否认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就会有损于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究竟是由王明路线的关门主义(有人称为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逐步“发展”和“完善”到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还是对关门主义政策的批判、克服和纠正的结果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关门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模棱两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否定了关门主义政治路线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在于全党(包括“左”倾路线时期的中央)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包括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来都不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党的正确，并非是根本不犯错误，而是能自觉地从错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最后确定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当然，阻碍我们正确认识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矛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学术的，也有政治的。列宁曾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原则。

(原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P8-9

王维礼教授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是一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

从本世纪50年代起，王维礼教授就在中国现代史这一领域里耕耘，迄今已有40余个春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现今已是桃李满园，硕果累累，王先生的弟子们，包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遍布塞北江南和大洋两岸，大多数已是颇有造诣的学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禁区逐渐打破，学术气氛日趋活跃，全国性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应运而生，王维礼教授是该学会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承担了学会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后因身体和年龄关系，王维礼教授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北地区的中国现代史学术活动上，从1990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北地区的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均公开出版了论文集，使东北地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氛围空前浓厚。这些，都是与王维礼教授的亲自策划、直接领导密不可分的。

王维礼教授从青壮年到古稀之年，在从事教学和社团工作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讲坛上显现出的学术造诣，也同样溶注于其科学论著中，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蒋介石和他的文臣武将》、《中国近百年名人传》、《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不乏学术精品和独特之点，这里选编的30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反映其研究特点的有关文章。

本书选编的文章，均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公开发表过的，在编排上，以反映作者研究特点为原则，依文章内容适当归类集中，分为三个邵分。

一是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早在80年代初，作者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课时，从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手，就公开提出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端，向传统的“八年抗战”说提出挑战，首倡抗日战争“十五年”说。接着，又就这一问题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深入研讨，并与有关论点展开争论。与此相联系，作者又提出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政策问题，对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予以科学的阐释和评说。同时，作者对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中国的四强地位等问题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与中国政治前途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鲜观点。本书选编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共10篇，它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过程和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开端和抗日战争“十五年”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形成史学界的一家之说，作者是此说的始作俑者和主要代表者。

近年，作者还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言行，撰文总结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批驳日本右翼分子的主要谬论，剖析其主要特点，警示人们要以史为鉴以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本书选了4篇，是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之社会功能在当今的具体体现。

二是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建国后的相当时期，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学科的研究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此时，王维礼教授以相当的精力投向了这一领域，发表了有关现代中国爱国主义历史经验、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和路线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策划编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专著，并将亲自撰写的有关内容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讲习班讲义上公开发表。1984年6月，《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首次出版的这方面专著。王维礼教授是这部专著的策划者和主编之一，在统稿工作中负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还亲自撰写了第二章，对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政派的政治思想给予了科学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选编了这方面的文章共5篇，其中3篇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第二章的一、二、三节，题目有所改动。选编的这部分文章虽然不象第一部分那样多，但它却凝聚了作者的开拓精神，他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另两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一起，填补了这一学科专著的空白，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三是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过，就迎来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此时，人们正在开始挣脱“左”倾思想的枷锁，史学界打破禁区、拨乱反正也还刚刚起步，虽说是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上的乍暖还寒仍是比较普遍的。在此情况下，王维礼教授却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了《陈独秀评价的评价》一文，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匡正了以往陈独秀评价中的偏颇之处，它同其他学者的同类文章一起，开了正确评价陈独秀的先河。这篇文章受到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重视，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王维礼教授也是较早打破历史禁区、对瞿秋白做出公正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79年开始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明确提出“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充分肯定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其所加的诬蔑之词，同时，也客观地评述了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其《多余的话》，既批驳了极“左”时期将它与《李秀成自述》相提并论，视为叛变投敌的“自白书”，又不同意将它说成“有令人夺目的光辉”，而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并剖析了产生这一错误的根源。王维礼教授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评价，既做到了“拨乱反正”，又坚持了“拨乱而不过正”，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多家报刊转述或推介。本书选编了关于陈独秀、瞿秋白研究的文章共5篇，同时收入的《中国现代史人物评价问题刍议》一文，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现代史人物评价“概论”的浓缩，带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清除极“左”思潮的战斗精神，尽管有些提法留有时代的印迹，但所论评价现代历史人物的前提、基本要求、主要标准和尺度等问题，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普遍意义。王维礼教授在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是较早的突破禁区、拨乱反正，充溢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一文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李立三在安源大罢工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强调了“拨乱反正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故也编人到这一部分。此外，有关方志敏、刘伯坚和王希天（作者为王希天研究会会长）等历史人物的文章，也一并编入。

本书选编的文章，均由作者本人提供原件，由编者编排并做适当技术性处理，其中有几篇是作者分别与杜文君、高二音、程舒伟等合作撰写的，特此说明。

编者

1999年12月·长春

为了编选出版本书，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文章的编选工作是由周玉和、程舒伟完成的，孙启泰、孙慧荣、王东方、李艳、张文和、乔继宁、刘杰辉、吕家毅等人则在出版过程中积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均是王维礼教授50年代至80年代的学生，编选工作实际上是一次重新学习的过程，我们再次领略了老师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独创精神、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开拓精神和历史人物研究中的科学精神。我们觉得，正是这些精神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的地位。老师德高才显，永远是我们的先生。

编者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