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1.一个王朝的江湖背景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一样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祖父生活的时代，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此时中华大地正处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个字或多或少表达了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活下来了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并没有给这个困窘的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又增加了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底层人民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这场艰难的赌博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活在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在农村来回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可能。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横行，淮河流域一带旱灾、蝗灾和瘟疫轮番摧残着这片土地。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灾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俩的生活无以为继。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安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面临着考验。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的便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才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很少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他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和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甥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选择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但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事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寺中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走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去化缘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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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峥(畅销书作家)：
宗承灏就像一个痴心不改的寻宝人，在历史的瓦砾中寻觅翻捡，在往事的蛛丝马迹中让久远的回响在心灵中震荡，在天地间复苏。
余世存(著名学者)：
这本书可能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立足于个人本位。在阅读或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候还没有摆脱革命史观，也没有摆脱故事史观，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看故事，看热闹的阶段。如果能够摆脱所谓的正确史观，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解读。
岳南(畅销书作家)：
说实话，受个人见识所限，对历史中感兴趣的多是政治斗争和军事谋略，对其他方面倒是涉猎不多。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走的都是“马上得天下，文人以治之”的路线。研究历史不能就事说事，而是要就人说事，人性才是历史的真面目。
二十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句实话，那次阅读体验并没有给我带来愉悦，直读得磕磕绊绊，头晕眼花。也正是那次阅读，严重挫伤了我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积极性。因为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对于历史知识的认知，还停留在教科书上那些没心没肺的文字。书没有读透就只好暂时放下，谁知道这一放就放了十余年。等到我再度拾起这本书的时候，人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曾经让自己迷恋的那些历史幻象或者真相，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历史的真实度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人心的真实才是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所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追根溯源。黄仁宇先生让我懂得了，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也是可以这样读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不是几个概念、几个观点堆砌起来的历史。近年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的官场上。
明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个局都是这段漫长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前，他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疏于政事，就曾发过一通感慨。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言下之意，是说老子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官员，还是被当成冤大头忽悠。
这句话为三百年的帝国官场奠定了一个基调，皇帝与官员的权力博弈成为明王朝的主旋律。朱元璋扫平四方，他在自己的帝国布置了无所不在的特务网络，用铁血手段来处罚贪官污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然而，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净化帝国官场生态，而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拔刺”。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明朝的权力博弈不可能达到真正“拨乱反正”的效果。
草根阶层出身的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创业的艰辛是其他权贵出身的皇帝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份家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他杀戮开国功臣，废除丞相，让诸藩王离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皇权的专制，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和官场权力博弈的集大成者。可是大明王朝这部政权机器，并没有按照开国者所设定的轨迹往前发展。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尽管这列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不脱轨，延续276年国祚，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仔细分析起来，从一开始朱元璋所布下的局，已经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而每一个局都是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最后，将帝国和他的末代皇帝崇祯扣成了一道死亡结。
宗承灏
宗承灏著的《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讲述的是：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用铁腕扫除开国功臣，严令后宫和宦官不可干政，将皇权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的继任者没有先祖的雄才大略和治国热情，于是宦官开始出现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同时，内阁逐渐形成，票拟制度应运而生。帝国的权力逐渐从皇帝流向宦官和阁臣。
在科举制度下，文官集团极易出现党派争权。宦官与皇帝的亲密关系使其拥有染指最高权力的便利。因此，强势的宦官或者强势的阁臣，就充当了弱势皇帝的权力代理人。而文官与宦官的矛盾虽然不可调和，但二者也有联合的时候。就这样，三者之间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关系，将大明王朝这部政权机器逐渐拖垮，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
《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由宗承灏著，中国古代文官政治和君臣博弈的顶峰，别样视角读懂明朝历史，深度剖析破解兴衰迷局！
从洪武到崇祯，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的兴衰玄机，要去明帝国的权力格局中寻找。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做了诸多布局，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每一个局都是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最后，将帝国和他的末代皇帝崇祯扣成了一道死结……